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司法审判中“合理怀疑”的逻辑哲学分析及其实践意义

文章从逻辑哲学视角,探讨对“一个证据命题为真或者似真”合理怀疑的逻辑基础。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怀疑”仅是一种意向态度,而“合理”才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关键,因此,明晰“合理”和“怀疑”是办理案件中正确合理怀疑的重要前提。合理怀疑由符合常理得出,符合常理指已经确信了的真理;合理怀疑也指有根据的怀疑。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文章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是为依法治国提供司法审判实践的基础。

“排除合理怀疑”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存在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强化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精准打击是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保障。以实证角度分析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明标准的现实困境;在分析“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短缺产生的司法实践问题;探索运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案件的证明标准,利用高度盖然性弥补绝对确定性事实认定所带来的僵化评判标准导致的定案困难问题。可从完善案件发现机制、建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传闻证据适用规则、构建特殊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被告人品格证据四个方面对证据基础进行完善,以促进“排除合理怀疑”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适用的完善,从而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实现精准打击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目标。

存疑不诉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问题及其解法——基于S省L市检察机关2019—2023年相关实践的调研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规定其为侦诉审各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该标准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问题是关系诉与不诉的关键性问题,但目前对于该阶段的存疑不起诉案件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研究尚存空白。通过全国检察机关业务办案系统查询,S省L市检察机关在2019—2023年期间办理的存疑不诉案件共计49件。该样本案件的办理情况显示,一些检察官未恰当适用甚至滥用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且据此形成的法律文书也不尽规范。因此,建议采取制定司法解释、明确“合理怀疑”成立条件等六个具体措施予以改进。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已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瞩或赠与5类情形列入可“排除合理怀疑”范围。同时,“排除合理怀疑”也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但是,行政诉讼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依据是什么?哪些类型案件可以适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对上述疑问作出回应。

运用间接证据定案的排除合理怀疑探析

经过多年理论和实践探索,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和外延已逐渐明确。排除合理怀疑是主观的、综合的,已没有以证据、逻辑和经验法则为根据的怀疑,不是排除对案件基本事实无关的细节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不宜区分案件事实,也不宜区分诉讼阶段,而是应区分关键问题和非关键问题以及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仅对定罪事实的关键问题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另外,定罪事实和从重量刑事实有疑点时应秉持疑罪从无原则,从轻量刑事实应秉持疑罪从轻原则。在运用间接证据定案中排除合理怀疑还应包含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问题

文章以“合理怀疑”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2012年-2021年4751份裁判文书,发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中国适用率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与“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运用缺乏阶层性,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理解、适用的随意性较大,适用缺乏实质化。在此基础上分析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以下建议:“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运用应当分两步走,体现阶层性;加强法官裁判的独立性保障,对司法责任制进行更加科学的构建;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切含义、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进行适当解释;坚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建立专家陪审制度。

民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反思与修正

2015《民诉法解释》第109条确立了层次化的证明标准体系,但规定过于简陋,同时缺乏程序制度的适配,肇致司法实务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出现适用标准分化、适用场域泛化和适用过程模糊化等问题。其成因在于立法规定不清、相关概念内涵不明以及对当事人程序保障不足。反思我国民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须从理论上重识其必要性与正当性,厘清刑民之分,进而在证明度上精确界定。藉此,修正图景应当从程序适用和程序救济两个维度展开。程序适用上既要发挥现有制度的应有功效,也要统一司法实务的认定方式,此外辅以法官须释明公开心证的要求以确保当事人的程序权益。程序救济上应当赋予当事人程序异议权、上诉权和申请再审的权利。

排除合理怀疑的学理理解与司法适用

作为“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主观判断依据,“排除合理怀疑”从主客观双重维度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作出规范,但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正确理解与适用“排除合理怀疑”仍需反思与斟酌。与我国类似,日本亦引入“排除合理怀疑”。在理论层面,通过“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与内心确信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澄清日本赋予“排除合理怀疑”之具体内涵;在司法实践层面,透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裁判员制度、间接事实认定中的适用情况,可以观察日本“排除合理怀疑”的具体实践样态。我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司法适用可以日本法制经验为鉴,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就“排除合理怀疑”的体系定位、内涵理解及其司法适用进行讨论。

排除合理怀疑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的运用——以一起监委办理的案件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构成本罪。作为《刑法》中唯一在罪状中规定可以要求行为人进行说明的罪名,在认定逻辑上有别于其他罪名,在如何判断证据是否已达确实、充分标准上易出现争议,是监察实践中的一个难点罪名。

