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上海地方志论坛综述

2024上海地方志论坛共征集到论文150余篇,经专家评审,44篇入选,同时又特别约稿20篇。从论文内容看,呈现出四方面特点:一是地方志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全面;二是对修志实践的思考更加深入;三是旧志研究更加细致;四是地方史特别是上海地方史研究涉及面广。从研究偏好看,地方志系统工作者多研究地方志理论,其他机构单位工作者则偏重旧志和地方史研究。从地域分布看,不仅上海本地作者踊跃投稿,全国各省份乃至港澳台学者也积极参与。但部分论文学术规范性、理论性不足,重旧志、轻新志研究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研究者要注重在丰富的志书编纂实践和大量出版新志的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总结先进经验、发现问题不足,形成编纂理论,推动学科建设;进一步开阔专业视野、打开工作思路,提高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以实际行动助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阳明心学立志工夫论的五个向度

阳明心学立志工夫论主要有辨志、端志、笃志、责志、熟志五个向度:辨志是人生志向之辨明,端志是人生志向之开端与端正,笃志是人生志向之真切笃实的不间断实行,责志是人生志向出现懈怠不坚定时责备于初心回复到笃志的状态,熟志是人生志向坚定之后立志学做圣人工夫的最终成熟与圆满。这五个向度的立志工夫前后相连、互相贯通,共同构成了一个自洽圆融的立志工夫论系统,使得阳明学者坚信学做圣人的人生志向可以通过立志工夫的自由抉择、自由伸展得以实现。就此而言,阳明心学无疑具有以立志成圣为人生终极目的的“唯意志论”倾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缘起、实践与理论展望

正在建构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具有多重学术内涵和人文品质,是融汇了史学、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的综合书写形式。在知识论层面,非遗志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类型,亦有望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式。非遗志与民族志、民俗志研究方法互融,与地方史志视域互补,将形成一套科学、规范、实用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推动非遗学科建设,助推非遗科学保护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陈盛明辑录:《闽人墓志拓本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253页)近代以来,以林则徐为开端,福建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重视海疆的传统。林则徐所编《四洲志》后经其友人魏源增补为《海国图志》,此书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洋务运动,甚至影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然,林则徐的视野不仅限于海疆,还有陆疆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档案编纂与方志的生成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此后逐渐被广泛使用,包含了文书、案膜、案卷等广泛使用的各类档案类文献。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档案的编纂和利用,将档案纂辑成方志,也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且成果丰富、卷浩繁。无论是汉晋的地志,还是隋唐的图经,乃至宋元以降的方志,方志成书一直与档案编纂密不可分。本文从档案编纂视角聚焦方志的生成,阐述档案编纂入志的价值意蕴,梳理档案参与方志构建成书的流程,并对档案生成方志的特征作详细分析。

浅谈如何提高企业志出版质量——以《中国南方电网志》为例

企业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和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可分为区域志和专志两大类,专志又可分为专业志、实体志等。企业志可视为实体志。

精心谋划 奋楫前行 全面促进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方志,即地方志,是记录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信息的综合性文献。它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全面促进方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地方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支撑。一、聚焦主责主业,推动志鉴工作高质量发展编修志鉴,指导全省地方志工作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的主责主业。目前全省二轮修志工作正在扫尾,年鉴编纂出版已全覆盖。

从朱子、船山看宋明理学意志思想的展开

朱子晚年比较重视意志问题的讨论,区分意与志,认为与意相比,志是深层、稳定的心理意向,而意则是与具体的念虑、选择、权衡相关的心理意念。立志对于为学与修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朱子始终认为志与意都属于已发之情,未发阶段不能有立志、持志的工夫。朱子的这一看法使得其“心统性情”的工夫论,缺了未发时意志对心的主宰。与之相联系,朱子在诠释《大学》“正心”工夫时,也倾向于从深层未发心体的虚灵无滞加以解释。船山对这一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朱子的看法一方面混同于佛老的心灵观,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儒家未发之心的道德主宰性,对儒家之心的意志主义特征缺乏深入的体认。因此,船山主张“持志”是《大学》“正心”工夫的主要内容。同时,与朱子相似,船山严格区分“意”“志”,认为志有恒体而“意无恒体”,肯定志对于意的基础地位及其主宰性。不过,船山的志并不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应该肯定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晚明王栋、刘宗周所强调的意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

