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证明责任研究

排除犯罪性事由在犯罪论中的体系地位不同,使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公诉事实的范围存在明显差异;而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却十分相似,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证明责任原则上都由控方承担,被告人只承担主张责任或提出证据的责任。这种趋势的出现具有深层次的原因,随着规范罪责理论和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刑事诉讼逐步从私法残余中摆脱,形成了契合自身特色的证明制度。相似的分配方案既能适用于德日三阶层体系、英美两阶层体系,也就能适用于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证明责任的分配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没有必然关联,中国对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应当建立在两大法系的共识之上,并进一步细化程序规则。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体系建构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根植于文化,超越了立法,对刑事司法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优点在于符合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对于犯罪的认知,易于为一般人接受;缺点在于有理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危险,且行为性质的认定容易产生分歧。如果在特定理论的指导下,把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按照一定的标准体系化,我们就能准确地把握各类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加深认识,并进一步指导立法和司法工作。

中国古代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法律规定

各国现代刑法都有对一些行为虽合乎犯罪构成要件 ,但有排除违法性根据的事由 ,而不必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如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照法令等等。我国古代封建法律虽没有此类概念的明确规定和系统阐述 ,但各朝立法都有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规定 ,发展到清朝更有了明文规定。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理论基准之确定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范围漫无边际，因此，综合所有的行为类型，建立一个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体系需要一个统帅所有行为类型的理论基准。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议中，一元论是比较妥当的；立足于我们国家的刑法理论和立法现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一元论中最合理的选择。

中国古代有关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法律规定之我见

本文主要对我国古代刑律中对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规定,加以归纳、汇总,力求从新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以史为鉴,为当代刑事司法相关内容提供参考。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理论定位研究

对于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理论定位,学者们一直争议不断。产生争议的原因首先是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关系;其次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犯罪构成上的特点。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犯罪成立理论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概念,完全不同于德日法系三段论的犯罪成立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利用犯罪构成理论是完全能够区分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中国的犯罪论体系中应当内在于犯罪构成之中,其理论地位不应当被质疑和动摇。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与法律漏洞的弥补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与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虽然刑法未作出排除其犯罪性的特别规定,但也应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立法者认知能力的有限、社会生活的多变、法律自身的特点等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堵塞刑事法上的免除行为可罚性漏洞的有效办法。

简析中国古代有关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法律规定

本文主要对我国古代刑律中对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规定加以归纳、汇总,力求从新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以史为鉴,为当代刑事司法相关内容提供参考。

大陆与澳门刑法中排除犯罪性之执行命令事由的比较

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是指根据刑法规范或者社会相当性理念而排除行为的犯罪性使之正当化的事实。在我国澳门刑法与大陆刑法中，依法执行命令的事实均可排除行为之犯罪性。但是，由于受诸种因素的影响，两地刑法对于执行命令的立法渊源、构成条件以及排除犯罪性的理由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无限防卫权的适用——以对“暴力”的教义学解读为切入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对该条第1款、第2款的进一步提示性阐明。认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关键是看暴力程度。暴力是直接针对人身实施的有形力量的打击,暴力犯罪后的逃跑行为不属于暴力。"暴力可能造成的结果"的基本认定标准,应为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下一层级的一般损害结果。对于暴力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原则上应当站在一般人的立场考量,特殊情形下站在防卫人的立场判断。评价暴力时应当考虑暴力侵犯的法益和暴力实施的紧迫情形等特殊情境。"行凶"有其立法必要性,是指故意重伤行为,与是否使用凶器、器械等无关。实施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需要审查暴力程度。

义务冲突研究

义务冲突作为排除犯罪性事由之一种在西方刑法学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我国学界对此则涉足甚少。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多作静态意义的研究,没有从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与排除犯罪性事由这种立体动态的关系中对其进行思考,我们愿稍作尝试。

论犯罪构成的有机性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将罪与非罪界定一般标准的犯罪构成从目前平面型、闭合式结构转化为层层推进构造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在具体架构上将违法性评价和有责性评价各自作为独立的一层又过于激进,不太容易被接受。恰当的做法是对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有机结合这一通说观点予以肯定,同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肯定其是符合四个方面要件的前提下,再进入四要件结合是否具有"有机性"的判断阶层。期待可能性和社会的相当性就是"有机性"判断的具体标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和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就否定了四方面要件结合的"有机性",进而否定了犯罪;如果具有期待可能性且不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当然可以肯定"有机性"的存在,进而肯定犯罪的成立。那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四个要件结合的行为,但是经过"有机性阶层"的判断,因为其是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它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犯罪。

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及其完善路径

当今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三种犯罪构成(或犯罪成立)体系,各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很难说哪种类型的体系更好。我国的“四要件体系”层次清晰、简洁明了,便于司法人员掌握和适用刑法的规定来认定犯罪;但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没有为排除犯罪成立的事由设定专门的出罪出口(或通道)也是一大缺陷。对此,有必要作两点改进:一是将传统“四要件体系”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主体这三方面的要件,作为犯罪成立的一般条件(或积极要件);二是把排除犯罪性事由作为否定犯罪成立的特殊情形(或消极要件)。“重构论”者提出的从根本上否定“四要件体系”的论点不具有合理性。

刑事政策视域下自救行为的定位

自救行为的特点决定了其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国刑法对自救行为的现有定位是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但在刑事立法中没有确认其合法性。而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对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的充分展开,不仅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而且因赋予其程序要件的色彩,更加强调了程序正义。我国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是游离于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一个"活泼元素",这与现代刑事法治的精神不相契合,实有检讨和改进的必要。在现行刑事政策和犯罪构成体系下对自救行为进行合理定位,让自救行为成为具体案件在定罪时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及"出罪"理由,应当成为改造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