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士不遇诗虚词造语与比兴意象之新变

韩愈七应科举,二贬南荒,是中唐“士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韩诗中约有三成主题涉及“士不遇”。韩愈士不遇诗贯彻其“自树立,不因循”的诗学之旨:在语言表达上,锻炼字词,多用文言反问、疑问词语,借助“其”“且”“与”“所”等虚词新创“虚词造语”;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奇异,比兴意象“奇诡化”的新变背离了诗歌雅正传统,形成“奇崛险怪”的审美风格。韩愈将幕府生活、党争革新、贬地风物等新题材引入诗歌,士不遇诗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更寄托着不遇文人崇高的精神信仰。韩愈在“自树立,不因循”诗学之旨引导下大变唐诗风貌,推动诗歌从唐音至宋调的转型。

中国文学“士不遇”主题的文化审美阐释

“士不遇”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 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的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古代作家的心理结 构是悲剧性的。“士不遇”主题不仅包含着“士”的命运悲剧，而且也包含着人格的悲剧。 在传统政治人伦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士对于仕途之“遇”的普遍追求，仕途“不遇”的共 同命运，文学创作的排泄、补偿，就成为“士不遇”主题之所以普遍产生的基本规律和基本 事实。

论李贺感士不遇诗歌的特色

李贺继承了屈原、宋玉、曹植、李白以来感士不遇的诗歌传统,又显示出新的特色。李诗较之以前的感土不遇诗增添了独有的凄冷幽邃的色彩,有着一种病态的美。李贺的感遇诗必然是内倾的、险谲的、感伤的,一已的,更侧重于个体意识的倾吐,自我心态的摹写,具有强烈的主体色彩。李诗具有浓重的主观写意色彩,往往笔带传神。感土不遇发展到李贺,产生了一种激跃性的发展,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汉代辞赋中的“士不遇”主题

"士不遇"一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汉代士人对不遇的歌咏,其表现手法甚至语言,主要源自屈赋。按照与屈赋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尽管不及屈赋庄严绚烂,汉代士人的歌咏尤其是《答客难》一类的作品,仍然是士人追求自我完成这条人文之路上的一道奇丽的光彩。

论汉代辞赋中的悲士不遇主题及士人心态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的主题。这一主题客观地反映了汉代社会中士人的现实处境和幽微丰富的心灵世界:不遇之士在失意、忧伤与怨愤的同时,在人格品质和道德上表现出卓然不群、高洁自守的自我优越感;明哲保身的倾向,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疏离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归因天命、委顺自然是他们自我安慰的方式;学术立名、田园自娱的选择,是他们找到的新的安身立命之点。

论宋词中的“感士不遇”主题

由于宋代完善了科考制度 ,广开才路 ,士人的政治出路较之前朝要好得多 ,总起来看 ,文人士大夫“感士不遇”的情绪并不怎么强烈 ,传统的“感士不遇”主题在宋代 (特别是北宋 )文学中并无突出的表现。又由于词一向被看作是花间尊前聊佐清欢的工具 ,因此在整个北宋时期 ,表现“感士不遇”情绪的词作不多。宋室南渡后 ,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文人士大夫 (特别是抗战志士 )“感士不遇”的情绪暴涨 ,并进一步转化为潜气回转、沉郁顿挫的“英雄失路”的悲慨。词也由佐欢的工具变成了“陶写之具”和服务于抗战恢复的武器 ,承载了厚重的“感士不遇”

论朱熹诗“士不遇”情结中的文化审美意蕴

朱熹诗从多维艺术视角抒写了朱熹"士不遇"的情结,蕴含丰富的审美意蕴:壮志难酬、英雄失路的幽愤与失意是士之不遇的基本心态;孤傲高洁、横而不流的个体意识是士之不遇的人格写照;游于自然的情怀与"世间无处不阳春"的达观是士之不遇的精神超越;创办书院、著述讲学的人生实践是士之不遇直面人生的现实定位。朱熹"士不遇"情结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元化的社会政治体制及朱熹人生旨趣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诗中"士不遇"情结的多维艺术描述呈现出朱熹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展示了诗人心理世界所固有的丰富形态和生动特性。

论“士不遇赋”中士人心态的转变——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

"士不遇"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永恒而又普遍的主题,在各个时期都涌现了可观的士不遇赋。从屈原的《离骚》到汉代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以及晋时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士不遇"成为辞赋创作的滥觞。这些流传千古的赋篇,不仅展示了特定时代下士人们真实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从屈原到陶渊明各个阶段他们心态转变的轨迹。

汉代“士不遇”赋研究

“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赋的代表。这类赋反映时代变化 ,描写自然景物 ,思想内容丰富 ;它还探索表现方法 ,创造新的体裁 ,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不过 ,汉代士不遇赋有很多的教训 ,值得深思。

