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缺乏数目字管理?——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

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了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命题,本文从制度经济学层面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数目字管理并不仅仅是一国数字化的记录系统,而且是一国制度构成和运行的基础。数目字管理在宏观经济管理、微观经济基础、社会治理及反腐败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从数目字技术、权力体系、既得利益集团及产权制度四个层面揭示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根源,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数目字管理基础上,为此,我们要把数目字管理与官员的政绩脱钩;把完善数目字管理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把数目字管理与财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价值范畴与数目字管理

价值范畴是市场经济可以进行 “数目字管理”的基础， 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动着资本主义用“数目字”进行社会规模的管理。经济生活管理的数目字化， 一方面， 造成经济学与数学的联姻，开辟了以经济世界为原型的数学发展的新时代（博奕论）； 另一方面， 使金属货币让位于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 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经济领域奠定了基础。自然经济社会反对“锱铢必较”， 而唯有 “功于算计”

试论“数目字管理”在管子经济实践中之应用

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理论在管子经济实践中的应用,集中体现在统计学、财政管理、货币通胀管理、信用契约和战略规划等方面。管子的经验对当代市场经济社会有更深远的意义。

历史中国的“数目字管理”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国在历史上从不缺少有本国特色的数目字管理,而这种数目字管理总是与打上道德政治烙印的封建政统和治统联系在一起。本文直面自泰到清2132年的封建一统,选择十项管理以“一而十”的数序给予正面阐述,从而做出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积极评价。

建立现代国库的“数目字管理”系统

作为政府理财系统的财政体系，包括纵向多个层级、横向多个部门，流经多个环节，涉及众多主体，构成了一个复杂巨系统。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正逐步在财政及国库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赋予这个复杂巨系统一个健全的“脑”、敏锐的“眼”、强壮的“心脏”、完善的“血管”以及勤快的“手”与“脚”，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解读黄仁宇的技术、道德与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角度审视历史的“大历史观”提出后 ,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的观点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视角。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未能实现大的突破 ,至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 ,关键在于中国始终未能实现金融管制和数目字管理 ,这不仅为当代乃至后世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而且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数目字管理

魔鬼藏在细节里，越是细节越能反映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都说要精细化管理，细节决定成败。但往往是停留在说的层面，粗放式管理带来的无谓成本和浪费也就在所难免。

全面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数目字管理”研究

“数目字管理”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的工作方法与管理模式。1941年8月,根据《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示,太行区党委开始将调查研究与“数目字管理”作为根据地技术型治理的重要方式。在推进干部扫除主观主义、深入调查研究和推行“数目字管理”的过程中,太行区党委十分注重“数目字管理”与干部“计算作风”的培育,一方面要求在根据地各项工作中加强调查研究,发扬“计算作风”,务必以扎实调查研究保障“数目字管理”的实现;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机械地拘泥于数目字,要在调查研究中掌握数目字背后的基本趋势与发展规律,在政策实践中形成精密准确的“计算作风”,做到“有数”和“无数”的辩证统一。

从数字中国到“数目字”国家——一个愿景的历史使命

既然“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那么《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的愿景是否直面并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突出挑战,能否在落地实践中兑现变中国为“数目字上可治理”的国家的使命,就成为了有待严肃检视的问题。沿用经典的组织理性化视角,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科层制组织为面向,可以提出一个分析国家组织现代化程度的概念框架,并将其用于探讨数字中国、国家组织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三者间的逻辑联系与转化约束。这一概念框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平衡的分析原则,有利于纠正视技术引进和融入为组织现代化充分条件的思维偏差,揭示出国家组织的现代化并非单纯技术与工具意义上的效率提升,更关乎其内部对公共价值的多元兼容与动态回应。实现数字中国的愿景不仅需要谋划成本—收益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绩效考核激励相容的技术赋能方案,更需要探索党政之间、央地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需求共生和价值共创的“平台”智慧。

数目字管理与人本的回归

数目字管理事实上是一种理性的管理方式,但它在今天的滥觞却导致了人性受到压抑和理性的非理性化。其非理性化在公共管理领域表现为技术压倒政治、目的与手段分离、人性的压抑与人际互动的弱化。管理向人本的回归既是管理的本真,也是大势所趋。

