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大协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丰富协商方式,健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化平台,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这一表述是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论断,是关于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思想。“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P31),人大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明确人大协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为建设协商协同配合机制奠定基础。

推动政协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协同配合

本文深入分析了政协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重点探讨了政协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的协同配合问题。建议增强政协协商与政党协商的协同联动,强调政协协商加强与人大协商的功能对接,倡导政协协商支持和辅助政府协商,鼓励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政协协商与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联动发展。

“有事好商量”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以洛阳市为例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以来,人民政协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地政协贯彻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求,积极拓展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新路径、新方法,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实践。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聚社会组织合力书写基层协商新篇章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搭建协商平台、拓展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民主协商中的独特作用,推进基层协商治理提质增效。

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协商治理的类型学研究——基于治理嵌入和协商能力的分析维度

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与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主体,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协商治理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模式结构。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提取治理嵌入和协商能力两个分析维度,可以将其参与模式分为“共治型”“自治型”“协治型”“辅治型”四种类型,并可以通过相应的实践案例予以验证。由于结构性要素与能动性要素的相互转换,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协商治理的模式类型可形成一种开放性的互动结构关系。为适应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提升新乡贤组织参与的治理效能,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协商治理应当致力于实现在不同治理场域、不同协商功能下的“分类协商”,以期深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精准化与精细化。

分布式协商:协商代表驱动乡村高质量协商的内在逻辑——以华中S村为例

乡村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而协商代表作为乡村协商中的能动因素对乡村协商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但具体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条件尚缺乏足够的讨论。通过建构分布式协商的概念框架,试图在“结构—过程—功能”三维视角下考察协商代表驱动乡村高质量协商的影响因素和逻辑机制。基于对华中S村L湾组协商推动绿植项目落地的调查,发现协商代表需要在对象、主体、内容、方式四个维度形成分布衔接的代表结构,以解决协商代表结构产生的规范性问题。同时,还要通过设置分类议题、分层单元、分步递进的多元化协商形态,将“代表链条”有机嵌入具体的协商进程之中,以实现结构性的代表链条与过程性的协商形态深度融合。由此在协商的系统层面上实现主体的包容性、环节的衔接性、要素的多样性的协商功能,趋向于形成一种乡村高质量协商的实然状态。分布式协商是中国基层代表治理的有益探索,其内含的协商代表与协商形态双向互嵌所呈现出的高质量协商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呈现。而乡村协商代表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中新的生长点和延伸点,既是对传统代表研究的深化拓展,也是对西方代表理论的超越,将不断丰富和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形态。

协商阶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理论在不同场域表现出不同的协商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形式。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在不同改革阶段呈现出无协商、象征性协商和深度协商三种类型和差异,这种差异受到协商框架的影响,即协商主体的偏好―能力、协商议题的利益相关性、协商策略的情理―规则。不同的协商类型根据其组合程度形成告知、默认、咨询、劝抚、讨论、决策、审议等协商阶梯,阶梯越高其协商程度越深。中国的协商民主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满足协商框架要素才能实现有效协商。

坚持协商民主推进乡村组织全面振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丰富协商方式,健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化平台,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健全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8页。全会对“协商民主”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制度设计、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丰富协商民主方式,健全协商民主落实机制以及完善协商民主成果转化和反馈机制的明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相关决定,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8页。。只有深入开展基层协商,才能“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67页。,才能达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良好成效。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内涵特质与实践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七大渠道”(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中肩负专门协商机构重任,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独特优势,既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方面,也是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应有之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人民政协要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不断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在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方面统合发力,推动人民政协更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试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演进的三个阶段——基于T市Y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

基层协商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共同参与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性环节。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基层协商既是一种外在的参与行为,也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公共精神。文章以T市Y村的案例为观察窗口,通过对该村在当地“三治融合”实践中相关做法的考察,分析村民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三个阶段,即功利性协商、训练性协商、文化性协商。其中,每个阶段相较于前一阶段,在协商的主体能力、平台、机制、实际效果等方面都有明显提升,从这三个阶段中可以看到基层协商民主的本土性演进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反思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中的主体性、内生性、文化性,对当下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数字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与路径

人民政协是加强数字民主建设和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载体,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的履职工作,有益于优化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凝聚共识功能,提升人民政协的协商能力与治理水平。数字时代的民主实践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契合了全覆盖的民主价值,在保障政治参与和增强协商效能方面实现功能互补,数字公共领域的场域逻辑影响着数字民主运作方式,并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提出新要求。数字时代的人民政协将民主理念与目标嵌入协商治理过程,从委员履职便捷、协商机制完善、治理制度协同等三个方面健全协商治理机制。在新时代,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协商治理,需要人民政协在民意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凝聚全过程共识,形成数据与知识的双轮驱动,促进面对面协商与网络协商机制的有机衔接。

非交互密钥协商综述

非交互密钥协商作为一种重要的密码学原语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安全信道建立范式,持续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密切关注.本文综述了非交互密钥协商协议的发展概况以及待解决的问题.有别于以往的综述,我们在对传统的非交互密钥协商协议进行全面回顾的同时,还对由消息层安全协议衍生的一类部分非交互密钥协商协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类协议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们能够(部分)非交互式地为群组建立(初次)会话密钥;且后续在群组需要动态变化时,仅需其中一个参与者发送一条请求消息,其他参与者进行监听就能完成群组会话密钥的更新.此外,本文首次讨论了一种基于非对称群密钥协商构造多方非交互密钥协商协议的潜在技术路线,以及利用区块链技术作为公钥基础设施扩充组件用于解决非交互密钥协商协议设计中潜在风险的方法.

