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女性题材审美及抒情艺术的比较分析——以“宫体诗”“花间词”和《红楼梦》为例

“宫体诗”“花间词”和《红楼梦》主要以女性题材为切入点,但由于创作主体所处时代、地域、环境不同,以及思想文化的差异,其对女性的审美旨趣和抒情艺术也各有特色。

萧绎宫体诗意象研究

宫体诗是兴起于南朝梁时期的新型诗歌,多为宫廷、女性和情爱题材,风格绮艳,骨气纤弱。萧绎一直被视为宫体诗代表作家,实际上他尊崇儒家学说,不同阶段的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多样化活动影响,最终形成了雅俗兼具、清新婉丽的诗风,与正统宫体诗低俗粗浅、华丽萎靡的风格大不相同,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诗中的意象体察出来。只有对萧绎宫体诗中的意象进行归类,探讨意象的内涵和艺术特点,才能真正理解萧绎宫体诗的独特性。

从谢灵运到宫体诗:"声色"与"性情"关系动力下的诗运转关

从谢灵运到永明新诗之间的诗运"转关",其根源在于"声色"与"性情"间内在关系的变化.在"声色"凸显的总体要求下,诗歌在"辞"与"声"之间的选择呈现矛盾,而谢灵运诗与永明新诗对这一矛盾作了不同处理.谢诗受"情"的支配选择词语,其性情与山水声色之间的宕变关系表现为用词的曲折、繁累;至永明时期沈约、王融、谢朓等人,物象声色得以凸显,使声律的实践变得更为容易,但"物观"尚不能完全符合声律,从而制约了声律;至宫体诗人,女性、物、情三者系于女性一身的紧密相关性,为句式情态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声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论宫体诗的审美价值

浸透着南朝宫体诗派独特审美情趣的宫体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流行的必然性,为后人展示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女性美,构造了诗歌结构的形式美,强化了诗歌诉诸听觉的音乐美和诉诸视觉的色彩美。

白居易追踪梁陈宫体诗风探微

本文论述了白居易在力主标新的外衣笼罩下倾情创作梁陈宫体诗的现象,分析了其诗风转向的文化、社会、政治和个体生活等方面的原因,说明了白居易追踪宫体诗对中唐以后时代的影响及导向作用。

试论李贺女性诗歌的审美特色——与宫体诗相比较

一、女性类型李贺诗歌中描写女性的作品数量较为丰富,所描写的女性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据统计在其200多首诗歌中,有80多首诗直接或间接的写到了女性。例如关于娼妓的诗歌就多达20首,如《七夕》、《大堤曲》、《苏小小墓》、《洛姝真珠》、《申胡子觱篥歌》并序、《恼公》、《追和何谢铜雀妓》、《花游曲》并序、《牡丹种曲》、《石城晓》等。

宫体诗的当代批评及其政治背景

梁武帝因对太子萧统有所衔恨 ,在萧统死后舍弃其子萧欢 ,而以其弟萧纲为皇位继承人。这一做法引起朝野的不满。在萧纲被册立为太子后不久 ,就有人利用太子宫中所作之诗多涉艳情而加以攻讦 ,并特意冠以“宫体”之名——这是带有政治意义的事件。而对所谓“宫体”诗的政治性、道德性批评 ,在梁代已经渐见流行 。

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

作为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和类型,宫体诗从产生至消亡,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宫体诗学则延绵数世纪,其内涵伴随中国诗学的发展已成为其中不可缺或的审美要素。它的产生、发展、繁荣,绝对有理论的支撑和思想的指导。但现在的宫体诗理论,似乎只是一些任人掇拾的书信和理论的碎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者以萧纲的"文学放荡论"为核心,结合萧绎和其他宫体诗人的序跋、书信、言论,从整体上考察萧纲的宫体诗学理论,包括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和新变论。考察宫体诗创作和"文学放荡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把"立身"与"文章",把身边真实的世界和文学幻想的世界截然分开的"文学放荡论",既是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创作,促进审美意识的新变,在中国古代诗学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

本文辩驳了视徐为"宫体诗"创始人之说,指出徐所创"宫体"实为"宫体文",首先体现于教命之书的写作上,其后再扩大至其他文类;其特点为文体的创新。由此判断,这之后的由萧纲为主创立的"宫体诗"当与之一样,都在于文体的创新,而无关乎特定题材(包括女性题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萧纲诗歌为分析对象,探究其与前人作品的语言差异,总结渗透于萧纲女性、写景等不同题材诗歌中的共同语言追求,由之观察"宫体诗"的文体价值。

辞赋遗传与宫体诗新变

在中国文学形式中,赋是诗的一个旁支,在历史的演变中此消彼长,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辞赋在两汉四百年的流行过程中一度打压了诗,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主体样式,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作者通过对战国以来辞赋和宫体诗的文本解读,探索宫体诗在新变的过程中,如何汲取赋的因素和资源。用写赋的方法写诗,重视"铺排",力求"形似",忽略比兴。在内容、结构、语汇、风格上,使宫体诗成为最具辞赋意味和写作方法的诗歌,而新变后的字法、句法、对偶等形式美学,便成了唐人五言绝句和五言律诗的先驱。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史载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宫体",非宫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庾体"可知徐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宫体诗渊源论之一

