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去政治化”:农村养老服务过密化及其解释

强化农村养老服务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当前,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出内容、规则和方式等多维度的过密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过密化陷阱。过密化产生于行政系统和自治系统的双重“去政治化”。打破过密化陷阱的关键在于强化基层组织体系自主性,通过保障其接点位置,实现养老服务国家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把它人为地"政治化"或"文化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指向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是不承认民族身份、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其实质,就是要"去"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整套理论和政策。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

“去政治化”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西部农村“混混治村”的地方性表达

混混在乡村社会中嵌入式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成为理解国家基层治理态势的新视阈。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集中表现为乡村治权的弱化、高密度利益的受损及"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消解,这种基层治理生态被称为"去政治化"。"混混治村"是混混由"生计型"向"谋利型"转变的必然结果。因此,通过"混混治村"在"去政治化"的治理样态中的具体表达和实践,研究得出"去政治化"与混混之间的复杂关系及衍生的社会后果:乡村"去政治化"形塑出"丛林化"、"逐利化"和"灰色化"的乡村前途,这是基本的前提。反过来,混混构建的"丛林化"、"逐利化"和"灰色化"的乡村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导致基层治理的弱化、利益的受损及"权力的文化网络"消解的"去政治化"效应。"去政治化"与混混的相互形塑,进一步导致基层治理的乏力及国家基层民主和法治根基的破坏。

从“娱乐”到“傻乐”——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去政治化

21世纪十年间,中国传统的娱乐文化的生产方式被新兴的、以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所替代,其政治功能因之发生重大转向:大众文化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图景被一种简单的"快乐经济"所替代,形成了一种"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并通过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达成隐形的政治功能。通过景观化的快乐政治来遏制传统大众文化悖论性的现实批判冲动,大众文化的"快乐"变成人们想象中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

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评民族“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民族的核心内涵是政治属性。民族有多种存在形式,民族与国家同质是短暂的现象。"去政治化"即"去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未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向是建构完全的公民国家,而不是"创造"一个与国家同质的"大民族"。

“去政治化”还是“有机调整”:民族文化自治再审视

国内一些学者将近些年颇为流行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思路的理论来源与"第二国际"时期鲍威尔所阐述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勾连在一起。实际上,通过重新审视鲍威尔阐发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可以发现,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并未"去政治化",而是对国家中的各个民族、文化与政治、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民族自由与国家统一之间关系的有机调整。

“泛政治化”“去政治化”抑或“中性化”——对政治与教育关系的再思考

关于政治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学界主要存在"泛政治化""去政治化"和"中性化"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现实表明,它们都未能充分揭示出二者关系的丰富内涵与科学实质。对该问题的重新检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克服简单化倾向,对其作出考量与诠释:对政治和政治教育的认知应随社会的发展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政治和教育应当通过和谐共存实现共生共荣,研究二者关系需要不断地接近和触及其内核与实质。

“去政治化”,抑或“再政治化”?——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转型的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亟需现代转型。在学界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去政治化"代表着一种十分流行的理论倾向。"去政治化"理论的核心旨趣乃是"遮蔽"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而"政治性"恰恰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最终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并非一种蕴含着真理性智慧的科学理论,它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悖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转型绝不意味着"去政治化",相反,要自觉回应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而"再政治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

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可谓百家争鸣。有人不仅肯定中国模式且对之大加赞扬；有人盯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批评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还有人从根本上反对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有别有用心者借由这一概念散播中国威胁论。在该话题的争论焦点当中，中国模式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深入探讨。那么中国模式研究应不应该去“政治化”，或者是否能够去“政治化”呢？郑永年等几位对中国模式有过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是如何看的呢？

