“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地区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然而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在宏观上遏阻、在中观上袭扰、在微观上攻剿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使得拉美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徘徊。从历史继承性和现实异变性两方面的原因分析,认为中美拉的文化基因存在差异,美国重拾门罗主义并受冷战经验的误导,将中拉经贸合作视作美拉安全的重大威胁,秉持“西方中心论”激化中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的矛盾,多方位对中国进行遏制,以维护其霸权地位。面对美国的围追堵截,中国应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化中拉经贸联系,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威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与认同,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灵活处理中美拉三边关系,以“一带一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日印澳经济冷战思维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现状、动因与应对建议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受到美日印澳等国的关注、敌视和经济冷战思维外交的战略围堵与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挑起并进一步升级经贸摩擦,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敌视和剿杀,妄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重要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在这样的历史变局下,思考如何应对美日印澳经济冷战思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对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遭遇欧美大国经济冷战思维挑战的研究现状及新构想

当前,欧美大国秉持冷战思维,用尽各种办法阻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该文基于这一事实,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认为学界尚未在冷战遗留的学术语境下挖掘出“一带一路”遭遇欧美大国经济冷战思维挑战的现实问题根源。继而提出再研究的构想,尝试构建基于冷战遗留视角透视“一带一路”遭遇挑战的理论框架,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带一路”遭遇地缘冷战思维挑战学术研究的现状与再构想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沿线地区始终是冷战思维主体关注的战略地带,在涉及中国周边的区域、跨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触及当今国际秩序主导大国及其阵营的传统势力藩篱时,经常遭到其发起的地缘冷战思维挑战。从现有研究“一带一路”遭遇地缘冷战思维挑战的文献来看,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对地缘冷战思维的认知比较笼统与模糊,有将冷战思维与传统地缘学说强行捏合之嫌:一是在用学理解构现象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内含的“历史延续性+现实继承性→衍变”的多维度、整体性视角解读地缘冷战思维挑战;二是在解构现象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时,没有关注到地缘冷战思维带来的挑战虽具有地区性,但实则是以地区和跨地区的特性体现着国际政治衍化的全球性。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再研究构想,即从冷战遗留视角界定地缘冷战思维挑战概念并建构相关学理框架,然后以此作为再研究的工具,析出地缘冷战思维挑战的动因及施动路径,再从两个方向,即中国倡议和实践“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选择方向,西方大国及其阵营主导世界秩序与护持地区霸权、压制和扼杀“异质行为体崛起→分享全球治理权”的方向,解析这两个方向产生冲突的结构性的深层原因,追溯和比较该冲突在不同运行方向上的地缘关系,廓清地缘冷战思维挑战的机理,并提出应对建议。

语境化的文本解读与文本化的语境研究--评金衡山的《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

金衡山教授的新作《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是解读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又一力作。它围绕冷战思维这一内化的美国集体逻辑,从政治辞令、文学想象、大众文化多个层面探究了冷战时期美国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对抗。此外,《印迹深深》采用的跨学科视野和多元互文的研究方法也为从历史、社会、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超越冷战思维,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地区新秩序

当前,东北亚地区正处于冷战后的秩序重构时期。冷战时期的苏美对抗格局结束了,地区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各国相互成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但是,冷战思维和安全困境仍然存在,成为建立地区新秩序的重要障碍。超越冷战思维,确立平等信任、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化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政治互信,建立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东北亚地区和谐秩序将是各国的理性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冷战思维分析

主流价值观的差异决定社会治理模式不同,而经济管理手段是由社会治理模式来决定的。冷战思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它继承着资本主义同盟的冷战任务、在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价值观、遏制和消灭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冷战思维在两个层次影响国际金融:第一,对异质发展模式的敌视,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动荡;第二,对社会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与经济管理,致使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我国学术界关于冷战思维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从冷战思维研究的视角,关于冷战思维的内容、含义和特点,以及冷战思维的根源等方面,对我国学术界研究冷战思维的主要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研究冷战思维,必须顾及到究竟什么是冷战,不能把冷战思维的概念无限放大,也不可以简单地缩小;当前研究冷战思维的视角比较单一;全盘冷战思维是否恰当。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招来了国际上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为代表的种种赞誉,一时间盖过了早些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尽管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然而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并不惜以武力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扩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且完全无视正义、国际道义、甚至国际法的制约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强行展开军事行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亦是其冷战思维定式的逻辑结果。在西方霸权逻辑中,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走向可知,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依然十分严峻。然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无论是赞誉还是抵毁,无论是效仿还是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依然步履坚定。

“布什模式”、科技遏制与冷战思维

目前,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科技遏制”背后隐藏着一种狭隘的冷战思维,体现在《无疆前沿法案》所包含的“布什模式”之中。布什模式认为基础研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组成部分,进而建构了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角色。从科学哲学来看,冷战思维源于蒯因的整体论。冷战思维用“国家安全”去绑架科学,会将科学家的眼光限制在狭隘的政治战略框架内,进而弱化他们挑战科学前沿与扩大自身社会角色的能力。

新冷战思维导因分析

冷战期间，冷战思维一直控制着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头脑，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杜鲁门主义到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从卡特的“人权外交”到里根的“有限推回”，都深深打着冷战思维的烙印。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曾表示要实行与冷战期间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但冷战结束10年来的风风雨雨表明，冷战思维并未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布什、克林顿直至小布什，这种思维方式“仍相当广泛地存在．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冷战思维

学术意义上的冷战思维是与冷战概念紧密相关的。冷战思维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有过;当代冷战思维是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强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具有隐蔽性,不利于世界和平;当代冷战思维与民主和平论有密切的联系,消除冷战思维要进一步优化建构民主和平论。

“冷战思维”阻碍中美经贸关系

经贸关系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与"稳定器"。但是,随着中国世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设置的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越来越多,并且日益向政治性、技术性等隐性领域发展。当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频频遭遇政治化壁垒,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矛盾之一。究其原因,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在作祟。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合作共赢,在经济领域构建起公正、透明的合作机制,应该成为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保障。而美国应为此注入更多正能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冷战思维与“十七年”文艺运动

作为一种在冷战语境下被构造出来的"新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无论从其性质的"被确立"到文学秩序的建立到文学作品的构型都无疑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冷战形势的变动对国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文艺领域的运动随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冷战日益复杂化、严峻化,文艺斗争也日益走向极端。厘清二者演变脉络,我们将看到冷战格局中的当代文学的生成资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阶级化、单一化。

2008国际金融危机与冷战思维因素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显著特点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深陷其中,而且国际社会重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价值,舆论对社会主义有所改变,中国模式受到重视,这与冷战思维紧密关联,与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宣布历史终结的情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冷战思维对国际金融危机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它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自我意向的优越性从而掩盖内在机制的根本缺陷,同时在造成外交成本高居不下,拖累国内经济。

论冷战思维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开始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交往中意识形态的因素进一步淡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交往的主流。然而，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际政治领域却有一股冷战思潮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特别在冷战思维指导下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而且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完全错误的。首先,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其二,时代变化颠覆了“修昔底德陷阱”立论的基础;其三,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而不是挑战者和破坏者;其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希望通过重启和完善中美多层次交流机制积累互信,通过重塑中美经贸关系夯实互信,通过全球治理合作深化互信,实现中美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