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审判适用——以定罪和量刑阶段的二元划分为视角

我国正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仍属于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处于同一程序空间的混同模式。在该模式下,“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无法与我国现行制度运行环境相适应,立法预期功能也难以充分实现。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阶段的适用应进行二元划分。为防止刑事司法决策过早介入事实认定活动,其应适用于完全分离的二元划分模式,并在量刑阶段仅适用于对加重处罚情节的证明。具体制度设计上,定罪阶段“排除合理怀疑”应在定罪证据体系基本形成后加以适用,重在排除证据体系的合理疑点,查明核心事实的真实性;量刑阶段应强化法官对加重处罚情节的说理和排疑的积极义务。由此,保障“排除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阶段都能起到提升事实认定准确性的作用。

论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因“合理怀疑”内涵不清而陷入实践中误用、滥用的困境,因此亟待解释。“合理怀疑”的传统解释有三种进路,各有其局限性,也因此造成“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机械适用、适用严谨性不足的问题,乃至一定程度导致“证据裁判客观主义”复兴。故应立足法律实用主义,借助司法证明原理,考察“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适用实例,对“合理怀疑”进行“怀疑”“合理”两个层次的解构。“怀疑”的适用前提是全案已经形成一定的证据体系,而“怀疑”的生成源点有基于证据体系所存在的矛盾和基于逻辑、经验而产生的疑点。“合理性”的判辨则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应以刑事专业法官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二是从主客观两条路径对“合理性”进行证成;三是“合理性”应达致“指控事实不具有唯一性”的限度。

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评析

《民诉法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区别于一般案件的"高度盖然性"之标准。这一规定错误理解了域外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理论,混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拔高此类事实之证明标准的所谓"系根据实体法的立法意图"、"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保障交易安全"等理由,实际上均难以成立。在实践中,该标准的适用将会不适当地增加受害人或权利人的证明难度,并对相关民商事活动具有负面的导向功能。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现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但该标准源于何时,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该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人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法官是否应当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明确该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理解上有分歧,法院间的做法也有差异。在定义该标准时,有三种方式。对于"合理怀疑"的解读通常采用同义词"道德确信"加解释。对于是否应当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律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方式。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2012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的方式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二者结合的实践运用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适用困惑,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式的实践挑战。法律规范的简单引入和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并非等量概念,而这种适用中的差异和差异中显现的问题,却容易在同一"标签"的掩盖下为继受者所误读。就我国现状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结合适用还存有配套制度、诉讼规则和体系化建设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建设的头等要务。"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是在诉讼和证据规则的完善基础上充分吸纳其理论内涵。当下我们能够着力解决和亟须面对的,是其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所应当做出的适应与改变。

论中国刑事诉讼定罪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视角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作为证明标准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说明。文章阐述"排除合理怀疑"在英美法系中的适用情况,探讨合理怀疑的概念和适用规则,结合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相关规定,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与刑事诉讼其他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提出我国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存在不同层次性的观点。同时,文章还试图分析现行审判模式下的证明标准,以及审判工作中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试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合理性

"排除合理怀疑"是普通法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它是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符合认识论的规律性,体现了主客观相和谐并且反映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理念。"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陪审团之合理怀疑对实现正义的价值——以影片《十二怒汉》为切入点

在英美法系国家,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中对有罪无罪起决定作用的是陪审团而不是法官。陪审团审判的制度设计初衷在于程序上保障被告人由一般人理性审判,这种理性是在法律框架内对僵硬的法律本身的超越。凭借着一群不懂法的人的合理怀疑,纠正机械的诉讼程序和证据所可能带来的弊端,从而能够保障被告人乃至每一个公民的人权,实现法律的终极价值——正义。

反思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以人的"主观状态"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不仅无法解决困扰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问题,而且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证明标准应当以人的主观推理活动为基础,揭示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结论唯一性"标准虽然揭示了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但是却违背了刑事证据推理的规律;而"概率标准"不仅存在理论上的"悖论",而且也无法解决概率主观认定的随意性问题,同时还忽视了概率和证明力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如果把排除合理怀疑理解为事实认定者排除每一个辩方提出的或者自己推理出的与无罪相一致的积极怀疑的过程,并由此得出有罪解释是当前唯一合理的结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合理定位及实践意义探讨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从目前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呼声和做法。本文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英美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情况的实践考察,揭示了两种证明标准在功能实现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一种辅助性证明标准的观点,并阐释了其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