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和董仲舒的治国理政思想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寻求治国方略所做策问的答复,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以公羊学之法为汉代更化改制,并为其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董仲舒基于汉代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将儒家王道思想与天道联系起来,要求天子从“正己”出发,借助于“德主刑辅”“王道教化”等治理手段,帮助汉代加强了以天子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实现了“大一统”的理想目标。董仲舒提出的治国方略也帮助儒家确立了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正统地位,对中国近两千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致敬董仲舒:新天人三策

根据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思路,按照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需求,特提出“新天人三策”。第一策:崇“五尊”以重建信仰,即尊天道以心存敬畏、亲大地以保护环境、爱祖国以振兴中华、隆祖先以继承传统、敬师长以传续文化;第二策:复“五常”以提升道德,即修仁道以培育爱心、守道义以公正合宜、明礼仪以和睦待人、求智慧以行为有度、本信诚以成就事业;第三策:施“五美”以治理国政,即行恭敬以服务民众、用宽政以获得民心、讲信用以树立威望、促勤政以奋发有为、真惠民以共同富裕。

董仲舒思想系统的结构性还原——《天人三策》的政治哲学解读

“灾异”说是理解董仲舒思想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核心枢纽,因为他正是通过解释“灾异之变”现象来臧否政治而引申出自己整个思想系统的三大板块及其关系:一是降灾异者,即神圣界的超越之“天”;二是受灾异者,即世俗界的皇权;三是言灾异者,即作为前述两者之中介的儒家。灾异说的意图是现实政治批判,由此引伸出董仲舒的人性论和“义利”观;灾异说的神圣根据是“外在超越”的至上神;灾异说的主体是作为天意代言人的儒家。然而灾异说的政治理想却是皇权帝国之“大一统”的完善,这恰恰是对前述儒家神圣代言人的主体独立性的解构,从而也是对“灾异”说本身的解构,因而促使后世儒家转向“内在超越”。

天人之际的治道:广川董子“天人三策”义疏

《汉书·董仲舒传》所录"天人三策",是广川董子与汉武帝为此后两千年创制立法之对话,为孔子之后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献,也深刻显示了儒者通过理论思考参与改制立法之进路。董子具有政治科学、宪法科学之思维模式,超越了政治浪漫主义,显示了政治成熟之心智。他发展了天道治理观,立足于当时政治现实,承认皇帝之地位,但通过设计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制度,分散、约束乃至控制皇权,最终实现"行道于天下"之目的。

《天人三策》篇名与文体考辨

西汉武帝初年,举贤良文学,策问诸儒,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东汉时始收入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流传于世。董仲舒三篇对策很可能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在唐代颜师古校定《汉书》时,才将三者合为一体。《天人三策》并非该文章固有之题目,而是《汉书》颜师古注本出现之后,由唐宋学者赋予的特称,此篇名直到南宋时方才广为人知。《天人三策》虽然对后世试策文章影响很大,但就其本身而言,文体性质应属于奏疏一类,而不是专门的考试性文体。

《天人三策》引孔子论说

《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有十八条引用孔子言论的引文,基本出自《论语》,数量远超同为儒家经典的《诗》《书》《易》,这是汉代"孔子为汉家制度"思潮的突出表现,从中可见董仲舒政治思想之一斑。

董仲舒“天人三策在,不废万年传”——余治平教授学术访谈录

2015年4月15日-16日,由衡水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河北省衡水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美国、韩国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对董子思想与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资铸造的＂董子圣像＂落成典礼,旨在构筑董学研究与传播核心平台、培养董学研究后继人才的海内外第一家＂董子学院＂揭牌仪式,也在此隆重举行。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探——兼答管怀伦和南师大秦汉史专家晋文(张进)教授

笔者提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说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张进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此问题关系重大,应当深入探讨。笔者最新研究表明: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第一名确是公孙弘,董仲舒没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无内在联系,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前两策是无名氏的"举贤良"对策,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但是其晚年答汉武帝的诏对,所以《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无疑。

《天人三策》思想及价值新探

《天人三策》既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武帝思想的重要材料。《天人三策》揭示了汉武帝在执政初期的一些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他后来在执政方面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在这几篇策问中找到其思想滥觞。汉武帝在这3篇策问中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董仲舒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策对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汉武帝本人的施政方针以及汉代以后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人三策

董仲舒对汉武帝提出“圣人法天而立道”，“承天意以从事”。他还要汉武帝“正心”，由正心而可以正四方。

司马迁开明思想略议——以《洪范》、“天人三策”为背景

同样是阐释治国之道,《洪范》与"天人三策"至少在如何认识天人关系与天子权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以此为背景观照司马迁,可知他在把握这些重大问题时的认识实乃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显示了他与董仲舒等汉儒迥然有异的思想旨趣。《洪范》是一部闪烁着民主光芒的宪法,《史记》则是一部思想开明的史学巨著,它们对古代思想史的卓越贡献理应引起当代学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借鉴。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是治西汉思想史的一大关键。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局限,这一时间问题的考证久未定论,争论至今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两种观点。文章以《天人三策》的自身内容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对此问题进行考证,分别指出了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的纰漏,并经过认真求证,提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当在元光五年的观点。

从《天人三策》看汉武帝独尊儒术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对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的思想,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损抑诸侯、宾服四夷。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的形势,为汉武帝解决即位以来所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诸侯坐大与对匈奴的和战问题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指导,从而为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建议打下了坚实基础。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学术思想意义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经学的演变、谶纬之学的发展以及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都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整个汉代的学术思想格局就是由此奠定,此后汉代学术也由此逐渐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对后世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董仲舒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之中,结合《春秋繁露》所构建的思想体系来进一步分析《天人三策》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可以充分挖掘出《天人三策》在汉代学术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

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之首,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考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重大问题。《资治通鉴》编年在建元元年,而《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五月贤良诏策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这就布下了疑团。后世学者又提出了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等等。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刊载了史念海先生的考证文章,主建元元年说。

董仲舒“天人三策”管理思想蕴含及启示

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独创了"新儒学"体系。"天人三策"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书"的奠基之作,为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天人三策"提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梳理解读这一思想在天人关系、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的核心内涵,从而可以现代管理的视角予以积极借鉴,因人制宜,采取不同管理方式提高效率;以人为本,德法结合推动管理有序运行;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适应一体化发展趋势。

“天人三策”文本顺序考辨——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

历代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问题有很多争论,但研究者对"天人三策"之间的文本关系却疏于考察。"天人三策"并不是三篇具有内在连续性且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文本。第一、三对策应创作于建元四年、五年之间,而第二对策则要晚至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班固在三篇对策间加入"天子复册之"之文,造成三策具有时间递进关系的假象。

透过徐复观看董仲舒“天人三策”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初年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向汉武帝所进的《天人三策》对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复观是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一位重要学者,其对儒家政治思想特别是两汉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剖析。本文主要通过徐复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思想,以弘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加快文化强国建设。

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素王”孔子的成立:基于《天人三策》的研究

透过《天人三策》,可以发掘孔子成为“素王”源于其生前的立德、立功和立言。孔子生前学礼以知天,被人称为“圣人”,是为“立德”;他晚年专行教化,弟子多达三千,在鲁国民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德性共同体”,是为“立功”;他制作《春秋》,在董仲舒的继承下,为汉立法,是为“立言”。孔子成为“素王”对汉代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