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边界、族界符号与族群认同——海外华人族群边界意识探析

论文参考巴斯的族界理论、拉蒙特的边界分类和维莫的实证研究,通过田野考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从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两个层面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当代海外华人存在怎样的族群边界意识;二是何为其象征边界符号;三是其可能的族界意识体现怎样的族群认同。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受访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意识都较为明显,但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别和个体差异,其社会边界意识体现在社交网络和对异族婚恋的态度上,其象征边界意识反映在其对族群的原型化认知上;血统、出身等原生族群性、族群标签和族群原型化认知是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符号,而不是族群身份和传统价值观;受访者的族界意识体现出其对族群身份的类别区分,与族群认同感和亲近感关联不强。

从体部指数值探讨中国族群体部特征的共性

目的探讨中国族群体部特征的共性。方法对中国62个族群的8项体部指数值进行分析。结果聚类分析发现,男性52个族群、女性59个族群聚入了北方族群为主的混合组及南方族群为主的混合组。8个汉族族群分别聚入各个组中,没有聚合出汉族组。体部指数的分型结果表明,长躯干型、中胸型、宽肩型、宽骨盆型和中腿型是中国男性族群主要的体部类型。中躯干型、宽胸型、宽肩型、宽骨盆型和中腿型是中国女性族群主要的体部类型。这表现出中国各族群体部特征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中国族群体部特征的一致性与其族源相近有关,汉族在中国各个族群交流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汉族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融入北方汉族,北方汉族南下促进了南方汉族的形成,使得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体部特征具有相似性,也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融入南方汉族。此外,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逐渐融入少数民族中。结论中国各族群体部特征存在明显的共性。

族群经济对多元族群社区治理的影响:理论依据与机制分析

多元族群社区治理是当前最具前沿性、挑战性和国际意义的社区治理研究内容,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以往研究主要聚焦社区治理对族群经济的影响,鲜少研究族群经济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文章以义乌阿拉伯族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将族群经济作为解析与洞察社区组织结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文化融合以及社区政策环境的独特变量。研究发现,义乌族群经济的发展为群际接触创造了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以及权威支持四大条件,激发了多元族群社区管理的创新改革,形成了“多元共治、以外治外、文化互嵌、制度保障”的多元族群社区治理体系。义乌多元族群社区治理为优化我国移民政策、管理外籍商业活动和治理多元族群社区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情感与族群边界——以新疆三对维汉夫妇的族际通婚为例

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里,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沟通与交融,是使族群边界得以消溶并走向民族和谐、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婚姻不仅是男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不同的文化和心理在不同的性别、家族、社会乃至族群间的一种交流与融合,因此,不同族群间互通婚姻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族际婚姻是婚姻行为模式中一种极为复杂的两性结合,它既体现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又体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实践证明,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建立和发展,完全可以消溶族群边界、跨越族群鸿沟和沟通族群心理。

族群性或公民性:时政新闻接触如何影响中国国家认同?

本文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了时政新闻接触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时政新闻接触增强了公民的身份认同从而影响了国家认同,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时政新闻接触越频繁,国家认同感越强。公民身份认同在两者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存在中介效应。另外,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来自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而非一种族群性的认同,属于现代国家认同。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可能总体上呈减弱的趋势,但我国媒体的建构功能会有效减缓这种趋势。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上)——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成分是多元的。在内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各类专业人才流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背景下 ,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深圳中成文具厂进行个案研究考察 ,分析了该厂的族群构成 。

澳门土生葡人族群及其文化特点

土生葡人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个具有独特国际意义和族群文化意义的族群。它伴随着15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在亚洲通商、殖民活动的历程 ,在多个民族接触、通婚的基础上形成 ,其族群文化生动地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并随着澳门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的特征。本文从血缘、婚姻、语言、习俗。

族群社会化:族群身份生成的社会机制

族群社会化是族群成员从先天获得的自在族群身份,经由一系列社会机制建构族群意识,进而强化为自为族群身份——族群认同的过程。语言、服饰、仪式和权利构成的族群社会化维度中,族群标签的先赋性被动获得,族群意识的主动觉醒,族群认同的强化成型,贯穿了个体与社会多向度互动。族群身份从字面走向心灵的社会化历程,既有情感性,亦不乏工具性,可以提供理解族群身份的视角。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Jamaat:都市中的亚社会与族群文化——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调查为个案

Jamaat作为一种独特的族群社区 ,是回族穆斯林族群的社会存在形式。在历史上 ,它不仅是伊斯兰文化移植中国的标志 ,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范式 (Matrix) ,又是回族形成的母体。在多元异质文化的都市社会 ,Jamaat作为一种亚社会与族群文化 ,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标识 ,硬化族群边界 ,强化族群意识 ,增进族群认同 。

二维面孔识别中族群信息与情绪信息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80名藏族学生,采用学习-再认范式,考察二维信息面孔识别中族群信息与情绪信息间的加工关系,以及社会接触程度对这种加工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1)对于低社会接触者而言,族群信息与情绪信息加工彼此独立;族群信息加工不受情绪信息影响,存在异族效应;(2)对于高社会接触程度者而言,族群信息加工受情绪信息影响,异族效应出现反转。可见,面孔识别中二维信息的加工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考察面孔识别应同时考虑信息的维度和社会接触程度。

