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更要寻找真相

当下,新闻还有力量吗?新闻的力量在哪里?新闻的力量还在!依然是寻找真相的能力!这个世界需要真相!需要具有新闻专业规范的呈现,尤其是当下“,新兴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等新名称层出不穷,海量信息、算法分发扑面而来,大量所谓“后真相时代”“情绪比真相更重要”等观念的出现,以及新闻网络化呈现后众多负面评论的干扰,让真相的获取和呈现都更显稀缺和弥足珍贵,真相的寻找需要更多专业素养和坚守的意志力。

后真相时代下中国抗疫成果的维护研究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和信息的碎片化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假新闻和流言的泛滥。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暴发,中国的抗疫成果备受关注,但也面临着有关真实性和透明度的质疑。为了维护中国抗疫成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必须采取有效的宣传和维护措施,确保公众和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在疫情应对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后真相时代网络教育舆情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教育是国之大计,与教育有关的事件更易引发民众关注和讨论,导致网络教育舆情爆发。后真相时代,情感和信仰比事件真相更能影响舆论,民众更可能在情感、认知等影响下盲目参与网络教育舆情传播。了解民众网络教育舆情传播动机、影响因素等有助于政府科学防治网络教育舆情,但目前尚未有研究量化分析民众网络教育舆情传播动机、影响因素、情感及人际差异等。本研究以后真相时代为研究背景,立足心理学视角,采用文献法、问卷法、数据分析等方法,旨在分析当前网络教育舆情治理工作存在的困境与不足,剖析民众参与网络教育舆情传播的动机及差异,探索生活压力、职业等因素对民众网络教育舆情传播动机的影响,为政府治理网络教育舆情、应对舆情危机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非教育行业人员比教育行业人员更可能参与网络教育舆情传播、民众更多出于社会公益与表现自我的目的传播网络教育舆情、生活压力与网络教育舆情传播动机显著正相关。当前网络教育舆情治理存在政府舆情反应速度慢、回应方式单一、治理理念滞后等困境与不足。研究提出优化舆情回应方式与内容、构建多元协同体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专业人才培养与吸纳力度等策略,以解决网络教育舆情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助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网络社会环境。

从群体极化理论探索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

后真相时代媒体权力失衡,虚假舆论泛滥,群体极化现象日趋复杂。本文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探究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舆论和群体极化之间的关系,群体极化的新特征、原因,网络空间治理的对策与思考。标签化新闻迎合群众情绪;算法过滤形成信息茧房,增强群体认同;权威传播异化为个人解读,破坏集体记忆。群体与舆论场域互为影响,共同推动极端化。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平衡新闻舆论引导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不能因噎废食,需区分引导与歪曲、利用与滥用,以推进网络群体的理性与理智,通过积极调控为当下“清朗”系列行动等整治指引方向。

后真相时代:记者编辑如何练就一双“慧眼”

后真相时代,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热搜式”新闻和信息,第一天刷屏、第二天反转,引发全民热烈的讨论。在网络情绪的影响下,新闻媒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但不限于混乱的舆论、新闻时效性与后真相时代的冲突,以及新闻报道的无限反转所带来的主流媒体公信力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主流媒体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平台,使其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以正视听,成为当下媒体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主流媒体的网络平台要应对后真相时代的挑战,需要一系列的探索和策略,而增强主流媒体的底线思维与媒体从业者的把关意识,成为了记者编辑在后真相时代练就一双慧眼的保障,确保在日常工作中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和媒体的公信力。

后真相时代热点舆情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舆情事件发生后,因治理能力参差不齐,一些涉事单位、部门往往处置方式不当,不断给事件添加“助燃剂”,最终导致事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本文作者结合多年的从业经历,就如何妥善处置、科学回应热点舆情等问题,与业界同仁进行经验交流。

后真相时代国际新闻事实核查路径创新--以“澎湃明查”为例

后真相时代,信息的自由流动和高度膨胀使新闻事实核查成为遏制虚假新闻,维护新闻真实,提升媒体公信力的有效途径。国际新闻由于造谣成本低,辟谣成本高,在实践中处置难,成为谣言袭扰重灾区。在此情景下,新闻事实核查成为公众辨别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的利器,事实核查通过科学有效的途径减弱虚假新闻对公众的误导,重新建立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心。