新闻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政治逻辑的考察

产生于商品经济环境下的新闻本不具备政治属性。大众报刊出现迅速提升报刊的影响力,其后阶级意识崛起、政党斗争加剧以及军事战争不断,增强了新闻的政治属性,促使现代新闻事业及新闻学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斗争、宣传的污名化与利益集团对报刊的操纵使得新闻学的政治话语出现了危机,传播学、新闻商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试图在这种背景下淡化新闻学的政治色彩,却始终未能摆脱其所承担的维系与传播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使命。在探索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上,必须把"政治带回来",实现新闻学"再政治化",同时处理好新闻学的学科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历史与政治逻辑基础,也意味着"政治"必然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核心话题,而如何在"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追寻中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时代之需。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去政治化”与“复政治化”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为蓝本的投资仲裁已经成为投资者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首选。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投资仲裁本身以及运作存在诸多天生缺陷,引发了投资仲裁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坚持投资仲裁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主流方法的同时,探讨替代争端解决方法和争端预防政策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应性,发展一种综合性的争端解决体制,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未来发展方向。

文学“向内转”:由外而内的“去政治化”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分析其中所建立的"心理学"与"固有属性"双重视角下的"去政治化"论述,并认为形成了三种叙述策略:从"斗争说"到"建设说"、从"外在真实"到"内在真实"、从政治功用到心理功用。但我们也认为,既不能简单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也不能回避或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当将"文学想象政治"视为一种新的理论出路。文学与政治都是基于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才走到一起的,其中的任何一方,若是离开了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都将可能被对方所超越。

消费文化时代的革命想象: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当下主旋律商业电影叙事美学研究

消费文化时代的商业电影对革命历史主旋律的表达，掺杂进了更为时尚和具有观赏性的元素。对身体、性和情欲的夸示性展示，对城市空间与琐碎日常生活的炫耀性表现，对战争、死亡、暴力的刺激性叙事，使得革命想象呈现出去政治化、去革命化的异质性特征。这样的革命叙事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宏大叙事模式，对革命的讲述也存在逃避、篡改和转场的嫌疑，但是革命与消费的媾和、政治与商业的共谋并没有达到对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和革命遗产的充分颠覆，而是对消费社会独辟蹊径的迎合与妥协。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

20世纪80年代通过"拨乱反正"的除弊祛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极左政治化模式中拯救出来。然而,这种"去政治化"在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亦产生了值得关注的负效应,这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书写淡化或舍弃政治背景,或不写少写文学思想论争,或贬抑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或冷落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或过分抬高与大时代无关或疏离主流政治的作家作品等。为纠正此偏颇,必须辩证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与各种政治形态的双层关系,即宏观上窥察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与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系统形成和演变的因果关系,微观上透析不同政治意识与不同样态审美文本构成的深微关系。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就民族问题与马戎教授商榷

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不可能有什么纯粹的文化主义政策。因为,当统治民族意识到文化政策的意义并开始推行这一政策的时候,这种文化主义的政策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政治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总结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宝贵经验,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和各项民族政策,继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尽快出台《自治条例》,以进一步完善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应该在“美国模式”的引进上下工夫。

微视频与微建构:“一带一路”话语与“去政治化”的政治传播

当下,我国媒体政治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一是媒介环境的改变,新的技术形式不断被运用到媒体政治传播中,极大地增强了传播的时效性、互动性和精准性;二是受众环境的改变,移动化、互动化、碎片化成为受众新的信息接收方式,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丰富了受众媒介应用的场景;三是政策环境的改变,早在2013年8月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说明我党已意识到互联网带来的舆论格局的改变,宣传工作的重心要适时转移。媒体政治传播环境的改变使得微视频这种视听媒介在建构国家政治话语过程中的优势日益显现。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去政治化: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形态,是非政治化的,其服务目标不应是单一的政治,而应是整个社会。而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又造成了传统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长期的、单一的政治化形态。在当代,儒学必须坚持去政治化的发展方向,不断巩固其自身的发展,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不能“去政治化”

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内核和本质,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由此决定了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政治性"是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政治化"意在消解其"政治性",这与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性是毫不相容的。这种主张一旦成为社会主流观念,势必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保持清醒政治意识,坚决拒斥"去政治化"的倾向,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