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对我国坦白从宽制度的借鉴意义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而不是法律制度,操作性能较差,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坦白从宽"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借用辩诉交易的诉讼价值能充分发挥其本身蕴涵的诉讼理念与价值,更好地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现面临难以兑现的困境。困境的成因: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解释的不当;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认识;执行不严、贯彻不力。摆脱困境的出路:澄清、纠正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错误理解和认识;为"坦白从宽"立法;加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司法解释;切实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反思与重构

针对“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这一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刑事政策在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中日渐式微之现状 ,本文首先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其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法治国家在肯定沉默权的前提下“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有效运作 ,初步得出的结论为“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相悖 ,相反它是促使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坦白的有效机制 ;最后从制度层面勾勒了贯彻这一政策的具体设计。

“坦白从宽”立法的必要性与立法建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政策不兑现"问题,严重影响打击犯罪和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当务之急是解决"坦白从宽"的立法问题。"坦白从宽"立法是弥补刑法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从宽政策体系的需要;是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不兑现"问题,维护国家刑事政策权威的需要;是适应打击犯罪形势的发展,提高侦查效率、节约侦查资源的需要;是与拟议中的沉默权制度配套,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的需要。在立法中应将悔罪态度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之一;将坦白由量刑的酌定情况提升为法定情节;同时具有从重与从轻情节的,可以根据鼓励坦白和有利被告原则进行折抵。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问卷调查与分析

建国后前三十年(1949～1979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改造、教育罪犯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1979年我国刑法颁布后,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法律规定出现不协调,在实践中遭遇到难以兑现的困境,同时也受到部分专家、学者的无端质疑。这一政策的存废和前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课题组围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相关问题发放两套问卷(共1100份),对其进行调查与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回答人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这一调查不仅填补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实证研究的空白,也为端正对这一政策的认识,进一步完善政策,早日摆脱"兑现政策难"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无罪推定的关系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关于刑事责任裁量的政策,它适用于根据实体法已经构成犯罪的人,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前告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他们并不是适用这项政策的主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身与无罪推定原则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坦白从宽及其制度设计

“坦白从宽”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政策，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过非常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坦白从宽法定化的建议。本文认为由于在坦白从宽 的认定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若将坦白从宽简单法定化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因此对坦 白从宽法定化应进行一种综合的制度设计。

试论坦白从宽政策的落实

在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大大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然而辩诉交易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撑,中国要行入辩诉交易尚缺乏相关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但是就其提高诉讼效率而言,中国刑事政策中的坦白从宽,也具有同样的功效。只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则,"坦白者"是否"真正从宽"完全取决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坦白从宽这一制度远远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若能借鉴辩诉交易的相关精神,对坦白从宽制度稍加完善,注入一些刚性因素,从而使其得到真正落实,一定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刑事诉讼的效率。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视角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能从正反两个向度有效激励作案人如实供述,对于节约破案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大有裨益。随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的引入、借鉴,该政策特别是"抗拒从严"受到置疑,但仅从道德话语和权利意识出发的简单否定有失偏颇,考虑到当前供述之外犯罪信息获取成本高、破案难度大的情况,单纯的"坦白从宽"难以有效兼顾"激励供述"与"罪刑相适应"两大目标,"抗拒从严"的引入恰能弥补不足,打破这一困境。同时,设定"抗拒从严"也是为了区分不同"抗拒"情形,有针对的"从严",遏制严重抗拒对破案成本的无端消耗。当然该政策在具体"从宽"和"从严"限度及政策施行的外围保障上还需不断完善,但这不应成为废弃该政策的理由。

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

从诉讼价值的角度考量沉默权和坦白从宽之间的关系 ,统一性是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 ,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和因素 :同为人权内容 ,都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二者的共同基础 ;益于获取真实口供是二者共有的因素。其二 ,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沉默权 ,其陈述便可作为合法证据使用 ,此时沉默权转化为坦白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坦白时 ,司法人员应尊重其陈述选择自由 。

法定化后的“坦白从宽”研究

"坦白从宽"公信力丧失,在实践中容易成为侦查过程中的诱供手段。"坦白从宽"在量刑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坦白"只是酌定量刑情节、立法未承认沉默权却将坦白规定为义务等是"坦白从宽"公信力丧失的原因。坦白的成立包括被动归案和主动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本人罪行或者尚未掌握的本人的"同种罪行"两个条件。坦白可以分为法定坦白和酌定坦白、予以从轻的坦白和予以减轻的坦白。在司法认定中还应当注意"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含义、坦白与犯罪中止的关系等问题。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现代法治精神

从“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向“沉默权”和“无罪推定”的转换 ,远不只是一个形下的司法操作规范层面的转换 ,毋宁说 ,这个转换乃是一个深深地触动着我们文化传统中“法”的形上理念的根本性转换。如果我们不对自己传统的形上理念进行清理和析解 ,那么 ,现代法治精神作为一种可能性 。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存废及立法建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管理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中曾发挥过很好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司法文明程度的提高,在追求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的今天,对这个说法有重新考量的必要。本文通过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多角度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坦白从宽”——“辩诉交易”的中国化尝试——对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和第118条的思考

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入法，是对“沉默权”的初步尝试。但这个“沉默权”又因为“应当如实回答”而没有成为彻底的“沉默权”；将“坦白从宽”明确规定入法，是“辩诉交易”的中国化，试图通过“坦白从宽”来吸引犯罪嫌疑在不被强迫的时候，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但这并不是完善的“辩诉交易”。正因为我国没有完善的辩诉交易制度作为配套，所以不能赋予犯罪嫌疑人完整的“沉默权”，也就必须规定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义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理性思考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不少学者主张予以废除。但是 ,本文认为“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本质与辩诉交易等具有一致性 ,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缺陷 。

“坦白从宽”政策的心理学探讨

坦白从宽政策的实质,是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而在量刑上给予较轻的惩罚的一项承诺。接受刑罚的惩罚是犯罪人的既有选择和一种社会认知,趋利避害是犯罪嫌疑人的本能。实证调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的优势需要是期待获得从宽处理,因此,坦白从宽的内在属性符合犯罪嫌疑人内在需求与认知。"坦白从宽"政策在现实中的困境是没有被法制化,如果坦白从宽政策法制化,即会产生一些良好的社会心理效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化的法理分析

本文运用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基本刑事政策和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作为刑讯逼供的替代,应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制度化。

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哲学思考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 ,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但是这一政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 ,有人甚至对其持否定态度。从哲学的角度 ,用联系的观点、重点论的方法分析阐述该项政策的科学性 ,提出完善、执行该项政策的有效途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应当坚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几十年来 ,在贯彻中收到了明显的实效。目前 ,在讨论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时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废除这一刑事政策。该文认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还应当继续贯彻 ,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