宫体诗是体物潮流影响的结果。在诗歌范围内看,咏物诗是宫体诗最直接的源头。这首先是因为宫体诗与咏物诗是同质的。它们都既是体物诗又是新变体诗,存在着互为源流的可能。其次是因为咏物诗发达于前,宫体诗繁盛于后,说明宫体诗是咏物诗衍化的结果。突破文体的拘限,则会发现赋对宫体诗的产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物手法,一是艳赋题材。赋对宫体诗的作用是魏晋南北朝诗赋对流潮流的表现。

历史视野中的梁代宫体诗

考察梁王朝时期南北人士慕容绍宗、侯景、何之元、萧衍、徐陵等关于宫体诗的描述,可以明确,宫体诗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特指萧纲自531年至548年为太子期间以徐摛为首的东宫文人创制的一种专事描写女性和咏物、体制淫放的诗歌,目的是供后宫妇女阅读、赏玩,希望它能"代彼萱苏",使后宫妇女"微蠲愁疾",起到一种怡情养性的作用。从时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宫体诗在当时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它严重地摧伤了梁王朝的国家政教、用人制度和世道人心,加速了梁王朝的灭亡。由于这个诗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宗旨、时间、地点和作家群,所以宫体诗及其作家的界定就不能超越这个历史范围去考虑,而必须满足这个前提和条件。因是之故,梁代前后及梁太子东宫之外的其他作家所创作的艳诗,就不得随意序入宫体诗之列。

宫体诗文献记载之矛盾分析

自初唐开始,人们对宫体诗与萧纲诗歌大都给予负面的评价,认为"亡国之主"必有"亡国之音",其原因主要出于当时的政治需求。而初唐史书在宫体诗的文献记载上又模糊而不准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比较魏徵与姚思廉的史论可得之。这种矛盾与政治需求又导致了唐宋时期对宫体诗文献记载的相互矛盾,尤以《大唐新语》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影响最大,一直左右着现代学人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正本清源,从这些文献记载的先后及其可靠性进行仔细辨析,则可以厘清宫体诗的源流,找出材料记载的依据,理解其被妖魔化的原因,从而作出较为客观的学术史判断。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梁武帝本人是一个极好美色的风流皇帝 ,其子女无论从遗传基因还是生活好尚都受到他的重要影响 ,形成独特的重色家风 ,并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又因为梁武帝父子———特别是萧纲萧绎兄弟———在文坛处于领袖地位 ,他们的生活好尚和文学旨趣又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 ,这是宫体诗形成。

论唐太宗对宫体诗的改造

宫体诗风行梁、陈、隋三代,至唐贞观时,唐太宗依据儒家政教文学观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其轻艳柔媚为雅正典丽,以使其更好地为新朝服务。他认为儒学才是经邦治国之至道,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思想支柱。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必然取代元朝以来所形成的“诗缘情”学说。儒家思想复归,引起了初唐诗歌使命的转变,贞观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实践了诗歌“劝百讽一”的讽谏使命,逐渐走向注重诗歌辞采的典丽高雅,把诗歌从宫廷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提倡南北文风的融合,主张文质并重,以文学服务于政教又不失其艺术特色。

浅论南朝宫体诗中女性形象的物化特征

描写和咏叹女性一直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绵延不绝的主题,但由于社会思想、审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时期作品中女性形象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南朝宫体诗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物化的特征,本文拟对这种物化特征的表现形态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简要的分析。

20世纪宫体诗研究

20世纪以来,有关宫体诗的义界、宫体诗的时间断限、宫体诗的兴起与帝王士大夫生活的关系、宫体诗与佛教的关系、“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辨说以及宫体诗的评价等方面,学界有过许多争议。笔者认为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其相关方面,如宫体诗与吴声西曲的关系、宫体诗与《玉台新咏》的关系、宫体诗与永明体、咏物诗、山水诗的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研究,渐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且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了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

论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新变

宫体诗历经梁、陈、隋诸代，至初唐四杰始由宫廷走到市井，此为共识。但具体而言，走入市井固由四杰，而离开宫廷则自贞观始。贞观时，唐太宗倡导雅正之风，使它体诗殊途发展，一是宫廷文学的香艳之中杂入歌功颂德之谈词；二是由宫廷移向上层贵族家庭。这些变化都是宫体诗发展中未经人道的实际历程，也为宫体诗走入民间铺设了阶梯。

《红楼梦》与宫体诗

本文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红楼梦》与宫体诗在题材选择即写作对象方面的同一性;二、这种特殊题材所可能引发的几种特殊感受;三、从中国文化面对死亡的不同态度看《红楼梦》的卓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