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统一体:重审伍尔夫《弗勒希》中的动物叙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实验性小说《弗勒希》以动物叙事为主要特征,体现了伍尔夫传记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即构建和谐的统一体。小说通过动物的视角,以精简的篇幅和全面的内容,在事实与虚构之间构成微妙的平衡;借由动物的形象,塑造出理想化的传记人物,达到性格特点、性别气质与阶级特征的调和,最终传达出人类与动物之间情感共鸣、和谐共生与相互依存的生命观。重新审视《弗勒希》中的动物叙事可以发现,伍尔夫超越了传统传记文学的局限性,形成了和谐统一的艺术特色与审美意蕴。

作为一种动物叙事的类型创作——以《我在雨中等你》为例

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非常独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是个人生活内容的外在形式。电影文本的创作中当然也少不了对动物、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和讨论,动物的出场自不必提,以动物为叙事的重要部分,将其视作主人公、叙事对象乃至叙事视角的文本也层出不穷,在世界电影创作历史中大放异彩。文章以近年上映的《我在雨中等你》为例,勾连动物叙事电影的主要类型及主要特征,分析动物叙事类型的电影在创作上的特殊形式及艺术价值。

拓展儿童文学边界的动物叙事——谈李谦的长白山生态小说

擅写长白山生态的青年作家李谦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有关“动物叙事”的“儿童文学”。她不满足于想象和虚构,通过多次亲身体验野生山林生活和巡山护虎活动,建构了真实的生态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思想。她将儿童视为“人”,从创作思想上完善了儿童的全知感受能力,突出仁与义的强大动力和意义。小说主题的严肃性、描绘生态前景的严峻程度以及小说细节的真实性,都决定了她的作品不限于儿童读者群,小说中强烈的对话意识的自省成长的主题适用于广普人群。李谦力求把长白山地域文化、自然景观知识、民间风俗等内容融入创作,通过趣味盎然的语言和晓畅清晰的叙事完成儿童文学的生态伦理启蒙,成为胡冬林之后又一位成长中的、有特色的长白山生态作家。

论陈应松小说中的动物叙事及其审美价值

动物叙事是关于人与动物、自然关系的叙事。作家陈应松的动物叙事,以动物伦理勾连人性本真,既对物态本真下的动物生命予以发现、张扬,又对人兽、人与自然关系予以思考;既以“兽”写人,展现人兽冲突下的人性失衡和生态灾难,又将动物叙事融入底层写作,在“死与生”“人与兽”等的辩证关系中寻求神性的救赎和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显示出其身为作家的责任担当和关注生态、心系底层的民生情怀。

生命关怀与人性烛照——王祥夫小说的动物叙事意蕴

“动物叙事”通过与动物相关的叙事,加深对社会、人性、精神文化等更深层面上的探求。王祥夫的小说运用“动物之镜”,呈现人与动物的生存状态,观照复杂多变的人性,映现传统自然家园的衰落。无论是对生命存在价值及意义的探讨,还是对复杂人性的探究,或是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都传达了浓厚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从而使作品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

动物叙事的跨民族文学承变——以满汉文学中的鹦鹉叙事为例

鹦鹉自先秦进入汉语文学,历经千年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巧舌、美羽的形象与思归、相思、报恩等稳定的意象内涵。鹦鹉的原产地与关外的满洲民族生活区域并不重叠,它是明末清初八旗入关后,在民族交流互动中逐渐走入旗人生活的外来物种。旗人在接触汉文化的过程中积累了鹦鹉知识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清中叶的旗人小说、戏曲和民间故事中的鹦鹉叙事,承继着汉语文学传统中的鹦鹉形象及意象内涵,同时,又受旗人文化心理影响而突破了既有的文学传统。鹦鹉叙事从汉语文学到旗人文学的衍播、流变,是研究多民族同种动物叙事异同的典型个案,从中可以归结出动物叙事的跨民族文学承变的基本规则。

论严歌苓作品中“动物叙事”的流变与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们高度关注生态文学创作,“动物叙事”这一创作题材开始受到作家的青睐,众多经典作品应运而生,如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郭雪波的《银狐》等。严歌苓因频繁与动物接触,也加入了“动物叙事”创作的行列,于1989年创作了《雌性的草地》,取得了不错的反响。2019年,她推出全新力作《穗子的动物园》,再次回归“动物叙事”,紧接着又于2020年发表了《小站》。在这30年间,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态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受此影响,其作品中的“动物叙事”与创作之初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了探究此发展,文章从动物扮演角色的变化、人与动物间地位关系的突破以及生态整体主义的发展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创作前期和创作后期的三部“动物叙事”作品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其作品中动物由塑造人物和烘托主旨的配角变成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主角,人与动物间的地位关系实现了从相互审视到真正平等相处的突破,人们也从执着于驯服动物转变为寻求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复调与重弹：当代民族文学的动物叙事研究

