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从自由因、自因到自律: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

形而上学的“自由因”是前康德的形而上学观念,“自因”是笛卡尔尤其是斯宾诺莎(也包括莱布尼茨)的观念,把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与近代哲学的“自因”落实到意志的自律则是康德的伟大贡献,为了解决自律中的矛盾,康德引入了目的论的架构,为黑格尔最终完成形而上学这门科学提供了关键性的启发,以至于可以说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看到的形而上学的完成与终结,因而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重要意义难以估量。

论中西形而上学语言的自否定向“语言学之后”生成

中西形而上学的语言都表现出固有的自否定倾向,但又有不同的风格。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意义上的自否定,即逻辑系词“是”的存在论必然会遇到自身的语义悖论,显示出语言在其根本处所隐含的辩证本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则是意会中的自否定,即在起点上就是从悖论开始的,但并不在乎逻辑,而是深入到悖论底下不可言说的隐喻,因而具有反语言学的语言倾向。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以语言本质中的这种自否定结构为中介,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而将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容纳于逻辑功能之中,以超越“物理学之后”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外之意”成为“元语言”之内的本质要素,以摆脱“伦理学之后”的局限性,由此而生成一种以语言的自否定这一辩证本性为动力结构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因果问题、逻辑与《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

金岳霖在《论道》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既有综合也有分析,分析工具主要是现代逻辑方法,这里的现代逻辑主要来自《数学原理》和《符号逻辑概览》。《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道”提出了一个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且为金岳霖自己回答“休谟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因此,《论道》不仅强化了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从而成为宋明理学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具体体现了金岳霖把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人类学科的态度。

金岳霖融通中西的形而上学之道

金岳霖《论道》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实现中西哲学的融通,建构一个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精神传统又能吸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之道的哲学体系。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元哲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西方哲学,其论证方式来自西方哲学与逻辑学。但是,由于“道”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及价值信仰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金岳霖建构的形而上学之道显然是立足于中国哲学的。金岳霖坚持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范畴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西方逻辑体系的论证,最终建构了一个以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为基本框架、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不能仅仅将金岳霖的《论道》理解为民族文化、情感归属的需求,他同时也是站在时代和人类的哲学思考高度,通过融通中西哲学以解决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问题,其形而上学之道具有回应人类普遍哲学问题的世界现代哲学意义。

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和伦理思想解读

超验主义是爱默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属性,崇尚个性、自立是超验主义的核心要素。爱默生个人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个人神圣、个性、独立自主、无限潜力,其中蕴含的形而上学问题及伦理思想影响深远。在对主客观关系的思考以及将抽象的理性和具体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努力过程中,爱默生的《论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和把握其思想的样本,从中可以看出爱默生采用不同的模式来建立其理念和道德实践的互动和联系。爱默生环境伦理思想的浪漫主义气质让我们对爱默生个人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文学伦理观和精神观对19世纪美国人给自然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现实意义有更深刻的解读,对当代中国环境伦理建设和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意义。

哲学不是专业——重申捍卫形而上学

哲学包含一系列二级专业,但是,哲学不是专业,既不是某一专业,也不是诸专业的组合或叠加。哲学只有超越其专业,哲学才能保持为哲学。哲学与时代密切相关,它甚至是一个时代之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但是,哲学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物恰恰在于它能超越其时代的时代病。所以,哲学总是以与其时代保持距离的方式属于它的时代。这种需要通过超越专业与时代来保持自身的哲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朝向绝对与深渊这种“人类多余物”的形而上学。近代以来对哲学之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否定所带来的后果表明,今天到了需要通过捍卫形而上学来捍卫人类自身存在所应有的高度与强度的时候,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需要重新恢复本原、绝对、整体、空—无这些因人而多出来的非现场域在哲学中的地位。

