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父”:个体成长的建构之旅——电影《封神第一部》中姬发形象探析

乌尔善导演的《封神第一部》以多重复杂的父子关系构建了姬发这一人物形象。以姬发的出走来展现个体迫切成长的欲望,以殷寿作为补偿性的想象对姬发形成“父之法”的“规训”,在成长的压迫与突围中,姬发经历了对“精神之父”殷寿从信仰崇拜到怀疑失望,继而绝望分裂的转变,最终以“弑父”这一激烈的对抗方式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与个体的建构。家国同构体系下姬发回归西岐意味着再一次陷入父子关系的伦理之中,个人成长的话题并没有随着影片的结束而终结。

从“吃人”到“弑父”的历史嬗变——黄孝阳《人间值得》的寓言解读

先锋式微后,黄孝阳的作品仍然具有强烈的先锋质素与精英文学对话意识。论文试图调动《狂人日记》巨大的批判潜能重新打开《人间值得》:重勘《人间值得》如何借鉴《狂人日记》僭越的自白模式与反讽的表意机制,在进化论的反思脉络上完成从“吃人”到“弑父”的历史表述,深化“弑父”在历史文化层面的复指性。小说通过“女性解放”改写“某地候补”的历史方案,实现从文化启蒙到性别革命的想象性置换,因而“弑父”与“被召唤”的七位女性之间发生深刻联系。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弑父情结”研究

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切入视角也从作家论、作品论、跨文化研究等多个角度展开,但弑父视角切入的中西方文化对比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研究“弑父情结”时,借助西方经典文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析“弑父”现象,探讨小说“弑父情结”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某种意义上可以打通金庸研究中西对比文化研究壁垒,有助于深入解读金庸作品。

《新神榜:杨戬》:解构、丝绸朋克和弑父

《新神榜:杨戬》是由追光动画公司制作、继《新神榜:哪吒》后出品的“封神系列”的第二部影片。《新神榜:杨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之上,融入“东方赛博朋克”的美学风格,塑造出后现代性的奇幻景观。以解构传统英雄叙事的形式对“封神题材”重塑,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既源于中国古代神话又具有现代性色彩的“新神话”谱系;通过赛博朋克元素与古典东方意境的融合,呈现超现实的后现代性景观美学;通过对源文本的整合实现叙事互文和媒介传播互文。它基于数字影像技术,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形成“封神宇宙”,将国潮风格与古典美学发挥到极致。

鲍德温的“文学弑父”与美国非裔文学转向

本文探讨了鲍德温与赖特两位作家的观点分歧,认为鲍德温的“文学弑父”行为体现了美国非裔文学转向过程中的思想抵牾。鲍德温与赖特之间的恩怨貌似是由观点相左引发的分歧,实则蕴含着美国黑人文学转向过程中意识形态、创作手法、黑人文学走向及其黑人存在本质的分野与争端。具体表现在:作家定位上从黑人作家向美国作家的转向;创作方法上从偏激自然主义向为艺术而写作的转向;斗争方式上由抗议向寻求和平融入的转向;着眼点上由着眼过去和“向外看”向着眼未来和“向内转”的转向;在黑人身份定位上由黑人向美国人转向。

中西古典悲剧观比较研究——以《俄狄浦斯王》与《赵氏孤儿》中的“弑父”情节为例

悲剧通过否定的方式来肯定有价之物,而悲剧冲突则是反映悲剧本质及特征的主要环节。纵观古希腊与中国古典悲剧,二者以一种带有民族特色、时代属性的多元审美形态,各自呈现出独特的悲剧艺术风格。而《俄狄浦斯王》与《赵氏孤儿》两部悲剧在异域文化下产生相近的悲剧艺术现象——以“弑父”情节作为悲剧冲突,通过比较“弑父”的行为、原因,论述中西悲剧的伦理精神与文化价值。

恋父、审父、弑父的宿命纠缠——李安电影文本的一种症候阅读

李安的电影除早期的《荫凉湖畔》(1982)及《分界线》(1984)外,其余的10部影片,无论是最初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还是后来的《卧虎藏龙》、《断背山》、《色戒》等,无不宿命般交织着一种恋父、审父、弑父的复杂症候,有的作品以恋父为主,有的又以弑父为主,或以审父为主。且恋中有审,弑中有恋。

勃朗特姐妹文本中的文化弑父意识

对父亲伟力和父权神话的质疑和否定既是对男权价值体系的解构,又是文化弑父意识的一种体现。勃朗特三姐妹特殊的家庭生活背景和父亲不同寻常的乖僻性格造成了她们对父亲之存在的心理空缺与否定,在其文本中则成为一种文化弑父意识,具体表现为四种模式:父亲缺席,否定父亲,母盛父衰对比,父弱女强对立。

詹姆斯·鲍德温的文学“弑父”与美国黑人文学的转向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对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引路人、当时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人物赖特进行了猛烈攻击,这一举动符合布鲁姆所说的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弑父”行为。鲍德温在文学上的“弑父”与他个人生活中的“弑父”情结相关,而更深层的动因则在于当时美国黑人文学正经历由赖特式的“抗议小说”向拉尔夫.埃利森为代表的新型黑人文学转向。作为其间的过渡人物,鲍德温在描写黑人人性、展示黑人文化、提升黑人文学的艺术水平、探索种族歧视与冲突问题等方面,都提出了超越赖特的抗议文学主张,但他本人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又还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弑父”使赖特和鲍德温两败俱伤,具有浓烈悲剧色彩,但它是美国黑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客观上具有积极意义。

