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对待经学研究之态度的一点思考——以《东坡志林》卷五《论古》为中心

苏轼曾经是北宋经学的重要研究者之一,但是其学术影响却并未如宋代之洛学那样垂于后世.本文试图探讨其原因.兹从其尚未广为学界普遍重视的<东坡志林>卷五<论古>材料,分析其对待经学研究有"想当然耳"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有可能就是导致其经学过早湮没的重要因素之一.

晚清江西文言小说集二种叙考

清代的江西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文言小说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邹钟的《想当然耳》和李熙龄的《冰鉴斋见闻录》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部。邹钟,江西安福人,生于1833年,卒于1890年,其《想当然耳》影响到《夜雨秋灯录》、《斯陶说林》等文言小说集的创作。李熙龄,江西南城人,生于1791年,卒于1868年,其《冰鉴斋见闻录》文笔简洁,有《阅微》遗风。

苏轼的“三杀、三宥”说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参加省试的文章,由于文中使用“三杀三宥”的典故出处不确,引起历代学者争论。实际上,苏轼在引书时使用了櫽栝整合的方式,在当时并不违反考试规则,并得到欧阳修考官以及其他考生的认可。苏轼之母程氏自幼培养苏轼忧国忧民的情怀。青年苏轼借古人之口提出“三杀三宥”说,就是他愿为天下苍生解除疾苦的最初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