当代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模式取得了重大成功。动物叙事艺术阐释了人类、民族、文化、环境乃至时间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突出表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着眼于现代文化的多民族合理共建,是对当代流俗文化的有力批判,亦是对当代文学如何发展的深刻反思,极具有启示意义。

作为一种类型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动物小说类型理论初探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小说创作中,"动物叙事"作品占据了一个颇为主要的话语空间,并逐渐呈现出了类型化的表征与趋势。这里笔者尝试在表意层次上进行类型划分,暂且把新世纪以来的诸多动物叙事小说划分为寓言型、写实型、神话型三种动物叙事类型,在对各类型叙事表征进行具体文本意义上的分析与关照的同时,进而论证这一类型划分的重要依据与理论意义,并力求对开展动物小说类型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进行合理的阐释与预见。

“动物叙事”中的人文情怀——新世纪动物小说类型化研究的意义与可行性探析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动物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其类型化表征日益彰显。作为一种小说叙事类型的"动物叙事",其自身内蕴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无论从人性深挖、生态写实亦或神话叙述的层面都可窥见这种思想、道德、文化层面的强烈诉求,这无疑提供给我们一个有效地进入动物小说的角度,作为一种合理的阐释资源,以此来对动物小说进行具体的类型化研究,特别是对其研究意义与可行性的探析,更能昭示出新世纪动物小说所特有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意识的兴起

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逻辑发展线索,中国当代思想也没有发展出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伦理观。但在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上承鲁迅、巴金等现代传统,又感应于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动物叙事中出现了视动物为伦理主体的自觉的生命意识,这一意识的出现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动物叙事的伦理基点——以《豹子最后的舞蹈》《这一生太长了》为例

动物题材小说多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了既往的伦理视野,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更有甚者则走上了极端动物中心主义的立场。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在肯定动物生存权的同时应该理智看待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边界和限度,以使文学发展在遵从"自然伦理"的同时不违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前提。所以"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曰"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成为生态批评的伦理基点,它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不过度僭越的,这正是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和张洁《这一生太长了》的启示意义。

西方文学动物叙事的伦理视野

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源远流长,代有佳作,在社会伦理、宗教伦理、生态伦理三个维度上对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索。在社会伦理的维度上,它涵盖了西方的社会伦理探索的全部过程;在宗教伦理、生态伦理的维度上,它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人类的道德自我完善。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成为人类德性之路的启示录。

文学经典与动物认知——当代西方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析解

当代西方生态文学是在生态思潮和伦理变革的张力中发展的。西方生态文学在与动物伦理、生态中心主义的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建构起动物叙事的生态维度。当代西方生态文学主要呈现出两种类型,即人与动物冲突型和人与动物亲近型。作家们通过人与动物的冲突或亲近,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生态整体主义、人类伦理与动物伦理的矛盾衍生及变化过程,由此深入到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反思当今的生态危机。

动物之镜:当代小说动物叙事的人性之思

动物作为自然繁衍法则产生的非人生命体,在人类生命历史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人类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复杂多变。从人类早期的动物图腾崇拜到家畜圈养再到宠物文化,动物始终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人类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动物的想象与情感。就中国动物书写文本而言,远到《山海经》中描摹的各类神奇异兽,近到《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怪,直到当代生态文化景观中的动物书写,动物既生活在人类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人类文学想象世界里。

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

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类型繁多,旨趣深远,叙事视角多变,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交织。借助展示动物的悲剧性命运,作家也较为彻底地批判了人类文明。生动多彩的动物形象不断涌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形象画廊,让人进一步扩展生命眼光,树立生态意识,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局限尚存,更为经典的动物叙事尚待创造。

传统情结与现代伦理的矛盾与悖反——贾平凹、叶广岑神话“动物叙事”比较研究

作为新世纪以来的诸多动物叙事类型的一种,神话型动物叙事正逐渐占据着颇为主要的话语表述空间,这其中,贾平凹和叶广岑的创作无疑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但在他们的创作理念之中却暗含着传统情结与现代伦理的矛盾与悖反,二者也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取舍与选择。对他们的创作理念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除了要探询出该叙事类型其内在发展的可能屏障和有效动因外,更寄希望于更多优秀的作家融入这一叙事类型创作当中,并以一种更为娴熟而完备的艺术样式、思考深度来呈现出神话叙事的特有魅力。

图腾文化与文学中的动物叙事

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图腾文化所具备的文化元素功能和象征意义早已成为人类研究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图腾的实体来源于动物这种现象,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大大拉近了一步。以动物作为氏族的亲属,甚至氏族的祖先,又以动物作为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食物之一,这一切无不在宣告着自远古时代动物在人类与大自然的相处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动物既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进入文学艺术领域的最早启蒙话语,文学艺术借助动物叙事而达到了对人类生命意义和对人类文明发生意义的叙事。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动物叙事与寻根文学

对动物叙事内涵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对动物叙事概念的理解,应该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概念本身的内质。寻根文学中的动物叙事表现出的生态意识觉醒,具有明显的生态意识转向意义。因此,从新的视角重新考察和丰富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