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文化外交——以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为中心

对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是日本在东亚开展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案例。从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而言,这一案例体现出明显的"加权汇总"的供给方式。在其具体实践中又具有三个特点:通过知识传授和技术交流加强柬埔寨的自主能力;技术、经验、制度和设备等国内"比较优势"的区域性外化;多元主体的协同互补。因此,吴哥古迹保护修复成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和区域合作政策相结合的成功典型,对于日本改善国际形象、增强区域影响力、提升日柬双边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功能性合作视角下安倍政府对非洲合作探析

功能主义聚焦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目标,通过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功能性合作,磨合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达到获取相关利益的目的。二战后,受制于政治因素,日本将经济外交作为其对外交往政策的重要选项,以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功能性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展开经济外交。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化,日本的“政治大国”野心愈发凸显,不断向外拓展外交空间和战略自主性。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在对非外交方面,通过强化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机制,增强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近年来,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印太战略”将非洲纳入日本地缘战略版图,将非洲地区打造成日本“俯瞰地球仪”外交的重要支点,以实现其制衡中国、迈入“政治大国”行列的战略目标。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日本的实践及其启示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是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理论新视角。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各具形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这成为日本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实现自身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途径之一。在日本国内,功能性合作被普遍视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和关键内容,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则是开展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方式。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亚洲各国既要珍惜传统友谊、政策宣示的积极作用,也要通过制度性建设和功能性的外溢、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以及相互利益的交换和妥协等方式给予刚性支撑。在当下的东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联合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开展功能性合作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政策选择。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二战后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积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以共同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南海地区功能性合作:中国的视角

2010年以来,南海相关问题已经占据地区外交事务的重要甚至是中心地位。从推动地区外交朝着良性互动的角度看,如何降低南海问题对本地区外交所造成的困扰,很值得继续探讨。地缘政治逻辑的方式没有获得其支持者期待的积极收益,转向功能性合作或许能够对通过划界解决南海争端产生直接影响。本文的假设是,相较于信任,信心更足的参与方将更看重合作的价值,倡议南海各方将渔业和民用航空作为'先易后难'合作的可能领域,以此作为寻求减少对抗的一种解决方案。

区域合作理念中的公共产品与功能性合作——以日本“东亚共同体”论为例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日本国内陆续兴起的诸多'东亚共同体'构想具有较为广泛的思想基础和实践铺垫,也不乏国际关系的理论要素。从理论上而言,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功能',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则强调'产品',两者在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论中实现了某种汇聚:在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产品'是'功能'的载体和形态,而'功能'是'产品'的效用和目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论的兴衰及其与现实的彼此参照,为其他的共同体理念和实践提供了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

现代社会治理:功能性府际合作与功能性政府建构——基于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功能主义进路

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功能主义理论主张在“低政治”领域进行功能性合作,建立功能性的国际组织;强调合作会自动扩展,即某一功能部门的成功合作会进一步刺激其他功能部门的合作。正是在功能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欧盟逐渐从功能性府际合作组织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功能性政府,实现了欧洲社会多功能性领域的有效治理。对照之下,现代社会的公共事务也变得越来越“外部化”,跨界性日趋明显且自成一体化,产生了在相应功能性领域进行自我规范与精细化治理的需求,挑战着传统的跨行政区政府间关系与政府内部条块分割的权力格局,这与治理理论强调多元参与、自主协商的意旨不谋而合。在功能性领域的治理中,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构建功能性政府以兼顾现代社会功能性领域的治理需求和政府行政的变革要求,显得势所必然。

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发展与中韩合作

在全球化的今天,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而区域公共产品的提出为考察和促进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中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开展区域合作既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同时也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3年、2014年韩中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在政治安全、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形成共识并取得实际进展,扩大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东北亚区域更广更深入合作提供了示范。

中、日、韩金融合作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

东北亚金融合作的滞后已经成为导致区域经济不稳定和制约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加强中、日、韩金融合作 ,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更多的开发资金 ,有效地防范区域金融危机 ,十分必要。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中、日、韩金融合作既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又有适合的制度基础 ,关键是要解决合作途径的选择和操作问题。从当前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条件来看 ,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应积极开展中、日、韩之间的功能性金融合作。从成立东北亚国际开发银行、建立中、日、韩之间的清算支付体系和中、日、韩 3边货币互换机制等方面实施合作。

非对称性对抗关系视阈下的中日竞合:以东亚地区经济治理为中心

当前,中日两国在地区制度平台建设乃至全球事务参与上竞争与合作并存。两国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引发的对抗、日本对华的地位及意识形态对抗促成了两国间的非对称性对抗关系,是竞合状态的底层逻辑。日本对华的强敌意心态驱使其以中国的外交政策为依据制定相关政策,对外政策呈现出对华强对抗的特征。在非对称性对抗关系结构下,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治理上虽与中国展开功能性合作,但同时为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采取了与中国竞争合作伙伴、确立对华制度优势的对抗性政策。中日非对称性对抗在一定时期内会持续存在。中国一方面需时刻对日本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战略包容、战术灵活的政策。

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善治经验——对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案例研究

