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

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诗、文、史、画中反复出现的杨贵妃,首先是一个常人,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艺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动移上意的贵妃。无论叹惋还是诅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杨贵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挥之不去又向往的“情”。抛离爱恨夹杂的贵妃情结所支配的文史叙事诗学的层层陷阱,杨贵妃的常人和艺人面相就呼之欲出。作为一个雅俗共享的消费对象,贵妃的遗物也脱离唐明皇的专利属性。其故冢和传闻遗失在马嵬并引过客争相观瞻的锦靿,犹如显圣物将马嵬圣地化,也支撑了贵妃落户海外的“野野史”。悖谬的是,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马嵬已成为一个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非地点”。由此观之,文化就是在时空连续体中不同心性行动主体情与理的对撞、交融和辩证,抽象与具象的互生互促。

郭沫若对夏曾佑“新史学”的承继与超越

清末新史学的重要代表夏曾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开拓者郭沫若存在较为密切的学术关联。早在中学时期,郭沫若接受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的史学启蒙。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郭沫若对于古代历史分期、神话传说时期辨伪、禅让制中的民主主义以及老孔墨三家的思想倾向等问题的看法,仍受夏曾佑观点的持续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史学研究,从史观、史学方法、研究宗旨三方面完成了对夏曾佑“新史学”的超越,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局面。通过这一具体个案的探讨,还可以丰富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若干认识。

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翌年发表《新史学》,这两篇宏文开启了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历程。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猛烈抨击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君王谱牒,提倡以探索社会发展进化规律为主的新史学及以全体国民为主体的新通史,希望为社会政治变革提供理论依据。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学术启蒙的作用,对当今史学研究者也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新史学》的“破”和“立”

《新史学》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针对“旧史学”的一篇学术长文,百余年来该文一直作为中国史界革命的先声之作。梁启超身处新旧交替之世,兼收西方近代进步思想,以开民智、立民志、强国家来挽救中国危局。《新史学》中他提倡关注“民史”,批判旧史学的弊端,并注重史学研究中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新史学》鲜明的特色是“破”旧史之桎梏,“立”新史之框架,他所发表的《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的新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新史学转型视域下《中国画学全史》的革新视角

在中国美术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背景下,郑午昌所著的《中国画学全史》以观照中国画学自身发展为己任,是传统画学自主转型的典型。该文从政教文化视角、传统文献继承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画学全史》,评述其中历史分期、中外交融、研究方法等具体问题,凸显该著作在中国美术史转型过程中取得的进步。时至今日,该书对当代美术史研究和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有积极的价值。

从新史学到新建筑史——关于斯皮罗·科斯托夫的《一部建筑史:环境与仪式》

20世纪中期后,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在知识界掀起一次次波澜,并于1970年代前后在历史学领域得到积极响应,由此产生的新史学观和写作方法对建筑史的书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以第一部挑战西方传统史学观的建筑史著作:斯皮罗·科斯托夫所著《一部建筑史:环境与仪式》为对象,结合1970年代以后国际上史学研究和写作的主要变化和趋势,分析该书的写作思想以及特色,特别是与新史学思想的关联性及其局限性,以期对我们如何借鉴、反思,并书写或挑选一部适合当下的建筑通史书籍有所启发。

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和批评——以章嵚《中华通史》为中心的考察

章嵚《中华通史》是清末民初编写的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内容采用新式章节体、注重历史分期、突出民众史、强调民族国家观念等,体现了新史学发轫时期史书编撰重通史和民族主义的特征。此书作为晚清“新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代表作,一方面曾入选1930年代商务出版的“大学丛书”,在当时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的社会效应,成为更新潮学人批评、遮蔽的标靶,使后世知者寥寥。这个知识传播的过程,透露出今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转型时,难免用五四学人的眼光打量,忽视了若干关键环节。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 ,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 ,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 ,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 2 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 ,因此 ,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 ,是不准确的。当然 ,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 ,而是有所归纳 ,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 ,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 ,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 ,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 ,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新史学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转向——基于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的分析

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是教育史研究的国际组织。在新教育史学思潮和各国教育史协会的推动下,该组织从创立伊始即致力于教育史研究的交流、合作与繁荣。该组织研究人员坚持不懈地探索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对教育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

近 2 0年来 ,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 ,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本文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建构的相关层面上 ,深入探讨了商会史研究在研究视角、历史解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诸方面对新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面向 2 1世纪的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乃是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清季以来,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作不破不立的对象。在不断趋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的形式根本改观,但要拿出超越旧史学的代表作,却并不容易。创新的前提是温故,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超越中西新旧,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才不至于欲辟蹊径而蹈覆辙,甚至南辕北辙。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吕思勉与“新史学”

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同时,就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由"坐而言"地倡导,至"起而行"地实现,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毅力和久长耐性的创作过程。吕思勉积极地担当起了这个责任,用出色的通史成绩奠定了自己在"新史学"中的独立地位。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所持见解,强调"观其会通"、"摄其全体"和"深求其故",最后归之于"认识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变迁因果",将新式通史的编著引向了社会史开拓的新方向。因此,吕思勉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齐思和与现代新史学之建立

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诸人。齐思和准确判别现代史学发展趋势,将西方史学最新的理念方法传输国内。在此基础上,齐思和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史改造的途径和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做出具体阐述,构建起一套相对系统的史学方法论体系。齐思和对民国史学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评议,梳理总结新史学的脉络和得失,指示其发展方向。齐思和对西方史学潮流的体认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把握相互呼应,折射出20世纪史学新旧转换的必然归趋。

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

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真正具有“范型”意义上的一次史学革新。历史学家吕思勉——作为新史学的实践者,在古史材料的整理研究、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式、引入社会科学新理论以丰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