从第一哲学转向“形而上学经验”——阿多诺重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辨析

阿多诺否定了传统上的第一哲学,把形而上学和经验科学结合在一起,形而上学由此不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玄思,而变成关注人类生存境遇的哲学。阿多诺试图通过“形而上学经验”的概念建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必须关注人的生存体验。但是关注生存体验不是要从绝对性出发把这种体验观念化,而是要关注生存斗争中肉体被压制的特点。而关注生存体验也不能丧失超越的维度,形而上学经验既包含了超越的维度,又包含了经验的维度,并把二者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形而上学经验也是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对幸福的期待,这个被期待的幸福既是超越性的,又有客观基础。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关注人的吃喝住行的经验生活的物质基础开始的,也包含了对共产主义的期待,阿多诺关于形而上学经验的思考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破除“抽象统治”的双重逻辑进路——《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权力由天国降至尘世,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结成“神圣同盟”,二者一道实现了对人的双重“抽象统治”。为破除“抽象统治”,马克思将致思旨趣转向“此岸世界的真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抽象统治”的内在机理: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的“物”的存在,掩藏了存在背后的“形式规定”,亦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关系。在揭露这一机理的过程中,《资本论》贯穿着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逻辑进路,且二者形成了互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现实历史的科学揭示,为在形而上学层面破解存在秘密奠定了实证基础;形而上学批判则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了前提、对象和方法。在这种高度统一中,马克思开辟了终结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双重“抽象统治”的“新唯物主义”道路,为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解放指明了历史方向。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前者是资产阶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质疑马克思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论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表明其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及其演绎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需要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

“真”作为形而上学紧缩的弱性质

“真”是性质吗?为了解决这一真之形而上学问题,紧缩论运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消解真之性质的形而上学地位。这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优越性,但紧缩论的形而上学疑难依然存在。霍维奇极小主义真理论作为紧缩论的特殊理论分支,创新性地回应了真之形而上学问题,“真”是归属于命题的形而上学紧缩的弱性质。真之形而上学紧缩实质上是一种理解真之形而上学问题的特殊方法论。然而,这一方法论受到了不稳定性论题的挑战,霍维奇修正真的方案对此进行了辩护。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性质自身的本体论承诺方面把真性质看作是真谓词的影子,优化真之形而上学紧缩的方法论。“真”作为独一无二的性质,可以在缺乏相应“性质”作为其指称的条件下被具体地应用。

威廉·施特恩的形而上学人格主义

威廉·施特恩认为,只有当形而上学存在时,科学和价值哲学才会存在,因此,应充分地阐明价值领域的内在有效性和规范。他在发展其价值哲学时,从“先验价值理论”入手,认为主体自身与价值相关联,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关于“自身价值”“辐射性价值”和“服务性价值”的区分,为施特恩的价值哲学提供了决定性的方向。“自身价值”概念是其价值哲学的关键,在他看来,以自我为中心是所有价值学的基本事实。在其中,价值内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处于价值宇宙中心的人确认其自身的中心价值和非中心价值的行为。

王弼“德”论及其形而上学基础

王弼“德”论根植于老子以来的道家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又实现了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老子的形而上学从最高概念“道”往下展开,通过“自然”“德”等一般概念贯穿于其伦理学,呈现出对伦理道德否定或贬低的倾向。王弼从经验的“有”出发,抽象为“理”,统归于“无”,实现了自下而上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王弼哲学中的“有”涵盖人的道德品质、情感、欲望,结合“理”“无”等概念,为伦理道德构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石。“无”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众“理”具有统摄作用;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则展现为“无为”。王弼“德”论会通儒道,重新肯定了社会生活中道德品质的意义和风俗的价值,并展现出基于道家形而上学以克服儒家伦理学弊端的理论特征。

数学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技术筹划

数学不仅仅是数学工具方法,而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物”之物性的规定。数学形而上学不是狭义的数学学科或者方法,而是强调“数学的东西”面对世界的先验“筹划”。数学之所以能够对“物之物性”进行形而上学“先验”规定,得益于数学超脱经验事物的“纯粹理性”形式。不论数学纯粹理性的抽象形式多么超越现实,其根源还是要到人类生存的技术实践活动中找寻。数学超脱抽象形式之下透射出其揭示、构造外在世界的技术筹划本质,这也是“非自然”的数学何以能够有效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层原因。