反转新闻在后真相时代的正确引导

“情感在前,真相在后”是后真相时代的最大特点。近年来,以互联网媒介作为公众舆论场的网络舆论场中,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化偏向,反转新闻就是在此种情况迅猛发展下的产物。反转新闻在后真相时代下愈演愈烈,并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中,导致很多网络新闻的报道缺乏深度和广度,真实性备受争议。很多新闻一经出现,大众未经深度思考直接将矛盾直指一方,而随着新闻报道的跟进,很多细节的披露导致新闻剧情直接大反转,公众的态度也随之改变,矛盾指向另一方。此类反转乱象的存在,背离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得益于网络信息快速传播,反转速度随之加快,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闹剧。可以说,新闻反转乱象是对舆论生态的强烈冲击和破坏,不利于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特别是对于一些传播广泛的热点新闻,在这种反转乱象的牵动下,将会对当事人造成难以抚平的伤害。因此,在后真相时代下,深度剖析这种反转新闻乱象出现的原因,提出合理有效的制衡措施,对于正确引导新闻舆论走向、创设和谐稳定的新闻舆论空间有着积极作用。

后真相时代热点敏感舆情处置策略分析——以西藏阿里献血事件为例

后真相时代的热点敏感舆情传播具有阶段性、复杂性和难控性等特征。西藏阿里献血事件舆情处置中存在政府权威信息滞后、舆论理性不足等问题。在面对热点敏感舆情时,涉事主体应快速回应舆论关切,释放权威信息,善用第三方力量引导舆论,尽快化解舆情危机。

“后真相时代”电影生产与视觉奇观——以《涉过愤怒的海》为例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更新下,参与网络公共事件的多元化主体激增,使网络舆论日益呈现“后真相”的特征。作为一部“后真相时代”的商业电影,电影《涉过愤怒的海》以家庭教育为核心主题,以情感为纽带,探讨了家庭和亲情的主流价值观。

“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面临的挑战与进路

“后真相时代”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它以“感性胜于理性”为特点,给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主要包括网络信息的多元化、大学生的信息孤岛化、信息处理的情绪化。面对这些挑战,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信息传播、内容优化、情感共鸣等方面入手,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网络信息思辨能力,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情感态度。

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的信任问题与信任重构

在后真相时代,信任被异化,人们很难追究信息的真假,而在碎片化的表象和情绪化的斗争中,依据自身的情感与信念建立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评判。在此背景下,深度伪造技术快速发展,并带来了一系列信任问题,包括行业混乱导致媒体信任度降低、政府组织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社会诚信体系遭到侵害和腐蚀等。为推进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的信任重构,可从建立市场行业的道德共识、塑造行业自律能力,完善社交媒体的监督措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培育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加强民众鉴别能力,规范技术自身的发展方向、加大协同共治力度等方面,探讨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信任重构之对策。

西方国家后真相时代的民主困境

在后真相时代,西方国家媒体对新闻传播速度的过分追求、对“流量”的过分渴望,以及政府对社交平台信息审核的缺失,使公共领域感染了“假新闻”流行病,使得谎言以“组合型真相”或“片面性真相”的形式出现,导致社会层面事实和真相大面积溃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自由市场的失灵、民主本身内含的民粹主义是后真相产生的原动力。后真相时代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对西方民主体制构成了巨大威胁,引发了集体行动扭曲、理性的无知、社会资本消减等政治危机,影响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对后真相时代的特点、形成原因及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有利于破除西方国家面临的民主困境。

后真相时代热点舆情事件中短视频的情感传播研究

短视频在热点舆情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热点舆情事件的“发酵池”和“策源地”。短视频的舆论影响力源自于视觉冲击力,而视觉冲击力实际上是一个情感传播的过程。热点舆情事件中,短视频通过构建冲突框架、悲剧框架、道德情感框架,在联想机制、共情机制、共振机制的驱动下,实现情感的强化、扩散和极化。

