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程永超:《“华夷变态”的东亚:近世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关系史的研究》

一、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丰臣秀吉在天正十九年(1591)命国内诸将先行准备,来年渡海侵略朝鲜半岛,完成前人未尽之大事。从秀吉官宣的目标看,那是一场最终以征服明朝为导向的侵略战争,若以彼时之语言来称呼,秀吉从“天下人”踏上“入唐”之路,进而成为世界的“天下人”。[1]天命并未继续给予这位战争狂人更多的眷顾,兵势受阻、议和失败,临终前的政权“托孤”已是无力回天。然而,战场的硝烟遗祸未随秀吉的逝去而消散,东亚三国的局势依旧未稳,关原之役、后金崛起,而朝鲜虽有誓师复仇之心,奈何天朝要求“自固为上”,又恐受诬“阴节日本”之名,左右为难。受万历之役所累,明朝元气究未恢复,加之思宗刚愎自用,内政外交昏招迭出,终失其鼎,天下逐之。至此,明清鼎革,华夷为之一变。

浅析宋辽交聘中传统“礼别华夷”观念之变化

儒家民族观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和礼仪形式作为严格区分夷夏的标准。在政权面临威胁之际,中原政权常严“夷夏大防”维护自身正统性和文化的中心地位。然宋辽两国交聘却一改以往中原王朝独尊局面,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礼乐规制上亦日趋同化。此时宋人已难以依据是否遵循“礼”的礼仪形式来划分夷族,传统“礼别华夷”观念遭受挑战。

日本近世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

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强调国家之优劣先验地决定于国家本身。其构想以“神国日本”为先验性根源,以日本持续“泰平”为表征,以兰学知识为佐证,强调日本不仅优于中国,还是世界“万国之宗”,并且不排斥使用武力来实现。表面上,这一构想似乎摆脱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展现了日本价值的伸张与独立。实际上,它仅仅是置换了中日之间的“华”与“夷”,用“神道”取代“圣人之道”,在逻辑框架中仍旧坚持“尊内卑外”“中心-外围”的传统观念,并未对“中华文明”形成实质性的批判,本质上依然属于华夷思想。然而,它却丧失了华夷秩序的伦理性,强调武力,这些变奏部分与近代侵略历史相连续。

华夷之间与记忆之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明清云南文庙

文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文教设置是封建王朝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治理的政治实践,也是在“华夷之间”维系数千年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纽带。“华与夷”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化认同,在边疆云南地区,中华传统得以绵延不绝,形成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是以文庙为场域的儒家文化传统起到重要作用。文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之场”,它的存在是文化间距与文化互视的重要空间基础,更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体系,始终承载着儒学伦理,这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始基。云南文庙具有的文化内涵和现实研究价值,对于了解儒学在云南地区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历史发展中封建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华夷之辨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

“华夷之辨”系传统中国民族关系理论之一,于历代诗文多有呈现,尤其处易代之际,激辩之声哓哓不止。泰山辞赋的华夷之辨与之不同,汉唐时期主要呈现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夷狄向化、以华化夷;宋元时期集中表现为华夷会同的想象与理想;明清时期则不辨华夷、不言华夷,以不辨为辨,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泰山辞赋创作之底色。清代泰山辞赋的创作指向主要呈现为:塑造问俗观风、勤求民瘼、孝慈亲仁之帝王形象,书写泰山自然地理形胜之美,以泰山象喻圣人圣君歌咏泰山含宏无外之人文意象。“大一统”“不辨华夷”乃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必然走向。

华夷变态三形态

学界的热议话题"华夷变态",仔细吟味,可整理出三种形态。恪守华夷之辨,期待秩序归位;担忧入寇来袭,故蒐集"华夷变态"的情报;用国体论冲击华夷秩序观,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成立准备思想条件。石原道博在其著作中用"乞师"比照"华夷变态",不过是一种恶用而已。

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

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之辨”观念 ,是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观 ,这一观念对曾占据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且随着金朝与汉族王朝交往的增多 ,其华夷观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化。大体而言 ,由于受汉文化影响的加深以及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金朝由耻为“夷狄”转向自认为“华”,贬斥南宋及其它政权为“夷狄”。最后 ,为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 。

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转型逻辑

近代日本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并未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半途而废或完全中断,而是以另一种隐性的形态潜伏在东亚近代史的洪流之中。在西方列强势力冲击东亚的千年变局中,近代日本将"日本式华夷秩序"中的"天下""华""夷"等相关指涉概念,改换为"宇内""亚细亚主义""洋""亚细亚恶友"等新的话语形态,并实现日本从转身"脱亚"再到回归"征亚",以日益膨胀的武威主义对待东亚"天下"的"亚细亚"他者,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一直到二战中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形式复现。结合近代日本在面向西方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东亚"天下—华夷"秩序观念的理解与历史秩序结构的复归,可以勾勒出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潜伏与再现背后的历史逻辑。

