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存心养性”的修养论

孟子倡导促进社会和睦的道德观念,并从理论基础、理想人格、修养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道德修养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梳理与借鉴孟子的道德修养论,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道德修养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道德进步和人格健全,无疑具有最直接的现实价值。

“存心养性”与“道法自然”——从儒道“天道”、“心性”上的差异看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两种模式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理念。当今很多媒体热衷于阐述其中的生态和谐观,却也导致了人们对其完整内涵的忽视。其实,"天人合一"在道家与儒家那里有着极为不同的内涵:儒学以"天人合德"为终极指向,注重天与人之间的道德感呼应;道家以"见素抱朴"为最高依归,相应地集中于挖掘天与人自然自在的"相类性"。可见,人伦的道德维度与人本身的自由追求是古代"天人合一"的两大重要部分,二者对于我们解决当今社会语境下人的道德滑坡和人格异化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孟子“存心养性”的养生哲学观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存心养性"和"性善论"结合的养生观点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存心养性"就是要人保存生而有之的"善"的本性,即:"仁"、"义"、"礼"、"智"的"本心",一切从儒家的道义出发,进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使个体保持一种旺盛的精神状态,心地要光明坦荡,最终达到健身养生的目的。

理学视野下薛瑄对孟子“存心养性”的诠释

薛瑄在承继孟子"存心养性"思想的基础上,在理学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以理学的理论关切为出发点,他主张将存其心作为明澈天理、涵养居敬的修养工夫、感悟大道的基础;将养其性作为尽心、为仁的条件;以复性作为明善、从善的目的,致力于构建其心性思想体系。薛瑄在对孟子"存心养性"的诠释中确立了心与理相互养护的立场,强调了实践中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复性追求的必要性,在发展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孟子心性思想的价值内涵及时代赋义

"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的哲学观蕴含着孟子对心性问题的思考,其与庄子"斋心达性"以及释氏"识心见性"同中存异。心和性实际上均指向善,既强调善的可能前提,即"尽"与"知",又强调善的达成方式,即"存"与"养"。"尽心知性"是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强调路径,关注"善的先在性""本能性";"存心养性"是修养论问题,强调方法,关注"善的可能性""教化性"。宋儒直承孟子这个心性理论,认为"尽心知性"为"上达","存心养性"为"下学",肯定二者在概念内涵方面的符契之处,同时强调二者在概念外延以及心性进路方面的差别与分殊。孟子心性思想有别于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当下社会具有深刻的启示内涵及现实指导意义。

人心向善与人性本善——孟子心性论的伦理诠释

儒家人学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儒家心性论自孟子始具规模.孟子心性论不仅是其性善论的义理根据,而且还由此开出了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大体上有二种理解:其一是“人性本善论”,其二是“人性向善论”.“人性本善论”者的主要理据,从根本上说,在于把性善还原为心善,然后进一步把心还原为理义之心,具有道德自觉的本然之善心;“人性向善论”者虽然同样把性善还原为心,但认为善只是人心的一种倾向,性善只是心善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实然存在.由此可见,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理解。

论孟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实现方式

孟子从“人性本善”的前提出发,创立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并提出了通过“道德修养”方式就能实现理想人格的思想。

孟子性善论对思政教育的现代价值

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人的为恶是由于后天环境影响和主观不努力造成的。性善论是一种不错的"道德理论假设",其中"教人向善"的思想,"寡欲"、"存心养性和求其放心"的道德修养方法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批判地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具有现实意义。

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德育价值新论

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性。而两者的人性论思想都蕴含丰富的德育价值,两者蕴含的德育思想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差异。两者都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分别提出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的德育方法。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比较

孟子和荀子主张的人性论，前者是性善，后者是性恶，但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在研究人性善恶属性的基础上，都努力探索如何使人成为善人。孟子是从性 善出发，探索如何使人“存心养性”，从而保存其固有的善性，而荀子则是从性 恶出发，探索如何使人改恶从善，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从孟子学说看道家的影响

从孟子学说看道家的影响张运华孟子名轲，战国邹（今山东邹城人），生卒年代已无法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３７２年，卒于公元前２８９年。他十分推崇孔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圣之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万章下》）...