比较“模型”与“圆教”标准:牟宗三“境界形而上学”的多维意涵

在中西哲学、儒道佛哲学比较研究中,为把握不同形而上学的理论实质,牟宗三以“本体特性”与“本体功用”为理据区分了“境界本体”与“实有本体”、“第一序本体论”与“第二序本体论”,以“体用关系”为理据区分了“第一序体用论”与“第二序体用论”,并以此将不同形而上学划分为“境界形态形而上学”与“实有形态形而上学”两大类型,建构了“境界形而上学”的理论系统。他始终基于“两序本体论”与“两序体用论”的理论模型,来评判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是否有资格称为“圆教”以及属于何种“圆教”,故而“圆教说”也应纳入“境界形而上学”的论域之中。“境界形而上学”有其特殊的立论基础、理论架构与思想旨趣,是深入把握牟宗三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重要依据,也提供了内在把握中国形而上学义理特质的重要视角。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有意识的生活”及其整体与根据--迪特·亨利希与当代哲学语境中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当代德国哲学家迪特·亨利希建立了一个以“有意识的生活”为核心的新型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是在当代语境中对概念论证之严格性和世界解释之普遍性的双重诉求的回应,具有当代问题意识。但与当代哲学的惯有思想方式不同,亨利希从康德与黑格尔的思想中汲取资源,凭借多年的对自身意识问题的反思,从主体与世界在“有意识的生活”中的双向关联出发,进一步通过三重的“外推式思想”追问“有意识的生活”的整体与根据。这一理论是对在当代思想语境中重建以主体性为根基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探索。

在此在形而上学与对作为存在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之间---论海德格尔的莱布尼茨阐释

1928年,海德格尔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他称之为“此在形而上学”。此在形而上学包括两个部分,即基础存在论和元存在论。从此在形而上学出发,海德格尔用“渴求”(Drang)来解释莱布尼茨的单子思想。他提出了一种有关时间性的渴求的元存在论。根据这种元存在论,对世界的哲学理解是由人类欲望及其在实际性中的锚定状态所刻画的,而实际性的特征是身体性、性和血统、历史性、空间性以及与他人的共在。而在1955—1956年的弗莱堡讲授课中,海德格尔将莱布尼茨看作关于作为存在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试图超越莱布尼茨和作为存在神学的形而上学。在比较了海德格尔的两次莱布尼茨阐释之后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在1955—1956年的道路过于极端。1928年的此在形而上学并不能归入海德格尔在1955—1956年批判的“存在神逻辑学”形而上学,它具有特殊的哲学价值。

基于形而上学奠基概念的心理因果性问题重思

金在权认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会在心理因果问题上犯难。心理因果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非过度决定论题,即过度决定情形不可接受。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过度决定情形都不可接受,而只是系统性的过度决定情形不可接受,因为这些情形违背了节省原则;那些非系统性的、偶然发生的、自然界中极其罕见的过度决定情形可以被接受。金在权的排除论证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使用的随附性概念以及在随附性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随附性物理主义对心物关系的刻画,会同时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随附性概念只是刻画了心物之间的依赖关系,而没有说明这种依赖关系何以存在。相比之下,因分体论原则可以弥合物理与化学、化学与生物等不同层次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承袭分体论原则的形而上学奠基概念能够说明心物之间的形而上学依赖关系。而且,基于奠基概念理解心物关系,也可以填补心物之间的说明空缺,使人们不仅能够知道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之间存在共变关系,而且这种共变关系是可以解释并被理解的。本研究为理解心理因果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之争——张颐与张君劢论黑格尔形而上学

“二张之争”是我国早期黑格尔研究史上一次关于黑格尔形而上学地位的重要辨析。黑格尔以扬弃二元论为哲学的首要目标,关注世界自身的整体性结构,较少关心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精神作为实体更多是条件、根据和整体性意义上的,是世界自身的统一性力量,同时也整体地看待事物的方式,而非世界的创生性本体。其自然哲学是在概念上把握自然的哲学,而非对自然界来源的探究,宇宙生成论的黑格尔形而上学解读因此是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