汉代悲士不遇赋中儒道思想的消长离合

悲士不遇赋是汉赋中与儒道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品。汉代悲士不遇赋皆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人生寄托 ,以道家思想自慰、销忧。同时汉代的悲士不遇赋也对儒家思想进行不同程度的兼收并蓄。儒道两家对不同问题的思考融合在一篇赋中有助于丰富作品的意蕴 。

士不遇主题的近代嬗变--以康有为、梁启超诗词为中心

基于时代精神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诗词作品中的士不遇主题既沿革了传统士不遇主题的基本审美特征,呈现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接受了近代思潮的影响,发生新的变化并表现典型的近代特性,展现了为己而歌、顽强抗争及张扬人文意识、启蒙精神等独特的审美追求与意境创造,代表了士不遇主题之审美特征由传统向近代的递嬗。

试论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及其成因

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精神有关。

从《士不遇赋》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君子固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与志趣。这篇赋反映了时代变化,思想内容丰富,创造了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赋看汉武帝时代的“士不遇”现象

重贤士、好大赋是汉武帝时代的特征之一。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是武帝时代不同类型士人的代表 ,三人的思想、性格、经历、结局都不相同 ,却都写下了“不遇”之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这三篇赋 ,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武帝时代的士人风貌和文学特征。

两汉“士不遇”赋情感的表现及特征

两汉“士不遇”集中地反映了两汉士人在大一统的一人专制制度下政治理想的受挫、自我期待的落空以及对自身角色转换的失落与体认。本文通过对两汉“士不遇”赋的考察,认为其情感的表现主要有四种方式:1,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2,直抒胸臆,感士不遇。3设为问答,自我宽解。4,寄情景物,含蓄蕴藉。并论述了各类赋作的思想特色及作者心态。

“以儒统命”:论班固赋对“士不遇”主题的回应--以《幽通赋》《答赋戏》为例

“士不遇”是汉代辞赋的重要主题,班固的《幽通赋》与《答宾戏》为这个主题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给文人在“大一统”时代的尴尬际遇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这就是“以儒统命”。班固在秉承儒家天命观的基础上,把儒家之道上升为一种统摄社会人生的精神实体,以“命理”来解释际遇,再以“儒理”来规划命理,“命理”提供解释的基础,“儒理”提供价值和归宿。这样,关于“士不遇”的历史和现实都可以在儒家圣之道下一以贯之。“以儒统命”的“不遇之赋”在思想情感倾向上有“哀”而无“怨”,在文化根源上是对“大一统”帝国的“时代趣味”的审美回应:“大一统”秩序之下的文人如何安身立命。

汉代俗赋中的士不遇情结

赋作为汉一代之文学以其浩大的气魄、广博的内容、繁富华美的文字给后人留下惊世绝艳的印象。汉代的一些涉及京都、郊祀、畋猎等题材的赋作更是以"骋辞"而著称。但是俗赋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赋别样风格:诙谐浅白、幽默风趣。本文分析了产生士不遇情结的各种原因,并且认为汉代俗赋以不同寻常的构思方式和诙谐浅白的语言阐释了士不遇这一古老主题。

《聊斋志异》——“悲士不遇”的集大成者

《聊斋志异》中有数量众多的知己故事。在此类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知己之情"集中、迫切,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悲士不遇"情结的集大成者,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蒲松龄终身不遇的经历以及他对"知己难逢"的切身情感体验,都驱使着他在小说世界中描绘着他所渴望的东西。在《聊斋志异》的"知己"类故事中,蒲松龄大多以花妖狐魅充当故事主人公,突出主人公身上的人性之光,集中、大量地在故事中抒发对"知己之情"的渴求。可以说,在蒲松龄之前,尽管文人学士在现实世界中屡屡碰壁,尽管许多诗人骚客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着"悲士不遇"的感伤,但是,他们的悲哀过多地纠缠于个人的遭际,他们的作品因数量不大而未能构成一种时代集体诉求的回响,因此缺乏对全社会底层文士的震撼力,也难以引发全社会的共鸣。时代呼唤着文学巨匠来完成这一使命,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应运而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知己"的大声疾呼,贯穿全书始终,他有意识地在"伯乐难觅"的问题上寻求突破,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论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这一主题,其原因何在?本文从三方面论述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首先,士人的不遇是悲士不遇辞赋产生的现实基础。其次,对"遇"的强烈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强烈的不遇之感是悲士不遇之辞赋产生的主观原因。第三,辞赋是汉代士人表达其不遇情怀的最佳载体。

汉骚赋“悲士不遇”主体论

汉骚赋中,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土不遇赋》,从这两个题目,不难看出其“悲士不遇”的特点。其它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严忌的《哀时命》,杨雄的(《解嘲》、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也主要是抒发“士”的悲怨忧愤的内心情感,由此构成了一个汉骚赋的基本主题,我题之为“悲士不遇”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