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学衡派的白话文学观

看似壁垒森严的文言保卫战背后,学衡派蕴藏着具有鲜明调和色彩的白话文学观。文学变迁论是学衡派白话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意在消解文学进化论的线性革命叙事,从而达到文白兼容、新旧并蓄的目的。在学衡派建构的文学谱系中,白话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之文字”,比文言更为平易、活泼和自由,特别适用于科学论文和小说写作。学衡派对白话文学运动的批评具有建设性意义:认为白话文学运动一味欧化的倾向有违白话的本质,应回归语言的纯粹性;强调白话文学的文学性,反对文学品味过分卑下;呼吁白话文学创作应保持理性和节制,防止负面情绪泛滥。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西学外表之下,学衡派本质上是传统儒家价值的拥护者,怀有强烈的道统意识。文言文学始终是学衡派尊奉的“文学的正宗”,在此前提之下,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得以和谐共存。

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

“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与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相对立,以梅光迪为领袖的"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别样的诠释,对西方文明有着更全面的理解。梅光迪等人早年的教育以及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其学术旨趣。梅光迪早年接受了较完整的国学熏陶,到美国以后,又倾慕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现代文明的成功无法与传统相割裂。"学衡派"力图融合中西、汇通古今,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突出人文的重要。"学衡派"的努力在当时并不成功,但与现代诠释学或有异曲同工之处。

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

20世纪初勃兴于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与世界文化思潮紧相交织, 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自然出现了与世界思潮相对应的现代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潮流。《学衡》杂志1922年创刊,1933年终刊。该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昌明国粹”方面学衡派不同意自由派的“弃旧图新”,更不同意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而认同于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的新人文主义;在“融化新知”方面,学衡派反对“窥时俯仰”,“惟新是骛”,强调摒除西洋文明根据其特殊之历史、民情等为解决一时一地之问题而发的部分,而寻求其具有普遍永久性的、真正属于世界的西方文化,成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

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分别服膺生命哲学与新人文主义,代表了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同中有异。其同,包括反对"科学万能"论、肯定宗教的价值、倡言"合理的人生观"和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等。其异,则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认同、参与和公开立异之分;于"合理的人生观"的具体内涵,存在强调个性发展、本能发舒与强调"以理制欲"的深刻分歧;于中西文化融合,又有着眼于东西文化之别与突出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不同。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其同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其异同样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使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获致深化。

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由２０世纪发凡起例，过渡到４０年代初步发展重要的转折时期。学衡派提出中国史学循双轨发展，即普及与提高并重，通史与专史并举的构想，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提出的诸如通史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开拓史学研究领域和倡言建立全国性的史学团体加强统筹规划等等具体见解，不乏创意；更主要还在于反映了学衡派得风气之先，他们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富有前瞻性。如果对学衡派未能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不作苛求，那末，便不难体认其关于中国史学双轨发展的构想。

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导论——以“学衡派”为中心

本文是《学衡派谱系》的导言。“学衡派”掀动的是一场新人文主义运动 ,是作为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反对势力出现的 ,是新文化话语霸权下的知识抗争 ,并以文化保守主义形态展示出来。他们从美国欧文·白璧德那里得到了思想资源。

抗战情境下主流文化学术刊物的地方化扩散——以学衡派谱系中的《文史季刊》为例

抗战情境下播迁中的知识分子在各地新创文化学术刊物进行文化抗战,推动着战前主要生成于都市的主流文化学术思想向周边扩散。从思想谱系的角度来看,战时创办于江西的《文史季刊》与现代文化学术名刊《学衡》在编辑人员、刊物风格、文化精神等方面高度重叠、一脉相承,反映出抗战状态下边缘/主流、乡间/都市、战时/平时等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对抗战时期文化内迁途中新办刊物进行个案式研究,对当下深化抗战出版史研究大有裨益。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胡适白话文理论新评——从胡适与“学衡派”的分野入手

语言是胡适与学衡派分野的开始 ,也是其分歧的基础 ,他们在理论主张和文化实践上的歧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寻根源。梅光迪坚守文言与胡适选择白话都基于对语言的某种误解 ,他们都是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上讨论五四白话文的 ,而五四白话本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 ,也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

“学衡派”的西学知识思想资源是得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秩序法则。相对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又具有反潮流倾向和反思性。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儒学现代化:重新审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论战

前人从未从儒学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战。学衡派是早于20世纪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形态,学衡派弘扬儒学有双重目的:一是对新青年派偏激的反孔思潮进行反拨,二是努力还原被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尊孔所遮蔽的儒学精义。后一个目的常被学界忽视。学衡派主要借助白璧德等人的学说发掘儒学的人类文化价值,运用新人文主义解读儒学基本理念。在实践中他们努力追求"执中"原则,却失败于与新青年派的论战。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

近代知识转型背景下的胡先骕及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

胡先骕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很长时期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甚少。2009年5月24-25日,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校友会、中共新建县委县政府在胡先骕家乡江西省新建县共同主办了"纪念胡先骕诞辰115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胡先骕思想的价值及其对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前身)创办作出的贡献。为深入研究和挖掘胡先骕的思想,本刊从与会文章中遴选了6篇论文,从不同视角聚焦于胡先骕的思想、社会角色和历史地位,希望以此表达我们对胡先骕先生的缅怀和敬意,也期待得到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的关注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