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管”的词汇化与语法化

运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只管”成词演变的分析,发现语气副词“只管”是状中结构经过词汇化与语法化形成的,其演变路径可概括为:状中短语→情状副词→语气副词,表现出组合搭配的多样性、表祈使的语义凸显及语用上的多功能性等鲜明特点。此外,还探究了“只管”的新发展,以及其衍生出引导已然事实、使用于前端句、起到篇章关联作用等新用法。同时借助描写与解释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句法位置、词义变化、主观化等因素在“只管”词汇化与语法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只是”词汇化的历程、动因及机制

结合CCL语料库和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从历时角度对“只是”的成词历程、动因及机制进行考察,结果发现:跨层结构“只是”最早出现于魏晋六朝,唐朝时期,在韵律制约、后接成分的扩展和句法位置的改变以及使用频率升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词汇化为副词。重新分析是“只是”词汇化的重要机制。同样在唐代,副词“只是”又在语境吸收这一机制作用下虚化为连词。跨层结构“只是”与副词“只是”、连词“只是”均沿用到了现代汉语。

“只怕”的成词与功能演化

“只怕”在现代汉语中既作动词短语使用,表示“仅仅害怕”,也是表示揣测推断的语气副词。“只”“怕”连用最早追溯到魏晋时期,经过近代汉语时期的高频使用,在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机制的推动下,于明清时期成为语气副词。现代汉语时期,语气副词“只怕”显示出句法分布的灵活性、推测语义的差异性、衔接方式的多样性等鲜明特点。

“只首”与“只者”同源考

"只首"一词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的用例不多,虽有前辈学者进行考释,但仍存在疑问。通过考察相关文字通用情况及异文用例,现认为"只首"应即"只者"的形近变体,其义当释为"就这个;如此,这般"。

“只是”作为含有“是”的双音结构演化历程及其语法化

“只是”在历时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只”和“是”单用阶段,此时“是”作为判断动词已开始出现;“只+是”连用并凝固阶段,也是判断动词“是”能稳定受副词“只”修饰的过渡阶段,语义重心在“是”;“只是”作副词阶段,此时“是”表判断的功能弱化或消失,语义重心在“只”,“是”语义脱落这一过程构成语法化,“是”的语法化也为“只是”的重新分析创造了必要条件;“只是”作转折连词阶段,“只是”从唐代作为副词出现之后,用法逐渐成熟,之后“只是”的意义进一步虚化,连词用法渐渐增多,“只”和“是”之间的界线消失。

从“只X”的语法化看副词与连词的关系

"只X"粘合成词的可能性看似很大但是实际数量并不多,这主要是"X"语义的抽象性与单音节特点使然。在满足"X"要求的前提下,临界频率高促使"只X"语义虚化,句法结构重新分析。语法化之后的"只X"具有连词、副词以及副词和连词兼类等不同词性。"只X"的语法化分析为探索连词和副词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的词源

根据表达语气相同、涵盖的语法单位相同、出现文献互补,以及语音差异符合上古时地演变规律等标准,可以推定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是上古同一语气词的时地变体,它们声音的不同,是因为上古时地音变的影响。它们都是"兮"的变体,而"兮"又是"呵"的变体。以上古语音标准衡量,它们的声音有较大差异,原因是,上古口头语言的实际语音变化,比后人从传世文献即书面语言中得知的要复杂,汉字表意性具有的跨越时空的优势,在记载语气词时得不到像记载实词那样的体现,语气词不具备实词那样的意义,以其在口语中的实际语音为形式,与记录它们的汉字的关系不如实词紧密,所以上古诗歌记录语气词的字形容易随语气词语音的变化而变化。

焦点解释理论对“只”字句语义歧指的解释

本文尝试在形式语义学的背景下,将汉语中的语义指向问题和焦点理论结合起来,引入焦点解释理论对"只"字句的语义歧指进行个案分析。"只"作为焦点敏感算子,其语义会与辖域内的焦点相关联,从而指向其辖域内的焦点成分。根据Rooth的选项语义学理论,"只"字句中焦点关联效应产生的机制为:"只"字句的焦点解释限制了焦点敏感算子"只"的量化域,因此随着其辖域内焦点位置的不同,"只"的量化域的语义值也随着变化,从而造成句子真值条件的不同,即句子不同的语义解释,这是"只"字句语义歧指形成的深层原因。最后,文章提出将此分析推广到汉语中其他的焦点敏感算子的假设。

唐宋禅宗语录“只如”类话题标记句

大量使用以“只如”为主体的“只如”类话题标记是唐宋禅宗语录的一大特色.“只如”类话题标记的主要功能是表示话题转入.在唐宋禅宗语录中,包括“至于”在内的“只如”类话题标记句多用于疑问句.晚唐五代,“只如”类话题标记句主要用于佛教文献,世俗文献不多见.从宋代开始,世俗文献中主要的话题转入标记逐渐转向“至于”.元明清以迄现代,“只如”逐渐衰微以至消亡,“至于”逐渐获得了几乎独尊的地位.

