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纠葛--本事重构视野下的《三里湾》

《三里湾》主要根据赵树理1952年在平顺县川底村参加农业合作化的亲身经历撰写。但对读小说内外,不难发现此小说对本事材料的择取有“买椟还珠”之憾,在其背后则是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得“形似”而不能兼得其“精神姿制”。这使《三里湾》难以进入1950—1970年代优秀文艺作品的行列。不过,它对于农民实利主义的精细刻画,对于乡村“皱褶”的呈现,仍给“短20世纪”中国留下一份“大历史”与“小历史”彼此博弈、相互承认的珍贵记录。

从大历史的视野认知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以大历史观之,邓小平的历史价值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视角、人类主流的现代化视角、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视角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视角出发进行考察。从立德立功立言的视角看,邓小平厚道公正、坦荡无私,一生立下功业无数,给后人留下了以朴素的语言为载体、充满智慧的《邓小平文选》。从现代化的视角看,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的视角看,邓小平是伟大的爱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角看,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总之,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大爱国者,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划时代人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怀念。

大历史视野下的公学及其时代价值

公学在社会历史经纬中生长。始于清末维新时期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公学,以高等教育层次的办学最有影响力。从半官半商的南洋公学到学生行会型的中国公学再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陕北公学,公学办学创造性地转化“公”的人文传统,践行与升华“公开、民众、共同利益”之精神,缩小了理论与实际的距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造就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大历史视野下的公学,传承书院千年脉络,接续中华优秀教育传统;采西学之长而以中国实际为根柢,在对立和统一中协调新与旧,见证了近代高等教育的转型;联系社会建设而以中国人的生活为基石,在办学中发展出教育新要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历史”和“小历史”——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为视角

研究范式决定了历史书写,也决定了研究的成果。本文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文献为视角,探讨运用新的研究范式重新书写和整理图书馆史。传统"大历史观"范式下,清末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思辨性的历史书写为主;二是精英书写;三是注重图书馆"宏观历史"的书写;四是主要关注学术流变、学人圈的交流和互动。而公众史学等新思潮注重社会史、微观史或者说"小历史"的研究。新的研究范式必然带来对档案、口述史、回忆录等史料的重视;新的研究范式将会有新的视野,并深化图书馆史的研究。图书馆史研究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体的研究,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是从"精英阶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流变的角度,来梳理和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从而拓宽图书馆史研究的视野。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我国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之反思——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

如何制度化地化解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实质就是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选择或设计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尤其是我国转型社会更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从国家的角度即外在视角,为中国社会选择了一种大陆法系的习惯的立法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力图通过立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与普通法系相比显得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以致不得不以频繁修改法律、补充立法解释以及法律试行的机制予以弥补,但仍不能有效地解决好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为此,引入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从社会的角度对清末修律以来乃至当前法律移植,进行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上的反思,具有结构性补充的意义。不论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即昨天中国社会,还是从今天中国社会即转型社会,甚至明天中国社会即常态中国社会的角度,中国社会应该选择一种相对具有弹性的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这不仅被西方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佐证,而且为中国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验证。

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从三种“大历史”谈起

人们通常所谓的"大历史"大致有History,macro-history和big history三种含义。这三种"大历史",不仅表露了人们试图从宏观上辨明历史运动方向以掌握人类命运的雄心,还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历史思想的变迁以及历史研究范式的更嬗。自20世纪80年代始,世界史学开始文化转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历史学进入小叙事时代。当历史学家瑟缩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淫威而自罪似的躲避宏大叙事时,社会科学家及自然科学家却肩荷着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旌旗高歌猛进。全球化重塑了世界结构,擅长结构研究的长时段宏观研究当仁不让地重新披挂上阵。极具革命性意义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宏观史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当前,亟须对我国史学界的宏观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估,也亟须思考如何在"史学碎片化"的局面下重新启动宏观史研究。对应着全球化,史学的"整体地球时间"必然会要求扩展历史分析的画布,而在这幅扩展了的画布上,来自中国史学的"画师"将会如何挥毫泼墨,值得观察。

大历史视角下的新中国70年

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可以从三个大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一是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与日本、德国以及亚非拉美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现代化发展情况相比较,新中国70年发展速度居于领先地位。二是从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发展。新中国70年时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古代汉、唐、宋、明、清诸朝代建立70年前后的发展状况相比较,这些王朝在建立70年时基本达到了王朝发展的快速上升期,就这一点来看,新中国70年的发展状况与这些历史上的王朝具有相似性。必须提醒的是,在比较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时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研究的弊端。三是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它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活力的认识。

从大历史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

从大历史视野考察,中国现代化可以分为旧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旧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表现出落后性、依附性、矛盾性等八种不同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力量、发展制度、依靠力量、发展内容与方式等方面主动作为,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旧式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转变。厘清旧式现代化的被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助力。