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使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

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民主工具论认为,根据具体目标的不同,协商民主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协商民主实践,而不同类型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制度设计也不同。因此,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从目标和功能视角出发,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可划分为公共决策类协商民主、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权力监督类协商民主和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山东单县的乡村夜话对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进行分类化的制度设计,是对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的初步探索。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协商什么”“谁来协商”“如何协商”“协商结果”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协商目标、协商议题、协商主体、协商流程、协商方式、协商机制和协商效能等方面。

“微协商”:协商民主的重心下沉

近年来,随着政协委员大规模下基层,在基层开展“微协商”,搭建民生协商议事平台,推动了协商民主的重心下沉。在民主与治理的耦合视角下,“微协商”是为破解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瓶颈、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化解基层行政与自治的张力以及顺应基层精细化治理趋势而生成的。聚焦“微事务”“微单元”“微互动”等要素,“微协商”的运作机理在于: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不建机构建机制为基本原则,以多元整体联动为动力来源,以精准高效协商为重点方向。在应对“微协商”面临的政协过度介入产生空间挤压、协商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地方特色和民众首创精神欠缺等实践困境时,需要从厘清行动边界、强化监督问责、鼓励基层试点等方面进行优化,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发展社会组织协商的逻辑进路

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基层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战略部署,为发展社会组织协商提供更为宏阔的创新空间,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推动社会组织协商的强大动力源。党的领导为社会组织协商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统一战线为社会组织协商画出最大“同心圆”,协商民主为社会组织协商规定本质内容。社会组织要以加强自身建设为起点,积极融入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坐标系和动力场内积极参与、发展协商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提升政协协商广度和深度的思考

政协协商是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以人民政协为平台,通过民主协商,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过程,是使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载体。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民性和全过程性的内在要求看,新时代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在于提升政协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在结构上推进协商平台、载体与机制的延展,建设各级政协委员、各族各界群众身边的人民政协,更好地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反映人民愿望、凝聚人民共识、增进人民福祉;在功能上加强协商式监督、完善政协协商的全链条机制、推进协商成果转化、助力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更好地维护各族各界群众的根本利益。

协商式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责任逻辑、制度体系与实践路径

协商式监督是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概念凝练与理论回应,具有责任政治的内在逻辑和较为稳定的制度框架,并通过责任政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政协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相应的责任监督传统,协商式监督具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特质,在责任关系与民主程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监督责任对现代民主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责任型协商民主监督体系而言,人民政协不但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互相监督的责任本位型制度平台,而且也是民主监督的责任驱动型专门协商机构,在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导向型监督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要在协商式监督中合理认识权责结构,不断精准优化监督职责的匹配,创新完善民主程序的究责机制,实现责任政治与协商政治的理论融贯与形态耦合,保障协商治理与协商监督的责任落实。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独特贡献的四重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政党协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关于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做出了独特贡献,表现在:立足理论维度,系统阐释了政党协商的理论内涵,形成了独立的理论形态;紧扣功能维度,拓展了政党协商的重要作用,使其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地位;着眼价值维度,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商指向,实现了理论主旨的升华;聚焦实践维度,践行了政党协商的制度化发展要求,构筑了规范的制度体系。

制度-事务脱嵌: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生成机理及其治理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已基本实现良善之治,但亦面临着一些实践困境。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根源于“制度—事务脱嵌”。“制度—事务脱嵌”理论指出,治理事务是影响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关键变量,制度脱嵌于治理事务会导致基层协商民主出现实践困境。基层治理事务至少包括3类事务,即自主决策事务、动员式执行事务、依规执行事务。但是,当前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仅仅适配于某一类或两类事务,无法全部嵌入3类事务。当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与部分事务脱嵌时,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在脱嵌性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各类主体会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应付。于是,基层协商民主在脱嵌性事务中出现基层干部变通式执行、人民群众政治冷漠、政治精英过度参与、治理效果相对欠佳的实践困境。为此,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治理机制需着力于克服“制度—事务脱嵌”问题,让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能够嵌入治理事务之中,朝着分类运转的制度设计方向发展。

论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现的三维路径——基于社区协商实践的对比分析

在城市社区层面有效实现协商民主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典型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对比研究发现,基层社区在面对国家顶层设计、社区不同参与主体间的矛盾以及寻求社区公共利益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形式协商参与方法和多层次协商决策空间,以实现将国家政策性的协商民主要求转化为地方城市社区实施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协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化平台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系列价值、制度与技术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它的实现需要理念、制度与技术的综合配套与变革,体现在价值体系、制度程序与协商民主技术介入三个维度上。因此,实现社区协商民主需要加强协商民主理念、协商制度化建设和相应协商民主技术综合运用的叠加效果,应当走“制度化”与“技术化”的共同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