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大一统”的现代意蕴、现代共同体价值及世界意义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向内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建设进程中创造性地将“政治大一统”与社会主义相融合,构建形成了具有现代意蕴的社会主义“政治大一统”政治模式,并呈现出统一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家国秩序四大鲜明特征,全面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政治大一统”政治模式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既展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形态、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形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形态和实现协同和合的社会主义治理共同体形态的现代共同体价值,也充分展现出其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政治文明新选择、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政治治理新借鉴和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注入新动力的世界意义。

大一统历史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凝聚

“大一统”历史观是两汉王朝的官方历史哲学,其核心要义是王权至上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天下一家。汉代的主流思想家和历史家出于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立场,在其历史叙事体系中,建构了纵向圣王一脉相袭,横向华夷共祖同源的“大一统”历史发展演进模式,作为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确认其文化身份的历史依据,同时建构了华夷同源、“天下一家”、“四海归一”的大一统历史记忆,将华夷各族整合成为一个世代相继、绵延不断的“文化血缘”共同体,籍以与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政治时局相呼应。通过这样的人为建构,赋予汉帝国绍继周、殷而为新王的正统性与权威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

青年专业教师兼任班主任引导新冠疫情后大一新生健康成长的思考

面对新冠疫情给教育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大一新生在适应大学生活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和线上学习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社交技能以及学习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深入分析大一新生的心理特点、社交特点和学习特点,探讨青年专业教师兼任班主任在引导新生健康成长方面的关键作用。青年专业教师可以通过自身的教育经验和学科专长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提供专业认知和应用指导、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发挥家校合力教育的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交活动。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大一新生克服社交障碍,发展必要的社交技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稳过渡到大学生活的桥梁,最终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大学社区,实现健康成长。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汉代“大一统”背景下董仲舒的政治伦理建构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董仲舒回应汉代一统的政治诉求,深探《春秋》奥蕴,构建了儒家德治立场、公羊学方法、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他论证大一统合法性源自天道,为“大一统”建立起天经地义的哲学依据。董仲舒认为道德为政治之本,大一统系于天子之正。他主张限制权贵阶层与民争利,为大一统扫除隐患。他突破公羊学夷夏观,认为爱及四夷是大一统应有之义。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是基于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创新而构建的汉代新儒家伦理体系。经过董仲舒的创造性阐发,西汉的春秋公羊学发展为春秋董氏学,成为具有汉代思想特质的政治哲学,成为汉代权力一统、疆域一统、思想一统和汉代民族融合的伦理内核,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孔子的“天子观”及其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

在王朝国家的时代,“天子”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先是称为王,后来又称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权威就是国家的权威,其形象亦是国家的形象。王朝国家稳固和发展必须维护天子的形象与权威。所以“天子”观作为古代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历来为社会所重视。孔子的“天子观”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天下礼乐征伐的权力应当一统于天子,而不能让诸侯、卿大夫各行其政。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强调权力的一统。汉代出现的“天子僭天”的提法,虽然与孔子一贯反对僭越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实与孔子思想无涉。所谓孔子作《春秋》意在“贬天子”的说法,既不符合《春秋》及三传的主旨,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辨析的学术公案。

北魏孝文帝南征与大一统思想的伸张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南朝采取进攻态势。太和初期,孝文帝斥责齐高帝萧道成“寻僭大号”,遣将讨伐,责问其使节;迁都洛阳期间,斥责齐明帝萧鸾“践阼非正”,亲征南讨,责备萧鸾杀主自立之罪恶;迁都洛阳后,车驾南征,训责南朝守将“奉逆君,守迷节”,宣扬“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华夏正统观念,宣示天命在“北”而不在“南”。作为“本施北政”的北朝皇帝,北魏孝文帝训责、讨伐南朝君臣之举,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极大伸张,意在展示其主持天下公道与正义的光辉形象,宣示南北朝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北魏乃正统王朝,孝文帝乃华夏正统之君。北魏孝文帝时期大一统思想的伸张,对应着南北朝国力的此消彼长,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预示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明代“大一统”文化塑造下的海南书院研究