从梦与情志的关联探讨张永华情志辨证理论指导下多梦症的治疗经验

[目的]总结张永华教授运用情志辨证理论治疗多梦症的临证经验。[方法]通过整理、回顾、分析张教授治疗多梦症的医案,以梦与情志的关联为基础,从中医病理机制和治则治法等方面,总结归纳张教授应用情志辨证理论治疗多梦症的学术经验,并列举医案一则予以佐证。[结果]张教授治疗多梦症,强调梦境的情志体验重于梦境的内容本身,适宜用情志辨证方法进行辨证治疗,根据梦境的情志体验将多梦症分为思虑型、惊恐型、烦怒型、悲忧型、喜乐型五个基本证型,治疗时谨守“气、痰、火”三大核心病机,施以理气、化痰、清火等治法。所举验案为惊恐型多梦症,主要病机为“痰、火”,治以清火化痰、宁心安神,方选芩连温胆汤为底,随证加减,疗效显著。[结论]张永华教授辨治多梦症基于情志辨证理论,注重梦境中的情志体验,经验独到,临床疗效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交汇、挑战与应对:大数据技术对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更丰富的数据资源,其规模性、实时性、多样性和高度可追溯性也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探讨了大数据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志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交汇,使民族志兼具定性与定量的双重特质,大数据技术促进了增强型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和线下民族志的发展与创新,拓宽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运用的空间。大数据也给传统民族志方法带来挑战,使传统民族志面临技术依赖和数据过载的困扰,过度依赖大数据容易导致对数据背后的人文因素的忽视,大数据“关键问题”策略挑战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且大数据难以将人类经验与主观感受完全转换成数据。此外,民族志对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还面临伦理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如何避免被研究者信息泄露并保护其知情权也是民族志方法中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民族志中需要关注“厚数据”和“小数据”,注重对数据背后的社会和象征意义的深度解释,并严肃对待伦理问题。

《博异志》的思想、艺术及思政元素探析

《博异志》作为一部中唐志怪传奇集,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其不论是在取材方面还是在写作手法方面都有独特之处,特别是文中穿插诗歌韵文,使小说故事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博异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志怪小说向传奇小说的转变,并对后世小说及戏剧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聊斋志异》:蒲松龄性灵抒写的舞台

性灵文学是指张扬个性、抒发真性情的文学。蒲松龄是位极具个性的文人,其作品《聊斋志异》,可谓是蒲松龄尽情抒写性灵的舞台。《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借“异史氏”身份集中抒发性灵。在书中,蒲松龄抒发真性情,抒发的诸多情感中主导情感是孤愤之情。《聊斋志异》展现了蒲松龄的独特个性:崇尚“善良”“德行”“仁义”等美好品性,重视真挚情感,是个极具批判和抗争精神的人。

“士志于道”:基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核心伦理精神,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然而,从规范视角出发的研究难以分析思想的社会建制和运行方式,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的视角拓展思想史研究空间,这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语境下求本寻根的学术探索。强调结构和能动性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知识干预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体现新的研究范式,也从“道”的心智结构来源、社会条件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士志于道”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社会学探索能够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勾勒知识人的面貌,有助于知识人承续传统,并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反思知识生产的方式,深入理解思想、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明清方志风俗志内容的构成、分布与历史成因——以浙江方志为中心

风俗是方志内容的重要构成,风俗志是方志主要门目。明清方志风俗志内容主要由“习尚”“四礼”和“岁时”构成。“习尚”记载民风、习性、俗尚;“四礼”记载“冠婚丧祭”人生礼仪;“岁时”记载时令节庆活动。风俗内容主要分布于舆地志、风土志和风俗志,少数分布于纪事志、礼俗志等志门。风俗内容归于不同志门,反映了风俗内涵的丰富性以及修志者对风俗的不同认识。“习尚”“四礼”和“岁时”三者进入方志的时间与路径不同。“习尚”随风土志在宋元整体进入方志。“四礼”最晚在明初进入方志,永乐年间《家礼》提升为国家礼制并在地方广泛实施,是方志“四礼”书写的实践基础。“岁时”在明代普遍进入方志,形成书写共识,与明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完善及其广泛实施有密切关系,其著录与书写深受方志体例发展与《荆楚岁时记》等岁时专志的影响。

基于情志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研究进展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直肠和结肠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其病变主要累及大肠黏膜与黏膜下层。临床表现为腹泻、黏膜脓血便、腹痛等。UC病程迁延,轻重不等,且常反复发作,UC患者大多伴有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且心理因素与UC存在双向影响。临床对于UC的治疗中,也十分重视患者的情志因素,与情志相关的干预疗法疗效显著。本文将总结近期基于情志治疗UC的相关文献,并进行总结归纳分析,为今后临床治疗UC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Ulcerative Colitis (UC) is a chronic,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disease of the rectum and colon of unknown etiology, with lesions mainly cumulative in the mucosa of the large intestine and submucosa.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diarrhea, mucosal pus, bloody stools, abdominal pain, etc. UC varies from mild to severe and often recurs, and the course is prolonged. UC patients are mostly accompanied by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have a two-way influence with UC.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UC, great attention is also paid to the emotional factors of patients, and the intervention therapy related to emotion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treatment of UC based on emotion, summarize and analyze it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linical treatment of UC.