后真相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协同治理——以重庆山火救援为例

后真相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产生的网络舆情可能被情绪所左右、受到流量裹挟而导致真相异化。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成为破局的必然选择。重庆山火救援作为一起受到高度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在事件层—情感层—行动层实现了线上线下协同共治,成为开展网络舆情协同治理研究的范本。网络舆情协同治理要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重视主体性能的回归;通过技术创新,达到治理中的精准共情;优化制度协同,开展联合行动。

后真相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变局、困境与影响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前提是链接到开放的互联网空间。后真相时代,基于后真相政治传播产生第三种事实、技术赋权下的政治传播秩序演进以及圈层化交流导致政治权威话语场压缩等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变局因素,出现了媒介环境中的信息辨识困境、算法推送扩大群体间信息隔阂、后真相时代的政治极化传播、情感催化下的理性价值坍塌以及非理性参与导致网络舆论错位等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困境,由此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促进了数字民主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政治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无限性、情绪化、非理性参与也导致了社会信任异化、群体极化以及网络民粹主义等问题。

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消解与重构

后真相时代带来了网络话语体系格局的重大变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目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文化思潮交融交锋、虚拟空间信息互联互通等新挑战,话语传播面临着信息碎片化、圈层标签化、表达主体多元化、内容同质化多重消解,导致网络意识形态主流话语陷入边缘、空泛、失声、失语的困境。重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明确其在后真相现实境域中的理论价值、现实价值及情感价值,厘清信息传播规律,从话语主体、载体、内容、对象、效果出发,建构系统化话语传输体系,不断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诠释力、引导力、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确保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媒介环境现实:“后真相时代”的发生机制探析

从媒介环境三层现实的角度出发,对“后真相时代”形成的原因进行探析可以发现,客观现实与网民之间客观存在着区隔,导致网民通过学习和媒介两种渠道认知客观现实,缺乏亲身体验,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媒介现实受到算法、从业者、事件相关者现身说法的影响,导致偏离客观现实;受众选择与传播信息时具有主动性,包括对多元信息的选择、情感的驱动、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因此,对从业者的再教育和对网民媒介素养的培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话语权的重塑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由于技术赋权等诸多因素,网络传播呈现出了“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由于传播主体的泛化、信息市场环境激烈的竞争以及“把关”意识的失位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的虚假新闻、反转新闻的涌现,媒体公信力也随之下降。后真相时代,真相让位于情绪,新闻真实在新闻反转和虚假新闻中不断被解构,而肩负网络信息传播引导与“把关人”角色的主流媒体话语权旁落。因此,主流媒体话语权的重塑就显得尤为重要,主流媒体如何在当前传播主体多元化以及“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环境下重塑权威话语权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后真相时代所引起的舆论危机和信任危机,提出通过加强舆论“四力”建设、加强媒体融合、规范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等方式,旨在重塑主流媒体的话语权。

后真相时代新闻受众的群体极化心理分析——以反转新闻“成都第四十九中学校学生坠楼事件”为例

随着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报道可以很容易地被传播和分享,从而引发人们对某个事件的兴趣和关注。但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也使得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复杂和难辨真伪,这不仅给受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认知挑战,也使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面临威胁,受众对新闻的信任度和接受度越来越低。互联网新媒体兴起后,受众对新闻信任度和接受度降低的时代称为“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人们会怀疑媒体报道,并对自己的立场进行极化。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成都第四十九中学校学生坠楼事件”报道为例,通过对事件潜伏期、爆发期、高潮期、延续期、衰退期五个阶段内的舆情变化以及具体数据的分析,探讨群体极化现象背后受众的心理机制。文章发现,在网络空间中,导致受众群体极化的心理主要有先入为主的首因心理、网络匿名性的宣泄心理以及非理性下的从众心理。文章提出,要从政府加强平台监管、主流媒体发力扭转舆论、网民提高媒介素养三个方面加以调整,从而规避网民群体极化的潜在风险,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推动网络生态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