“数目字管理”的局限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著作中，把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而未能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概括为“数目字管理”，并将其作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数目字管理的核心是决策更多地依赖于数字，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量化信息，比如，市场价格、信用评级，或者员工在一定时期内的经营业绩。

“数目字管理”与统计思想

“数目字管理”一词由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首先提出，许多学者试图深入理解、探究他的大历史观和“数目字管理”思想，以其分析问题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历史。黄先生从纯粹技术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认为近现代中国蒙受屈辱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上未能实现“数目字管理”。时至今日，“数目字管理”水平依然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政数目字管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针对土地行政面临的问题,重新启动数目字管理。对数目字的管理,学界已有研究。万明指出,地政数目字管理也就是将国家土地、税收、财政等社会资源信息纳入数字化的记录系统,解决国家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万明:《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116~130页)。

“数目字管理”与“数字化革命”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先生刚刚去世,两岸三地的媒体都播发了讣闻。临时检出他的著作重新翻看了一遍,这便是本期特辑的由来。谨以此表达我们对黄仁宇先生的哀思和追念。这里所选的只是几篇闲文,不过,看看他多方面的见识,才情,驾驭各种题材和文体的能力,也可以知道这位学人不是一个"书呆子"。黄仁宇先生最负盛名的著作,当然要算《万历十五年》。这本难得"内行"看好、"外行"也觉得好看的书,对于羁绊历史进程的"道德杀人"症结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后来说:"人世间有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所以,"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了解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人,知道他喜欢用一个关键词——"数目字管理"。他的意思可能是,要靠商业化原则发展现代科技,并"以民法为张本",在社会结构的上下层之间建立和完善"法制性联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做学问的人不一定同意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黃仁宇的“数目字管理”

很多人批评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军阀习性”,写作《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从另一角度解读了这一现象。他认为,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都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民间团体、零售等,一旦发生战争,这些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不同,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这些装备得有都市网络配合,一旦被赶到内地农村后,便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

“数目字”与中国企业营销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未能像后来居上的西方国家一样强大，是因为在政治的“间架式结构”下，无法对社会资源进行“数目字管理”，结果是积贫积弱，成为一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招致很多人反驳。其实，从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度量衡，丈量土地，以收地丁之税款，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人丁、田亩之统计，严格按照“数目字”进行管理。

数目字（定量）与差不多（定性）

黄仁字先生认为中国人不懂得数目字管理之道，胡适先生则认为中国人习惯于差不多。两位老先生虽然都是出于对祖国“爱之深而责之切”的情感因素与理性批判，但我认为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中国人的天地宇宙哲学观：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蝇营狗苟，务求与天地宇宙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之道在于和而不同。

数字化治理:现代国家的技术、组织与价值

一、引言:“没有数学家,怎能进行战斗?”传统国家的治理一般具有“粗放经营”的特点,理论上被认为是制度结构分殊化程度不足的结果,结构分殊化有限,反映了技术、统计和计算水平的低下。黄仁宇用“数目字管理”(1)的短缺来刻画传统中国国家能力的羸弱,即在量化上无法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作出精细准确的评估和测算,“家底”不清就难有正确决策,“本账”模糊就容易被各层级中饱私囊,帝国徒有其大,又欲维持其大,就不得不实行低水平的简易式的治理。

大数据时代以人为本税收征管制度建构的哲学基础

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亟待与时俱进进行重构和修订。“数目字管理”是人类历史上国家长期以来力图突破和改进的技术难题。但技术作为工具理性不能构成对价值理性的凌驾。税务机关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大数据时代的技术硬件提升自身的税收征管能力而将更好地服务纳税人的软件效能等闲视之。在数据隐私问题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亟待保护的顶层问题之际,基于国家税权的信息干预并不能仅仅以简单的共同善赋予自身以正当性反思的豁免权,需要采取均衡原则的立法理念,将纳税人基本权利保护作为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管理曾经离我们很近

从中国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华民族其实并不缺少科学管理的基因。黄仁宇先生在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中提到,明朝失败的原因既不是道德,也不是技术,而是不能实施数目字管理,官僚体系满足于含混、模糊地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