明确方志风格,确定编纂原则——基于对旧志的研究

方志编纂应符合其自身独特的体例结构和基本规范,才能够保证方志的正常发展。根据旧志发展过程,方志的风格不同,具体的编纂原则也会有所不同。在坚守方志内容全面丰富的基础上,方志的笔法是尚繁还是尚简,方志的每一部分内容是平均分配笔墨还是侧重某些方面着重记述,如何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有意义的创新,如何将严谨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这是方志编纂必须要厘清和确定的。在符合方志基本规范的前提下,明确方志采用何种风格,才能够拟定方志编纂在内容选取、行文方式、笔墨分配等方面的原则,方志编纂才会有明确清晰的线索和合理的章法,方志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成因与复位——基于“退学博士”小组的网络民族志考察

作为博士生的必备品质,学术志趣是引领其坚定科研信念并愿意为之付诸行动的深层动力,影响学术训练成效与未来职业期望。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研究对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现象进行网络民族志考察,发现其生成主要受四维因素的聚合作用,即现实处境的诱发、过往体验的加速、未来预判的催化与退出路径的驱动。其中,现实处境包括学业压力、经济压力、成本考虑、重要他人、关键事件与自身条件;过往体验涵盖个体经历与原有观点;未来预判是对未来工作岗位要求、环境、待遇的提前觉察;退出路径则是指具备脱离固有场域的措施与方法。各因素相互交织、彼此作用,共同推动漂移的萌芽、扩散与达成。结合现状表现、深思成因经过,博士生学术志趣的漂移复位与厚植提升尚需多方协力,复盘生涯规划,澄清职业目标;规范导师指导,矫正导学关系;关注培养过程,构筑资源网络;推进精准供给,完善退出路径。

明代宁夏通志中的黄河书写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历史上,黄河曾流经过十三个省份,今流经九省区。在这些省区的地方文献特别是旧志中,都有关于黄河的书写。传世的四种明代宁夏通志中,关于黄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山川》《河渠》《水利》类目中,所附地图一般均绘制有黄河及黄河水系信息。各志除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记载黄河外,还在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等层面的类目,如《土产》《屯田》《职官》中记载与黄河相关的内容。同时,各志都收录有歌咏黄河的诗文。明代宁夏通志中,《[正统]宁夏志》最早记载了黄河宁夏段的流向、水势情况,其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宁夏通志在此史料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记载;《[弘治]宁夏新志》中,最早出现了绘制有黄河地理信息的地图,嘉靖、万历两朝宁夏通志继承了这一做法,于所附地图中均绘有黄河信息,该志首次指出宁夏引黄灌溉的田亩数量及黄河对河套平原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还首次收录了专题歌咏黄河的诗篇;《[嘉靖]宁夏新志》则首次全面梳理有关黄河之于宁夏重要性的代表性观点,开始记载黄河对宁夏的负面影响;《[万历]朔方新志》对黄河的专门记述内容更加全面,首次提及黄河的发源地为星宿海,进一步强调部分明朝地方官对黄河有害于宁夏的认识,所附朱笈《豁免屯粮赔累疏》强调,随着历史的推移,黄河为宁夏赢得的“塞北江南”美誉,在一定程度上已严重影响到宁夏的民生问题。

上海二轮市志编修的基本图景、内在特征与进路省思

上海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跑者,方志事业也迅速发展。第二轮修志期间,上海推动地方志工作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上运行,形成市志、市级专志、区县志三大编修体系,特别是二轮市志编修实践在继承和创新首轮修志的基础上,从时长与数量、体系与结构、体裁与形式、创新与特色、人才与队伍、规范与质量、评审与出版等方面探索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展现顶层设计的制度性、彰显深厚的理论性、饱含突出的实践性、内蕴鲜明的人民性、多方联动的协作性、昭示深刻的全球性,全景式反映上海发展变迁中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地方特点,其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颇受瞩目,凸显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经验”。

论邵文杰对当代中国新方志学的贡献

邵文杰是新中国方志事业开拓“诸老”之一,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修志恢复以后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他还是河南省新方志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新志编修的实践者,亲自担任首部《河南省志》(新志)总纂,其理论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史志关系、新志体例的创新、旧志整理及志书质量标准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