跨越族群的边疆城市——权力空间与文化维度的双重构造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叙事中,城市构成民族国家治理的权力节点和治理单元。而在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带,边疆城市更具有捍卫族群身份、保护文化边界的功能。随着华夏族群的边界扩张及大一统国家的边界拓展,族群边缘的军事边镇逐步演化为边疆城市,边疆城市的军事功能也让位于经济功能与政治文化功能,并日益成为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公共空间。因此,边疆城市捍卫了族群文化的地理边界,也促进了国家边界内的族群融合。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华夏文化圈逐步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所替代,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使这些边疆城市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乃至文明交流的前沿,一些边疆城市扮演着全球性城市的角色,并在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新的功能。

华语政策和族群身份对泰国印尼来华留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态度评估是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的前提与基础。基于双重态度理论探讨华语政策差异与族群身份对泰国和印尼来华留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采用语言态度问卷和IAT范式测量其对汉语和所属国官方语言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结果发现,泰国来华留学生对汉语和泰语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一致,对汉语的评价低于对泰语的评价。印尼来华留学生对汉语和印尼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分离,在外显态度上,华裔学生对汉语的评价优于对印尼语的评价,在内隐态度上对汉语与印尼语的评价相当;非华裔学生在外显态度上对汉语与印尼语的评价无显著差异,但对印尼语的内隐评价高于对汉语的内隐评价。研究表明,所属国华语政策与族群身份影响来华留学生的语言态度。

族群地域化及对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影响:基于也门案例的分析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疆域内的多个族群整合为民族共同体。然而,当数个族群强化在各自聚居地内的身份认同时,就构成本文所指的“族群地域化”。族群地域化存在于西亚非洲地区的不少国家里,也门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也门族群地域化的形成有国内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形态、教派认同差异及祖先认知分歧等方面的基础,而在也门民族国家建立及实现统一之后,政府有失公正甚至掠夺性的政策引起不同族群的抗争并以各自聚居地为基础的身份认同不断强化,进而发展出寻求地域内自治甚至独立的诉求。在也门西北部、南部、东部都呈现出族群地域化的趋势,其与构建民族共同体的目标渐行渐远。族群地域化不仅导致各族群身份认同的碎片化,且族群精英的外联化倾向令外部势力乘机介入也门局势,使得也门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础不断弱化,国家面临解构的风险上升;其进一步发展趋势取决于各派族群精英能否通过和解方式建立包容性政府框架。

先秦至汉晋时期云贵地区北盘江流域的农业变迁与族群迁徙

先秦至汉晋时期贵州高原西部的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发生重大变迁,根据生产工具、技术、粮食作物品种等方面的变化,农业变迁过程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商周、战国至西汉、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三个阶段。造成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战国至两晋南朝时期滇人和汉人移民的两次迁徙带来先进的农具和技术,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进入锄耕阶段,而且出现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但是,先进农业方式没有在北盘江流域普及,当地维持了多元生计方式和农业生产模式并存的局面。

论族群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出现的各种变化。据此,研究文化变迁的重点,就是对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做出说明。对整体性文化变迁的研究,最适合从族群文化的层面展开。族群文化变迁有量变和质变这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的种类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一般来说,增加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减少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后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从一种性状变为另一种性状。一般来说,变得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变得不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族群文化之所以发生变迁,以往学界有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的解释,但全都具有片面性。实际上,族群文化发生变迁,应该是由两个层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创造、传播、变革、建设和强制是族群文化发生变迁的表层原因,人的需求及其变化则是深层原因。

族群聚居与住屋形式——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西南夷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特色

本文以“族群聚居与住屋形式”合一的视域审视青铜时代西南夷的聚落建筑遗址,论述以氐羌族群为主体的康巴聚落建筑遗址中“柱造土掌与密肋邛笼”的特征,以濮越与苗瑶族群为主体的黔贵聚落建筑遗址中“抬梁穿斗与木栅干栏”的特征,以濮越与氐羌族群为主体的滇云聚落建筑遗址中“木楞井干与干栏合院”的特征,揭示了青铜时代西南夷地区的先民将其游牧渔猎与农业栽培经济相结合,产生了穿斗式、抬梁式、井干式、邛笼式及混合式的聚落建筑空间形式。该住屋形式格局中环绕式的围合感与单向度的向心性隐喻着方国神圣仪式与权力,体现了方国联盟集团的共同利益与意志,是青铜时代西南夷社会文化系统中类“尖锥体”等级结构的物质化产物。

探究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力作——评周慧慧《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族群关系向来是族群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其自然发生的历史远早于学界对该议题的关注与探讨,并随着民族政策、人文生态环境等变化而注入新的动因。周慧慧博士的《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公司,2022)以台湾地区一个山地乡——仁爱乡为调查对象,以族群关系为研究问题,为读者揭示了一种关系特征,提示了一个族群关系发展的危险信号,并在讨论中指出了一条避免危险加剧的可行路径,是我们认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一部力作。

民间祭象:从文本记忆到族群认同

对象的认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象在古史传说谱系中是主流体系之外的人物,象在儒家价值体系中呈现出来的是负面形象。象在民间的传说从未间断,经历了从文本记忆到文化认同的过程,潇水流域民众的祭象习俗成为明显的地域性标识。“象封有庳”有丰富的民间文献支撑,在今双牌访尧村一带还有大量关于象的传说与遗存,其周边地区也有相关象的传说与遗迹。民间长期祭祀象源于“象去其傲,而象已圣矣”,象悔过自新而“卒为善人”,象强化与三苗部落交融而“泽加于其民”,象舜和睦修好,情同手足。祭象的信仰空间体现为民间祭象的仪式表达,民间祭象的社会性空间,民间祭象仪式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