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的两个缺陷与弥补之道——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孟子性善论的再思考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隐含着两个缺陷。一是只以“才”论性善,不了解性善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二是只以仁性作为道德根据,不重视智性的作用。这两个缺陷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者致使其对道德本体的认识不够全面,不了解在特殊情况下道德本体也会出现问题;后者致使其对道德根据的理解有失狭隘,引发了正宗与旁出之争。要克服这两个缺陷,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对性善论进行新的诠释,既讲生长倾向,又讲伦理心境,既讲仁性,又讲智性。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预示着一个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

浅析孟子性善论思想

孟子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极其丰富,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孟子同样认为人性是相同的,四端之心便是善性的萌芽,是内在于人的潜能,也是人能够具备道德修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人正是因为有“四端之心”才能够成为君子,接着将这“四端之心”扩而充之才可成为圣人,其实现路径便是“养气”。

以孟子“性善论”视角看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自第一次医疗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对医疗体系先后进行了三次改革与完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不同层面的问题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医患冲突、医患矛盾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医患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医患关系朝着向好方向发展,随着“医患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医患双方共建共同体成为进一步的目标。孟子性善论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互呼应,性善论批评了经验性的人性论,强调了性善的建构性与主动性,即以存养、扩充的方式实现性善。在医患关系中,性善可为医患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思想动力,其要医患双方以坚定的信心共同努力,以不断践行的方式逐渐实现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人之“生”乃心之“生”——对刘咸炘“性善论”的补充

刘咸炘以“生”为善之准作为根本前提,从而提出“自当一体”之论。此论固然能够回应“性无善恶说”“性超善恶说”“善恶并存说”“善恶不可知说”“善恶后天决定说”等学说对孟子“性善论”的挑战。但是其以“生”为善之准,容易使人误解此“生”指“肉体”之“生”。如此,则一方面无法解释“弱肉强食”为何在动物为自然、为善,在人则为自然之变、为恶,以及无法回应康德、李泽厚所谓的“人性善”只是一种“有情”设定而并非真的“人性善”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问题。故应在刘咸炘的思想脉络上进一步补充明确其所谓“生”为善之准之“生”当指万物之性之自然、本然、当然之“生”,而非“肉体”之“生”。而人之“生”乃心之“生”,异于草木之“生”、异于犬马之“生”。心之“生”即“仁”,“仁”乃朱熹、王阳明、亚里士多德所谓“心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异于禽兽草木之德性,异于耳目之德性,异于鞋匠、木匠、琴手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应接于物而生“情”,乃“人性善”的具体表现。此心之德性“人皆有之”,乃“天之所与我者”、“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故人之性善毋庸置疑。

孟子性善论与印度佛教佛性论之比较

孟子学说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土哲学的理论基础,最终确立了儒学的官方正统地位。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学说,批驳了“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肯定了人人皆有善“四端”以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善性,进而得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论。印度佛教发源于印度大陆,大乘佛教讲“法空”,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佛性说。小乘佛教讲“法有”,主张自性说。孟子性善论与印度佛教佛性论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修养途径和政治功用四个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在注重成就个体的理想人格和心性论方面又有融通契合之处,并对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及其思想意义

孟子的性善论虽是接续孔子仁学而开出,然其展开却是以人禽之辨作为逻辑起点。在人禽之分的视域下,孟子肯定了人之“性善”。由此出发,孟子以“心”而显“性”,以“心善”作为“性善”的具体表现。以此至善之“心”作为内在价值根源,孟子进而提出了他成德成治的设想。从辨分人禽之别到肯定“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再到以“心”为本开出其成德论、仁政说,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大体如是。性善论的确立,高扬孔子的道德理想精神,强化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意识。

浅析孟子“性善论”

人性是人之为人的独特属性,人性问题也是历朝历代以来各家争辩的对象。孔子认为“性相近”、孟子提出“性本善”、荀子反驳其“性本恶”,还有性无善无恶说、性可善可恶说等。其中,首倡“性善论”的孟子独树一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说明了人的本性是善的,还从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但是,性善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问题。