论孟子以心证性的修养方法——兼解“养浩然之气”

在孟子的思想系统中 ,人皆有仁义之性 ,又有心官之思 ,这是人之“可以为善”的内在根据和逻辑前提。极尽心官的作用 ,是人的仁义之性得以充分实现、使其成为体现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的真实存在的关键。但心官之思是一个指向特定目标的过程 ,它由“尽心”而“知性”(知天 ) ,由“存心”而“养性”(事天 ) ,一步步把人生境界推向高点。孟子所描述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对这个过程的个案说明 ,在很大程度上有个人体验的性质 ,但孟子归纳。

孟子的道德理想人格之修养

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修养理论,其一是持之以恒的“存心养性”、“反求诸己”的内心修养方法,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其二是“明人伦”的教育原则,培养其道德人格。前者是自我教育的方法,后者则须借助于外部的作用,其理论的积极意义应受到重视。

心身统一 性命双修——试论中国养生学中的系统思想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对于这一理论,中国养生学亦早有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通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这里的“官”就是指人体系统中的各个要素,而要素与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中国养生学认为,在人体这个大系统中,最大的两个要素就是“心”与“身”,这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人的正常生命活动。人们平时所说的身心健康就指生命活动所处于的这种最佳状态。

“四心”即人性:论孟子的“以性释心”

孟子把人为之心中善的一方面,提升至本原之善的地位。此“心”即是每个人生来即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心”。“四心”是人类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四德”之“四端”,孟子的“四心”由此成为善之原。“四心”与“四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四心”为“四德”之本,孟子的人性由此成为善之原。圣人自觉存心率性而行,而普通人因欲望或名利等因素的迷惑丧失了“四心”,这就需要借助媒介即人性的载体来完成存心养性修养过程。孟子人性的载体即是“浩然之气”,它不但是善的天生材质,而且是义之原。普通人需要“养气”以“养心”、扩充“四心”以“尽心”“尽性”。

试论张载的《西铭》

张载是理学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学说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有重大的影响。张载一生著述很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酉铭》一文。《西铭》本名《订顽》，原是《正蒙·乾称篇》中的首章，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名《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才有此独立篇名。二程对此文有甚高评价，认为它代表了孟子之后儒家最杰出的见解。朱熹及其弟子也充分肯定《西铭》表达了儒家的重要道理，其核心在于仁孝。《西铭》的全文主旨在于宣扬忠行孝道，达天知命。以乾坤，天地和父母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如何从个体向家庭，再继之向社会，向天下万物展开，为儒家的仁义之说做了本体论和人性论的论证。

中国传统养生格言

人之性常静,动处是情。人之性未有不善,乃若其情则有不善矣。心纯性静,吾儒存心养性,老氏修心炼性,佛氏明心见性,正养此心,使之常清常静,常为性情之主……人身之中,只有此心便是一身之主。

孟子的心性论

孟子在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贡献是性善说的提出。孟子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关于心性论的新观点、-新观念,对性善之性重新进行了界定,对人禽之别进行了阐述,将心性论从人之本质的角度来立论,进而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有关心性论的哲学思想。

张栻论天人合一的主体实现

张栻是天人合一论者,其理论重心是天、性、心的一致。张栻天人合一的理论来源是孟子以来尽心、知性、知天和《大学》论修身的有关思想,立足点在躬行实践。他强调格物以穷其理,去欲以正其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由于天理构成心性的实际内容,人之复明本心(天性),也就是通过存养工夫去解决人之心性在外来干扰影响下的自立和著现的问题。尽心和存养体现于修身践行之中,人通过一步步的修养环节而锻炼提高,由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而身修,最后进达最崇高的理想境界——与天合一,争得自身的行动自由并力求最充分的自由的实现。由此,人与天相合就不是意味着对天命的绝对依从和放弃主体的自觉行动,相反正是人获取自由的积极表现。至于他以绝对完美的圣人为天人合一的现实楷模,则表明了他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的理想或空想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