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一个研究命题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对“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这个命题的研究与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等概念在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对这些概念合理运用的可能途径。

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权的国家保障

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权国家保障的基本内容包括:物质性给付,这是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权之基本保障;服务性给付,这是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权之辅助保障。我国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权国家保障的现状是:给付标准比较低,给付覆盖面较窄,给付政策不公平。社会救助立法是保障失独者权利的有效手段,为此,可以由国务院先行制定《失独家庭社会救助条例》,待机会成熟时,再考虑制定《失独家庭社会救助法》。

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与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策略

农村宅基地对农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确权登记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但由于制度不够完善或历史遗留等问题,导致农村宅基地流转受限和权属不清晰等问题较为突出,从而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的策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确权登记,可以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信心,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优化宅基地资源配置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缓解农村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

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无权或弱权的地位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改变。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整体处于"能力和资源缺乏"的状态,因而可将增权理论应用于农村社会工作中。根据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及农村居民的情况,农村社会工作人员需要进行自我增权,推动农村社区教育,开展村民调查,从个体层面进行增权,利用项目带动进行小组增权,改善农民的参与和表达意识,优化农民的社会资源结构,最终引导农民走向增权之路。

农村社会调查的方法与技巧——以安义、南昌两县农村土地确权和流转调查为例

农村社会调查方法是研究"三农问题"主要使用的方法。农村土地确权和流转作为新时期"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能否在相关研究中掌握科学适用的社会调查方法,不仅关系到该研究是否能顺利推进,还关系到该研究是否能取得高质量的成果。本文以安义、南昌县农村土地确权、流转调查为例,介绍了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程序,总结了农村社会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遵循的原则,最后进行了小结。

公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宪法赋予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权为依据,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为目标,加大中央政府资助力度,从完善社会救济制度起步,并着力于在农村建立重大公共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保障制度,同时还应在对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行"统账分离"的基础上,分步骤为农村居民提供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下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发展路径探讨

当前我国一部分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老人,其仍处于"能力和资源相对缺乏"的状态,而增权理论认为其相对"弱权"的地位通过自身和"他助"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因而可将增权理论应用于农村老年社会工作中,探索一条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的新路径。基于增权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对农村老人的访谈,梳理了增权理论与农村老年社会工作的契合点,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下老年人"弱权"的现状有3个方面: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针对"五保老人",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仍待完善,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有待落实等。提出基于增权理论的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的内生和外生两种并行路径。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社会保障权

我国新农村建设政策昭示着农民主体性不断凸显，农民社会保障权中蕴含的三种“入像”促使农民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然而，从现实的角度考察，第三种“人像”下的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民的主体性共同缺失。为了找寻“丢失”的农民社会保障权，应当促进社会保障法上的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立法实现，从而使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美好蓝图在渐进的路径下铺展。

“赋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产生、发展于西方社会土壤的赋权思想,移植到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之下,不能不考虑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本文讨论赋权的概念及其发展,以及尝试从批判反思的角度,重新思考赋权理论运用时的社会处境。作为农村社会工作者,在运用"赋权"这一理论时,要结合中国文化的处境,灵活地制订项目的计划及评估项目的进展——在制定、实施项目前,要对村民的需要做出适切的预估,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及其实践智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尽可能地让村民参与到项目中来;在项目总结评估阶段,要积极听取并吸纳村民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权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权是农村留守儿童享有的请求政府依法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兼有社会权与自由权属性,并以公平与需求作为其价值基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权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权、照管保障权、教育保障权、健康保障权;这些权利的实现皆建立于中央政府、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的积极作为与具体援助之上。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尝试提出对策性思路,旨在实现我国农村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因老而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频频发生。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反贫困存在着正向关系。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既是宪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对策性思路,以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知情权利保障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要解决农民主体法律地位问题。知情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人权,而且是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目前农民权益的赋予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其根本原因是农民知情权的保障措施不到位。在总结农民知情权问题的基础上,从政府和农民这两个主体分析了其原因,进而提出农民知情权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从政府、传媒和社会等层面来保障农民的知情权。

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研究

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焦点对准到计划生育国策带来的后遗症问题上,农村失独家庭也自然引来了较多的关注,但当前对农村失独家庭的研究还较少,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成体系。结合社会工作的增权理论,转变以往的改善农村失独家庭从政府、社会团体支持的角度,从失独家庭自身能力的培养等角度入手,为农村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改善提供相应的策略。

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治权弱化

十多年前,当村民自治成为众人瞩目的公共话题之时,它的推行与运作面临着一个明显的结构性障碍,那就是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上不得不承担向农民征收费税的艰难任务。今天,这个任务及其所派生出的诸多矛盾已不复存在;但农村社会正发生着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使得乡村治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样态。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正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某种回应。要保障农民的“话语权”,应当完善利益表达渠道、着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并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比如农会,以增强农民“话语”表达的政治效能。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学分析——从自由契约权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均衡在于契约关系的均衡。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租金激励对正常契约激励的替代严重扭曲了农村社会的契约关系 ,民间分散与自发的改革则是从正规契约的边际寻求非正规契约的租金激励开始。以政府为主体的改革是对自由契约权的逐步确认和下放 ,但是计划体制的遗留和国家的过分干预往往使得农民的市场契约权无法实现 ,以致对抗不均衡秩序的事件有所增加。自由契约权的复归是农村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石 ,也是当代农民的诉求。

简政放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村贫困治理创新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已成为政府体制改革和行政效能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所在。然而,在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职能缺位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当致使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转变在农村贫困治理中的职能和方式。明确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培育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新型合作治理机制,提高贫困农民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