儒家性善论的两种型态与演进逻辑——兼论其义理困境及更化路向

儒学史上存在两种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回归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历史地检讨这两种性善论的学理得失,可以有效地促成儒学义理的更新转化。作为最原始的性善论形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始于《中庸》对无所不在的"真知"问题的着重揭示与专门回应,这是一种融贯一致且以"率性"意识为中心的性善论。其短板在于:无法有效容纳传统德目与施教权威,其服膺者在"自作主宰"精神的鼓荡下,往往难以组成和谐有序之社会。"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试图以传统德目规定"善性本体",这固然容纳了社会智识传统与政教权威,但却因为推崇、仰仗既定的教义与外在的治教,而架空或放逐了内在善性即时指引的活泼功能,故实质性地落入"重教—外铄—性恶"的荀学思路。论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性善论。在"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基础上,自觉引入或充分强调"率性的处境"与"共识的更新"这两个维度:将"传统教义""施教权威"以及"他人异见"统统归入"率性的处境"范畴,并力求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在新处境下的率性体认",不断就公共事务达成"新的共识"——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机制,应是传统儒家性善论更化升级的新路向。

儒家性善论与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缺失的分析

儒家"性善论"是传统中国人治文化的源头。儒家"性善论"源于血缘文化,注重情感体验,缺乏理性烛照。由于儒家把"性善"认定为人性的普遍性、根本性特征,从而导致传统中国对修善即个人内敛自省的道德自律过分夸大,而忽视社会公共规则、制度等外在刚性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不仅使得传统中国在治国之道上迷信贤人政治,导致封建专权的无限扩张;也使得社会个体因被一味要求克尽义务,而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导致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的缺失。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咸炘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中国传统学术以重人道而重人性,并以性善论为主流思想。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性善之论日趋式微。近儒刘咸炘通古今、贯中西,对传统性善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把"生"确立为绝对价值和评判善恶的根本尺度,并继承了《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认定大自然本善,故人与万物之性皆善;而人得天地理气之粹,故拥有天地间至贵至灵的至善之性。在方法论上,刘咸炘论性善还有一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自当一体"之论。此论有三个要点:其一,当然(善)本于自然,是对于自然的肯定与实现,不自然者必不当然;其二,不当然(恶)是对于自然的否定与背离,不当然者必非自然;其三,善(当然)与恶(不当然)并非并存之二物,而是一物之二态,即正常之态与负变之态。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

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比较研究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表面上对立,其实可以兼容。二者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即对物质生活的欲求,而孟子的人性则指人在亲人、他人遇到危难、横暴等事情时天生的心态,主要指精神心理的倾向性。二者都切实有据,言之成理,但都有不合逻辑之处。性善论与性恶论实际相互补充,可整合为统一的理论。

孟子性善论所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问题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肯定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或他物的特殊性,这就是道德性。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良心本心、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仁、义、礼、智、信等,既是社会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即道德理性。恻隐等"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践履的驱动力,成为现实的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孟子深信,心自身具有的价值本身,有其内在的条理,它并非从理论理性的原则推导而出,却同时是合理的。孟子认为,人是否真正发挥其禀赋,就在乎每个个体是否有修养的工夫。所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存养方法。在此基础上,孟子特别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

从生长特性看孟子性善论

自从葛瑞汉(A.C.Graham)、唐君毅等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从动态人性观出发来重新解释孟子的性善论。所谓动态人性观,指认为先秦"性"概念有时指生长这一动态过程的特性,这与把"性"理解为生命这一静态存在的属性不同。我们对前人解释孟子性善论时的几种动态人性观加以批评,提出一种新的动态人性观,即认为孟子的"性"概念包含先天地决定的生存方式或成长法则这一重要含义,而性善论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指孟子发现了生命健全成长的一条法则——为善能使生命辉煌灿烂。孟子与道家均有一种动态的人性观,如果说道家人性论是从精神和生理角度发现了人性健全成长的法则,孟子人性论则是从道德角度发现了人性健全成长的法则。对孟子人性观的重新认识,可以弥补心善说和人禽说在解释孟子性善论时的不足。