寻父·审父·弑父——论苏童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

先锋作家苏童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被扭曲异化的"父亲"形象,从"寻父"、"审父"到"弑父",对父亲形象进行了无情的颠覆,不仅对传统的父系权威进行了挑衅,还对历史发出了拷问,并且昭示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焦虑。

恋父与弑父:《我的名字叫红》的另一种解读

《我的名字叫红》再现了"弑父"这一历史的原初场景。年轻画家杀害或企图杀害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是因为后者垄断了权力和生理快乐,并强令儿子们遵守现实原则。因此,弑父是新势力为达到权力和力比多的重新分配所采取的手段。跳出文本,艺术领域的新旧之争反映了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土耳其对西方父亲的爱恨情仇,土耳其及帕幕克像俄狄浦斯那样,走在一条艰难的寻父之路上,同时竭力摆脱来自父亲的压抑。

蒙古族民间童话中蟒古斯形象与少年的弑父情结

对于民间童话最重要的接受群体——少年来说,蒙古族平魔故事中的蟒古斯就是父权的象征,平魔故事就是蒙古族少年成人仪式的隐喻,只有通过了"斩杀蟒古斯"的考验,蒙古族少年才能顺利地被成人社会所接纳,进而取代"父亲"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位置。

莫言小说创作中的“弑父情结”

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其小说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父亲形象,这些父亲形象根据与其子辈的关系,可分在场与不在场两种形式。所谓的在场是指作品中,父辈与子辈共同存在。所谓的不在场是指父辈与子辈不共同存在,即父辈或死亡与离别或只字不提,再就是以子辈的不在场以显示出父辈在场的空虚与无意义。无论是在场或不在场,都传达出"平庸父辈"不能像传统父亲那样对子女有着生杀给夺的绝对统治权力,从而解构了传统父亲的权威,实现精神上的"弑父",体现出浓重的"弑父情结"。这种精神上的"弑父"创作倾向,与长期以来中国尊君畏父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有关,但最直接的原因却是莫言那缺泛父爱的童年经历。

弑父的玫瑰:迟子建小说《晚安玫瑰》的精神分析

作家迟子建的新作《晚安玫瑰》具有明显的弑父主题倾向性。但这种弑父并不是根源于俄狄浦斯情结,而是源于厄勒克特拉情结。由于父亲在生命中的缺席和对父亲的依恋,构成了小说中三个女主人公寻找父亲的情节与意象,具有明显的精神分析意义。迟子建通过弑父主题的表达,探讨了人类自我救赎的问题,即通过爱情、宗教和审美三种升华的方式获得精神救赎。

“杀子”与“弑父”：哪吒故事的童话母题

“杀子”与“弑父”是《封神演义》中哪吒故事的核心母题,在小说中以“三叠式”结构推进故事情节,带有鲜明的民间童话叙事特征。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杀子”与“弑父”母题蕴含个人成长史及人类发展历史中最为隐蔽的心理活动,而囿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孝的推崇与强调,中国民间童话的发展经历了对此类母题最大限度的篡改与扬弃。《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故事对“杀子”与“弑父”童话母题的保留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哪吒形象近百年来在银幕上不断演变,逐渐完成了从弱化“杀子”与“弑父”母题再到“爱子”与“护父”母题的翻转。童话母题的弱化与翻转,反映了中国文化从关注阶级对立和斗争向文化认同与和谐共生的诉求与转换。

从弑父到寻父——论麦克尤恩小说与当代西方文化结构转型

纵观伊恩·麦克尤恩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其作品的主题从早期到中后期呈现出从"弑父"到"寻父"的戏剧性转折。而这种转折背后关联的是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结构性转型。

后现代性视野下余华的“弑父”叙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作为传统、权威、生命和文化本原的象征,始终是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先锋派作家余华,通过"无父""渎父"和"弑父"的方式,颠覆了"父亲"这一传统、权威、生命和文化本源的代表,也使他的小说叙事具有了后现代性的倾向。

鲁迅的“缺父”与苏童的“弑父”——以《狂人日记》和《河岸》为中心的比较

在处理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时,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与当代作家苏童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本文由《狂人日记》和《河岸》入手,结合创作历程与相应的时代氛围,研究二人父子关系书写的演变轨迹,探析其不同书写的因由,窥视作家的矛盾与挣扎。

从文学伦理学看戏剧中的“弑父”主题

文学与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野审视文学名著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古今的戏剧作品中有大量"弑父"主题的出现,尽管"子弑父"的动机和缘由大多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但其伦理学意义以及主题学研究的价值同样不可忽略。因此,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探究《哈姆莱特》、《俄狄浦斯王》等重要作品中的"弑父"主题对于审视西方戏剧具有启迪意义。

“寻父”与“弑父”的双重言说:台湾电影《艋舺》的深层解读

本文通过精神分析学对台湾电影《艋舺》进行深入解读,从重建父子秩序、＂弑父＂言说和＂子＂的成长三个方面论述影片呈现＂寻父＂与＂弑父＂相互叠加和相互解构的双重叙事框架,指出影片在相互解构中呈现的荒诞性以及主体成长的困境,并通过类似知识考古方式将之纳入新新台湾电影中的＂父子＂关系谱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