“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

“日本型华夷秩序”论左右着学界对近世日本外交格局和性质的判断,为此,就必须对其实质做出价值判定。16世纪后期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试图摧毁以明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并取而代之,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德川幕府建立起以“对外四口”为框架的对外关系体系,并因明清交替而在日本形成了“华夷变态”理论,从而生成以日本为“华”统治周边国家的意识,即当代学者所说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然而,比照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可见,“日本型华夷秩序”皆是反其道而行之。前者是由“华”对“夷”以“薄来厚往”的给予方式来维持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后者则是不惜动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是在损害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

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

文本旨在探讨以"华夷之辨"为理论基础的"中华主义"在东亚诸国的流播、衍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议题,希冀为今后进一步剖析影响"东北亚共同体"构建进程的"历史认识"问题、岛屿所属之争内在机理等提供参照。为此,文本首先对明清鼎革以降朝鲜王国形成的"小中华主义"、日本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清朝再诠释"华夷之辨"及"天下与国家关系"问题予以探讨。其次,考察近代以来中日韩(朝)三国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路径,梳理东亚式民族主义生成的思想源头。

秦汉至明清时期北部中国华夷观念演变的几个特点——兼论华夷观在华夷族群封贡体系中的地位

秦汉以后至明清,大中国范围内的华夷观念及其演变往往植根于华夷族群之间的体系性军力对抗及其分合消长,就族群之间战争对峙而言,其冲突频发的原因或者说动力带有明显的多元复合性,就长时段而言,华夷族群之间的和战又是华夷族群之间融合的推动力量,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族群融合、大中国政治共同体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坚持本族群的主体地位是各历史时期华夷观念多向演化、华夷族群相互"本土化"融合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华夷观在古代中国的演化规律大体呈现为两个层面:在第一层面,基于中原华夏族群与周边诸夷族群的地缘军事格局态势在较长时段内的大体固化,华夷观念在族群意识和王朝决策层面不外乎游移于融合—对峙的两端,在天下一统时华夷观念往往主动承应着政权管辖之下融合诸族、淡化畛域的功能使命,而在政权对峙期间修攘制御又向为华夷关系的主题。因此,无论和平交往时期还是政权对峙冲突时期,华夷观都能为调处华夏族群传统封贡体系内部以及华夷族群封贡体系之间的和战交往提供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和支点。在第二层面,基于华夷族群实力对比与控制边界在一定时段内的较大变动,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趋向也往往是"胡化"与"中国化"所在兼有,皆为族群势力本土化之表征,而绝非单向的"汉化"或"中国化"。华夷族群交相控制、统治中原的历史无形中也改变了华夷观念单向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华夷诸族群在经历长期的纷争、对峙、隔阂逐步走向融合共生的助力。也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层面,华夷观念奠定了它在大中国古代封贡体系发展、演化中的基础理论地位。

唐朝中叶以后“华夷”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华夷”格局主要由于受到汉族和诸少数民族力量对比的影响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以“安史之乱”唐朝走向衰弱和周边多民族兴起为标志，传统的“华夷”格局受到破坏，儒家“华夷”观念和正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这折射出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曲折进程和儒家民族关系学说的嬗变轨迹。

华夷观念与文化优势

蕴涵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国际秩序理念,是华夏伦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主要不是靠武力维系,而是依靠华夏"礼仪,"即政体组织形态、儒家理念、法律体系的吸引力,形成非强制性的"天下秩序"。华夷观念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既贬低其他民族又有较强包容性。能否像过去那样提供文明的标准并且被周边国家认同,则是中国能否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关键。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黄纯艳“华”、“夷”是贯穿于我国整个古代史的两个相对概念。封建统治阶级把我国众多的民族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集团：“华”，即中原的汉族；“夷”，即周边各少数民族。他们对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民族问题的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便表现...

华夷观念与神夷观念的比较——中日东西文化论模式

中日文化自古就有密切的交流,自近代始,又共同与西方文化进行广泛的接触。在这双重关系中,形成了某些类似的文化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夷与神夷观念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对此加以分析比较,把握异同旨趣,认识其影响作用。

甲午战争与华夷观念的崩溃

本文认为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感,击碎了国人的“天朝梦”。而最后一个朝贡国的丧失,则使华夷观念失去存在基础。战后中国思想精英开始对华夷观念进行深刻反省,这一切都标志着华夷观念的最后崩溃。

析清代“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满族入主中原,清代统治者力倡"华夷一家"的新民族观念为清王朝国基稳定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思想保障。从清太宗皇太极到清高宗乾隆,这一观念日渐完善,《大义觉迷录》对此观念进行了集中阐释和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