限定性副词“只”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

该文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出发,对副词“只”进行了分析。在句法平面上,副词“只”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动词性成分前起限制作用,有时也用在形容词性成分、体词性成分、分句前起限制作用;在语义平面上,副词“只”的语义指向比较复杂,可以指向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甚至可以在复句中指向分句;在语用平面上,副词“只”的主要功能是强调语气和限制范围的,有时也能协调音节。

论“如果”与“只要”的异同

＂如果＂与＂只要＂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复句类型的兼容性。＂如果＂常可与其他逻辑类型兼容使用,＂只要＂一般不大具备这种能力。②非兼容的逻辑语境。语境能否允许假设和条件两种理解是造成二者能否相互替换的关键。③元话语用法。＂如果＂有较丰富的元话语用法,＂只要＂较少这样用。

疑问句中“如果”与“只要”的功能差别及其解释

句末为疑问形式的"如果"句与"只要"句的区别在于:"如果"句既可以针对后件提问,也可以针对整句提问;"只要"句只能针对整句提问,不能针对后件提问。这与"如果"句和"只要"句在后件的确定性程度及视角上的不同有关。

客赣方言的通用量词“只”

客赣方言的量词"只"可广泛地通用各种事物,它和客赣方言周边的湘语、闽语和吴语一样都是汉语史上唐五代时期"只"作为通用量词的保留和传承。"只"之所以能成为通用量词,是由其表示本义时的认知焦点注重物体的"单独性"决定的,这与汉语史上的另外两个通用量词"枚"和"个"的泛化基础相同。

“只好”和“不得不”辨异

本文对"只好"和"不得不"从句法、语义和使用语境三方面进行辨析:先分析两者在句法分布上的差异;然后从语义方面指出"只好"表示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得不"表示没有别的选择,它还表示在某种情境下行为主体不由自主地进行某种活动或进入某种状态;最后分析两者在使用语境上的差异。

反意外:表轻转“只不过”的语用本质与演化动力

以"只不过"为代表的轻转标记一直是转折研究非常关注的方面,但已有语义—语用分析都存在难以回避的困难。本文从转折的语用本质出发,厘清轻转与重转实际上分别属于语气扬抑的不同偏向。研究表明,两种语气偏向不是互补对立,而是极化对立,从而从重转的意外性质推导出轻转的反意外性质。比较近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语料,"只不过"的演化脉络可描述为:限制副词—轻转连词—话语标记。反意外兼具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为"只不过"的语用化提供关键动力。

“只要P,就Q”类句式的语用条件

本文从篇章的角度考察"只要P,就Q"这类条件句的语用条件。主要结论是:句式的语用条件应该包括语用意图、上文提供的相关信息、P和Q所属的信息类型和上文与句式间的语义关系等多种因素。但是,各种因素内部在出现频率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认为,从总体上看,其原因主要与小说的写作目的、表达要求与作用、语用意图、句式本身的语义特点、句式出现的语境、各种意图对于不同语境的适应性和篇章连贯的使用手段等多种因素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

试论闽南方言指示词“只”的来源

闽南方言近指指示词"只"应源自章母之韵平声的"之"。"只"的基础语音形式为[tsi],在闽南各方言区音同或音近于"之";由语音演变规律来看,"只""之"声韵相符;由历时的语法功能来看,"只"有传承自"之"的痕迹;"只""之"声调有异由禁忌词避讳造成。

表限量的“才”与“只”及“才+只”语序的一种解释

本文首先通过语义分析指出"才"与"只"在表数量义时语法意义和语义指向都不相同,"才"在语义上凸显"跟预期的数量相比较,实现的数量少",在语义指向上具有前后双指性;而"只"在表量时单纯表限定,语义指向是单向后指的。进而文章借鉴优选论的理念和操作方法验证出"才/只"并用是合语法的,且"才+只"是优势语序。文章同时表明,语义指向源和语义指向标的之间不允许出现其他同类指向源成分,这至少在汉语中是一条优势原则。

湖南衡山方言量词“只”虚化做定指冠词

湖南衡山方言的量词“只”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类似普通话通用量词“个”。经过数量词组“一只”省略数词“一”的量词“只”承担不定量,逐渐演变成一个表示类指的冠词,再演变成表示定指的典型冠词。“只”的这种定指冠词的功能相当于英语的定冠词“the”。

现代汉语焦点标记“只”探析

从信息焦点的角度,结合语义、语用对现代汉语中的焦点标记"只"标记焦点的功能、方式以及它所具有的性质等方面进行分析。"只"的语义指向是句子的焦点,因此它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改变位置或与重音配合的方式来标记句子焦点;但有时"只"也可以自己充当焦点。焦点标记"只"具有排他性,能排除焦点激发的焦点域中的部分选项。在非量级用法中,"只"排除焦点以外的其他所有选项,是单点排他。在量级用法中,"只"排除量级尺标中焦点刻度之上的所有选项,是单向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