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物而动”到“心物交会”——读《文心雕龙·物色》篇札记

《礼记.乐记》明确提出了“感物而动”这一命题,论述了客观世界对作者产生“感发”作用的理论。《文心雕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感物而动”的思想;然而,它更进一步揭示了文艺创作发生过程中“物”与“心”的“双向互动”关系.从“感物而动”到“心物交会”。关于文艺创作发生的理论得到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释。《文心雕龙.物色》篇集中探讨了创作发生过程中“物”与“心”的关系,也讨论了描写物象方面“情貌无遗”的要求,而贯穿全篇的主线便是“心物交会”。这正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创作发生论的重要特点所在。

“感物而动”与创作主体的经验

“感物而动”是就文学创作主体与“物”的关系而言,也是就文学创作的发生形态而言。物之所以能够感人兴情,是因为物在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因先民的经验而融入了民族的情感,由“自然之物”而演变为“文化之物”,具有了文化符号的属性。物的这种属性通过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典籍而世代传承,沉淀在民族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当没有主体“触物”时,物依然作为自然之物而存在;而当主体一旦对这物有所“触”时,其蕴含的民族文化属性便被激活,使主体触物便能够产生情思。而主体之所以能感物而动,是主体有着先民与物关联的类似经验,与先民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价值取向背离或者类同,从而使主体面对某些物色时,产生与先民同情、同心的顺向或反向的情感活动,形成创作冲动。故感物而动,是创作主体与先民心灵的共振。从审美角度看,在对物色的观照过程中,美不存在于客观的自然,而只存在于人们经验过的“文化的自然”;也不存在于主体的主观,而是存在于主体经验与物色被经验的关系之中。

“天地之心”的文学理论价值

"天地之心"最早是由《周易·复》卦提出来的,反映了天地运行的一般规律,是自然哲学观的呈现。而神道设教的汉代新儒学以为,阴阳推动的日月星辰变化、四`季更替等潜藏了上天的意志,使"天地之心"成为"天"之主观能动性的产物,从而影响了汉代经学乃至文学理论的阐发:圣人由阴阳五行精气构成,精神与天地相通,感天地之动而制作六经,故六经承载着"天地之心",也蕴含圣人之心;圣人饱含深情撰作六经文字,流露着天人的自然性情,是人的情感的真实反映;而具有载道意义的六经之文蕴含"言之文"的属性,是作为文章的内在需求自然形成的,即"天地之心"的自然反映。总之,从内容到语言,六经都是"天地之心"的产物,从而完成一个哲学命题、政治命题向文学命题的理论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