别于宋元,在官创私办之下,明代中后期位于边缘海疆的海南书院迎来发展热潮,数量骤增、学制完善,追齐华夏中心地带书院的发展水平,呈现一体化、官学化、平民化及社团化特征。因创办经费来源、教学宗旨与属地层级分野,书院存在官私之分、考课式讲会式之别、府州县乡之异。又因岛内地理、历史要素不均衡,书院时空分布呈现,以嘉靖、万历两朝最盛,集中于以琼州府治为中心的北部几个州县治所。在明中叶科举与官学一体化影响下,海南书院的存在,不仅为官方认定的官学之辅,更补救官学流弊。在承担读书人的人文理想、社会责任与国家教育责任之外,作为明代“大一统”在边缘海疆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一环,海南书院在明中后期海南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文化意蕴更为突出。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对中学阶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再思考——基于大一新生入学心理普查健康教育

基于大一新生入学心理普查健康教育工作实践中发现的中学阶段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为更加科学、合理、有序地进一步推进中学阶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走深走实,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自身素质和健康人格心理的全面提高,进而实现教育的可持续性均衡发展,文章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践和课题调研的基础上,客观分析研判中学阶段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遇到的瓶颈性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学阶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建议和对策。

大一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深厚文化传统

大一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内核,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构和政党制度。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着大一统文化传统,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完成重建、巩固和发展现代大一统的历史使命,大一统文化传统赋予新型政党制度中华文明古国的特征和长久的生命力,大一统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深厚文化传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理论逻辑在政治制度领域的生动体现。

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及其对大一统中国发展的贡献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民族国情就是多民族。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影响和制约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走向,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大一统是主流。少数民族政权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某些日本和美国学者故意忽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对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立性,罔顾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追求的事实,罔顾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家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和使用儒家文化进行政权建设的事实,是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性质的否定。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贡献研究,以澄清这部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错误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大一统视角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

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记忆,并在思想意识、国家建构、治国理政等方面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台湾问题、完成港澳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大一统思想,妥善处理内部问题与外部干涉,积累了和平谈判、稳固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的丰富经验,为“一国两制”台湾地区方案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把握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精神,有助于“两制”台湾地区方案在设计和推进过程中超越昔日束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刍议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公羊传》,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阐发和深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有两种内涵,在《春秋繁露》中,“大一统”之意,为以一统为大,而一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所以“统”为“统绪”之意;而在“天人三策”中,“大一统”有了“大统一”的蕴含,以迎合汉武帝雄才大略,欲统一政治、思想领域的需求。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种内涵皆有学者加以秉承和延续。随着历史的演进,“大一统”的“统绪”之意日渐模糊,而“大统一”之意占据了主流。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内凝聚——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富有启发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秦汉到清中期部分,以各民族政权“争治”中原的史料史实为基础,阐释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大一统”理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秦汉到清中期内容上承夏商周时期奠基的中华文化,下启近代以来探索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理论联系实际,历史注解现实,以强有力的中国国情史料支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共同体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逻辑:基于“大一统”国家形态演进的分析

“大一统”作为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既是“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大一统”国家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大一统”政治共同体不仅有“正统”的思想基础,也有一套完整、高效、稳定的权力运行体制,促进了政治国家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凝聚。“大一统”文化共同体推动了文化-国家的民族凝聚、民族融合和政治认同,其“义利相兼”的义利观为经济共同体的开放共赢提供支持。经济共同体东西和南北市场的融合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推动了对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建构逻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代化是对“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继承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融入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构建民族工作大格局和大统一战线工作格局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从天文到人文:“大一统”思想的时空结构

《春秋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经历代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凝聚与壮大的精神基质和不竭源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时空观有直接关联。这表现在天文历法作为生存的基本范畴,如“太一”“天”和“历元”“正朔”等观念,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时空背景、权力结构、信仰底色和文化沉淀。时空结构聚化为民族特有的“一统”心理模式,不但是指引人们行动之“本”,也是规范交互模式之“元”,从而在现实上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即是“从天文到人文”之义。“大一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从“大一”到“一统”的时空与文化整合。

好大一棵树——记于漪老师

“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好大一棵树”!其根,是爱祖国、爱学生、爱自己的大爱之情。其干,是为师之道,经历了入门、成熟、风格、境界的成长道路;阐说着“教文”与“育人”的统一、立体化与贯通性的统一、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做”与“学做”统一的教学之道。其枝,是其作为语文教学名师,作为班主任,作为校长,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课标和教材的审查专家,广有涉猎,皆有建树。其叶,华滋焕发,生活和教学的细节闪耀着思想和情感的光泽。其荫,是其“撒给大地多少绿荫”,福泽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