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教学观探讨

大历史是欧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新领域,它将人类史置于宇宙史背景中,探究从宇宙大爆炸以来到当前的历史。弗雷德·斯皮尔是大历史的有力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大历史是一种跨学科方案,有助于考察各种复杂性历史现象的兴衰。他不但讲授大历史课程,而且对大历史的一般理论也做出阐述。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

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该重视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具体说来,应重视现代化的视角,即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富裕、人民自由等不同的发展目标的角度来考察其成败得失;后馈性的视角,即要考虑到某段历史在未来可能具有的反馈,而不能只顾及一个短时间的影响;逻辑与历史的综合,即把历史发展的应然和实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发展固有的特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使得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既不神秘也不机械。

美国大历史视角下的特朗普政府

借助美国政治研究的三种理论,可以从美国大历史的视角分析特朗普政府体现出的历史延续性(共性)。史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有关总统权力与权威的理论解释了特朗普高度个人化的执政风格,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美国历史周期论解释了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的困境,塞缪尔·亨廷顿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则解释了当前美国社会的动荡。本文的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并非一个完全"例外"的政府,而在诸多方面延续了美国政治大历史的规律。

中国法治为何需要“大历史”?

中国法治的时空环境,决定了中国法律整合范围和难度高于地域辽阔的英美法系美国,更高于地域狭小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国法治必然是中国大法治,研究中国大法治的中国法学必然是中国大法学。因此,中国法律整合技术,既要高于美国,更要高于大陆法系国家;既需要借鉴大历史的大历史视野,更需要借鉴大历史视野得以实现的技术角度。这是因为:"大历史"不仅强调技术角度,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古今中外因素建立大法治提供了可能,而且突显中国本位,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中国元素建立中国大法治提供了可能,"大历史"还强调"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为中国大法治向技术层面推进提供了不竭动力。

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胡绳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著名的遵义会议，到现在已经６０周年了。遵义会议是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想就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谈几点看法。第一点，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

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理论探析

大历史是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新领域,它将人类史置于整个宇宙史背景中,探究从宇宙大爆炸以来到当前的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大历史的有力倡导者之一。他不但讲授大历史课程,而且通过考察复杂性与集体知识和能量流的关系来探究人类社会的演变,从而对大历史的主要原理做出了阐述。

大历史与“超越”

人是物质,甚至作为物质演化的一部分,还可还原到宇宙"大爆炸"以来基本粒子在能流驱动下变得愈发复杂的过程。大历史学者出于对整体叙事的需要,出于历史"科学化"的要求,甚至出于对人类的关怀,为我们描述了万物从无到有、从有又趋于无的终极故事,试图从规模和基础、对整个人类前景的关注、为人类社会在宇宙演化的大背景下定位几个方面尝试超越。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物质主义的超越,还缺少精神维度的追求。大历史学者虽经"补救",却依然未能归纳出"人类下一阶段的道德规范",甚至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大历史作为终极超越的"现代创世神话",却难以阻止人们试图在精神方面尝试超越。笔者还以"石子"设喻,试问:"石子"有意义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大历史视野的定位与比较方法运用

以大历史视野定位"纲要"课的教学方法,是由课程性质和教学任务决定的,是着眼于方法论层面的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全面地、整体地、连续地理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结合课程特点,比较方法是更好实现大历史视野教学定位的手段。大历史视野下比较方法的运用是有效设计教学内容,优化师生互动参与,综合多种教学手段,实现"纲要"课课程功能的重要保障。

大历史与大传统:两种人类学的理念与实践

历史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近年来分别倡导的"大历史"与"大传统"理念,均将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早期,纵深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生学与动力学因素,其中所呈现的综合性与跨学科趋势超越了传统史学与文学研究相对狭小的疆域。由于学科发展与学术旨趣的不同,二者的具体诉求与相关实践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前者姿态更为激进,其理论谱系除历史学、人类学还涉及宇宙学、生命科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后者因崛起较晚相关理论仍在探索中,因而对"大传统"的讨论尚限于考古学范围。尽管如此,后者对于大、小传统概念的革新与改造,显示出理论接受过程中的本土反思与知识创新。

共和国大历史与两个时代两种叙述 从电影《建国大业》看新中国历史合法性叙述的变迁及其象征意义

《建国大业》和《开国大典》就表现历史或内容而言大致相当,但因出自不同年代,其在叙述新中国大历史的合法性方面显然有别。与《开国大典》侧重对历史兴亡成败的反省不同,《建国大业》更侧重于对如何"建国"的叙述;而在历经60周年的曲折发展之后,全球经济衰退的今天,中国再一次崛起,因此,所谓"建国大业"其实也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层面重新建构中国作为大国的文化象征,历史中——即建国前夕——各种力量的大会师,已然预示着现实中各路明星的大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