孟子性善论与教化理论的融合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性善论认为人性生来是善的,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善性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四心。性善论与教化理论相结合,在性善论影响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据现代社会的变化对人的发展的教化目标、功能、模式进一步完善,最终使受教化者能够终身运用教化理论去完善自我的善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传统性善论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甚至人类共同体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气候变化问题、美国次贷危机问题、三聚氰胺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学生弑师问题等,都可以归之为现代社会治理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各种矛盾、冲突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现代社会治理开始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重新思考社会治理之道的转折点。治理之道不仅影响中国社会的和平崛起,而且影响到其持续稳定和发展强盛。这就需要各方面专家学者群策群力,挖掘和整合多方面思想文化资源加以应对。应友人邀请,我最近到北京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有关专家举办了题为"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社会治理"小型研讨会。与会者认为,要思考和探索治理之道,中国传统智慧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汲取和借鉴。如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加以制约,筑起高高的法律堤坝,将利益驱动引发的欲望洪流限制在法定的河道里。儒家认为,只有通过弘扬人的天生善性,培育起区分善恶的廉耻心,才能建立起内在的行为自我约束机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道家以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知足不争、无知无欲的观念来消解世人的名利欲望,想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抑制贪竞之风。但是,中国古代人性善、德治主义、人治主义、官员崇拜的传统影响了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所以,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治理不能简单地依靠"翻炒"老祖宗的思想资源,必须根据现代社会治理的新语境、新格局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知识资源,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让中国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顶层设计中发挥启示性作用。下面是由各位专家发言所整理的一组笔谈文章,希望它们能为学术界同人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孟子“性善论”思想探要

孟子是中国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人性善的哲人。他的性善论、他的人性观 ,不但是其“仁政”学说和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 ,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而且对后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孟子的不懈努力 ,创立了性善论 ,才使中国思想发展史没有偏向老子的“性无善恶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如此乐善不已、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巨大的社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伦理资源 ,有利于我们的伦理学理论研究和现实的道德建设。

走出文化盲点：原罪论视角下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人对自我生存的深刻体验和反思而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没有原罪论,性善论的观察盲点便无法暴露。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就必然死在罪中,因此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摆脱败坏本性,从而也就不可能依靠自己过一种向善的生活。性善论则认为,人的本性出自天命,禀赋为善,因而虽然当下生活在一种恶的生活中,只要人反求诸己,发扬并遵循与生俱来的天性,就能一步一步地走出罪恶,最后过上一种天人合一的善的生活。这两种关于人的生存的说法指称着人的两种生存意识,即原罪意识和本善意识。本善意识是一种人的生存的原始意识;但是,如果缺乏原罪意识,本善意识必然受制并窒息于自己的某种善恶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基督教引入原罪意识,从而在基督徒的生存和原始的本善意识之间构成一种生存张力。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原罪论缺场,性善论一旗高扬,导致了人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存盲点。因此,如何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让原罪论入场,对于中国基督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试论性善论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发展中，孟子的性善论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治”模式一直是统治者及广大民众向往的理想统治模式。按理说，“德治”模式应能造就出一个理想的、充满秩序的、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总之，由性善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治”模式，虽然有许多美妙之处，但其导致的重德轻法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

性善论的千古迷失及良知坎陷问题——从李贽与耿定向的争论谈起

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内圣外王”是一种精英政治思想,虽然与专制政治有一定的紧张,也有民本情怀,但与民主、平等的当代政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它客观上加强、美化了皇权。内圣外王忽略了负面人性,把政治与伦理混为一谈,可操作性差,有很大的空想性。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也有很大消极影响,必须大力加以扬弃。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论是一种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道德教育的可教性到底源自何处——对“新性善论”引发的学术论争的神经伦理学思考

檀传宝教授2000年提出"新性善论",认为人类个体已经先天地拥有某种社会性文化心理结构的遗传存在,这为我们提供了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长达10余年的论争,形成了三种立场的观点。这些争论一定程度上廓清了道德教育的部分问题,但是对于"道德可教性源自何处"的问题始终没有给出答案。从神经伦理学的视角切入,以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依据,经过分析可以认为,道德教育有着一定的神经科学基础,但是由于这一基础具有明显的后天可塑性,具有视觉思维和直观本质特性,道德教育应遵循大脑发育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