"一村一品"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开展地方外交和对外援助的重要案例。作为一种区域公共产品,"一村一品"运动的推广是日本在国家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中成功经验的外化,即善治理念和实践从地方到全国再到国际的不断拓展的过程。作为"内生发展理论"的具体实践,"一村一品"运动在泰国等国因地制宜,有所修正和创新。通过动态调整和双向学习,"一村一品"运动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其在自身发展和对外推广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值得进一步总结和反思。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路径与推进策略——共建“一带一路”的视角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已形成相对复杂的FTA网络,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推进路径也因此呈现出相对明显的"多向化"特征,博弈氛围相对较浓,整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难度相应加大。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贸易投资合作为重点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动开放包容、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可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亚洲的不断推进,亚洲地区要进一步充实功能性合作,不断增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进一步发展新型合作模式,不断增强互联互通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性支撑作用;进一步扩大现有的FTA网络,不断加强次区域制度性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整合,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互动,以更符合亚洲特点的方式积极突破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日本对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事务的介入进程及模式研究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国家生存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国家,海上通道安全无疑对其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马六甲海峡更是被日本视为"海上生命线",其航行安全问题一直被日本国内高度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该海峡的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事件(1)激增,各海峡利用国特别是日本损失惨重。1999年以后,日本开始采取各种途径,多渠道、多层次地介入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事务,并力图成为主导力量。值得我国关注与警惕的是,日本以打击海盗为名扩大其在海外军事存在的潜在战略意图。

“芬太尼危机”的发生逻辑与治理路径

“芬太尼危机”在外观上表现为国与国之间毒品管制立法的差异或分歧,但内核则属于禁毒公约在国内法层面所引发的冲突。毒品管制制度所固有的地方性特征,使得以公约为制度起点的国际禁毒体系,在缺乏统一约束性和普遍强制力的前提下,难以对毒情形势多样的缔约国提供契合地方化毒品形势的管制样本。而以双边协商为基础展开的域内管制附表修订,则只具有静态的规范价值,在应用层面产生作用还需行政及司法制度的配合。基于毒品政策和管制制度的差异,类似“芬太尼危机”的现象必然会不断涌现。修订域内法以及完善以公约为基础的国际禁毒体系,是建构“公约范本—国内立法—多边协商—个案协助”多元化的国际毒品管制制度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促进相关国家或地区在具体案件中的执法与司法合作,对于解决类似现象具有合理且现实的意义。

海峡两岸有组织犯罪之应对研究

海峡两岸文化互通的亲缘关系与位置相邻的地缘特点,使得两岸有组织犯罪在一定程度同源性基础上,成为各自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促进的重要力量,并呈现时代背景下"去暴力化"发展的新样态。然而,海峡两岸在法律规制与专项行动等应对策略上的局限造成各自有组织犯罪的治理成效不足,同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与法律制度的差异造成两岸打击合力的制度性构建欠缺,对跨海峡两岸有组织犯罪的共同应对与治理乏力。所以,应以构建常态治理体系为指引,完善法律规范、化解法律冲突,以功能性合作为路径,对海峡两岸警务合作之成效与经验予以吸收和整合,在直接联系渠道与警务合作模式的制度化建构方面深入探索,推进海峡两岸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深化合作,共同维护两岸社会的和谐、安宁。

通信领域向多个国家或地区申请发明专利需注意的问题

在专利制度方面,中国、美国、欧洲存在差异,因此,在依据《专利合作条约》和《巴黎公约》向这些国家或地区申请发明专利时,需要考虑这些国家或地区对于时差、客体、功能性特征、超范围以及优先权的不同规定,使撰写的申请文件尽可能满足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申请人的利益。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现状与前景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发展复杂多变的今天,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持续保持发展活力,"新零售""新制造"等也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日常,并逐渐影响着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一系列的价值观念。金砖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数字金砖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鉴于数字经济发展本身特有的规律特点,金砖国家在深度合作方面也面临现实挑战,特别是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突破国界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以及数字巨头权力过度扩张对国际格局带来的影响等。在今后合作路径方面,金砖国家间可通过开展功能性合作,不断磨合彼此的差异和分歧,共同探寻数字利益增长空间,携手开启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数字经济新未来。

从“合作”到“事业”: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

水务领域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传统重点领域,近年来,日益成为日本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新兴增长点。这既源于国际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的变化,也与少子过疏化和财政困难等日本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变化息息相关。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由此逐渐从援助视角下的"合作"向商业视角下的"事业"转变,并且实现了两者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国内政府引导与机构设置的基础上,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的水务实践注重公私伙伴关系的建设,强调企业与地方政府"官民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这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海关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路径研究:“新功能主义”的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海关国际合作是保障。中国海关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实施机构之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对中国海关国际合作也提出了诸多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会对"一带一路"海关合作的内容、重点以及机制等产生深刻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应以怎样的合作架构来发挥其功能并实现其战略目标,是中国海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所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一带一路"战略框架符合"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在单一领域内开展的"功能性合作"有可能逐渐外溢至其他相关领域,并上升到制度性合作的层面。本文基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考察中国海关正在或即将采取的具体举措,以及在此过程中的风险因应之策。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金融合作探析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合作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金融合作的现状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对双方金融合作的动因及基础条件进行了分析;找出了金融合作的障碍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金融合作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