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讼”文化发挥更积极作用

古代社会所倡导的“无讼”理念,并不是主张杜绝纷争以及解决纷争的诉讼,而是提倡努力减少纷争,并尽可能用不通过官方诉讼的方式解决纷争。今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然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司法机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一模式与传统的“无讼”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动体现。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中国传统社会“无讼观”再认识

中国法制史研究不仅应该挖掘和梳理史实以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为真实和精确，更应该在比较中强调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而凸显中国法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利用这种辨异为固守国粹或全盘西化的主张寻找“历史根据”，而应当在这种辨异中理解文明发展的多种可...

“无讼”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蕴含着“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法善治”的治理理念和“基层自治”的治理模式,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本土理论资源。“无讼”观具有深刻而自洽的理念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契合“新熟人社会”的关系模式与“求和谐”的秩序原理,满足“民间治理”与“矛盾不上交”的治理需求,能够有效应对“爆发式增长”与“非终局性解纷”的诉讼困境。为此,应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和合无讼”“诉源治理”的理念;完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建设,推动实现基层德法善治;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元预防、调处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让“无讼”观所体现的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智慧真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得到传承和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费孝通的“无讼”思想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

“无讼”集中体现了古代先贤的社会治理思想和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费孝通先生将“无讼”视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社会特征之一,追求和谐,将矛盾消弭于基层,是中国社会一贯的文化特征。伴随着百年来的社会巨变,中国社会治理仍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重新检视和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将“无讼”理念融入现代社区治理,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共同体。“无讼社区”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守正创新实践。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无讼的价值理想与和谐的现实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基本特质的再认识

儒家讲求和谐与中庸主义的哲学思想,促成了无讼法律意识的形成。"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法律心理,也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基层组织系统自我调节的必然结果。臻于无讼之境,无疑支配着司法官实际的价值判断:他们需要经常地绕过成文法的规定,而专注于从事无讼的宣教和纠纷的调停。但是官方的"无讼"与民间的"健讼"又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司法官既不可能绝对地消灭诉讼,就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以儒家伦理为基础,通权达变,审时度势,司法实质上又是司法官通过"寓教于审"、"寓教于判",追求"无讼"和"少讼"目标的过程,最终期望达到社会和谐与司法衡平的效果。

“无讼”理想及其对现代法律的影响

:“无讼”是中华民族在法律文化上的最高追求 ,是历代统治者与儒生们所追求的目标。无讼的理论产生于 30 0 0年前 ,它的实践贯穿于 30 0 0年当中。那么 ,在中国当代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悠久的传统法律文化给中国法律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

无讼思想与王权主义秩序情结

中国的王权主义决定了秩序建构是传统社会政治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健讼所造成的秩序困境面前,无讼成为王权主义对其“秩序情结”的一种极致性表达;而王权主义作为衍生中国各种文化思维的“元叙事”构成了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秩序要求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反之,源于诸子各家的文化又共同创造了无讼的氛围,缔造了王权主义的秩序思想。

略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传统中国人将无讼视为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作为传统社会达至和谐的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为当代中国农民的诉讼观辩解——农民“无讼”观根源的重新解读

诉讼观是法意识的核心,实现法治必须关注法意识的培育。“无讼”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诉讼观的主流。然而我们却不能将此完全归因于传统法文化,而推卸当代人的责任。传统文化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今日农民之无讼观根源可归结为:因立法缺失而不能诉、司法腐败而不敢诉、政府法律服务不到位而不知诉以及农民经济困难而诉不起。因此,农村法治进程缓慢怪不得农民意识落后,实现法治的重任还是应由各级国家机关来担负。

中国传统“无讼”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无讼"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道、法等流派相互影响,各自形成了对"无讼"的认识。"无讼"思想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并且其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无讼"法律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防止"法律万能主义"和有助于保障社会顺利转型。

无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

子曰 :“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所追求的目标是使诉讼的事件根本不发生。“无讼” ,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无讼思想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天道和谐的宇宙观、法即刑的法律观、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片面追求秩序与稳定的政治思想、司法腐败的反作用等。无讼主义传统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及遗留给我们的历史包袱是相当沉重的。

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传统“无讼”思想的再思考

“无讼”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一个永恒理想。古人为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总结出一些有效途径。传统的“无讼”思想尽管有其明显的弊端,但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看,今天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传统“无讼”思想,汲取其精华,为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道与中国“无讼”法律传统

道的价值理念认为,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两面,如大与小、强与弱、争与让、得与失等,唯有通过节欲自律的"无为",方能消解灵肉之际、人人之际、天人之际的关系冲突,达致阴阳平衡的和谐秩序。受其影响,中华民族养成了谦和不争的民族性格。落实到法律生活中,则体现为人们不愿单纯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进而逐渐形成"无讼"的法律实践传统,以维系良好的人际氛围,并展现"不争善胜"的人生智慧。在法律万能主义受到挑战的今天,"无讼"的精神价值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有所裨益。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但无讼对个体权利的压抑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等方式和途径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明清两代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使明清两代的学者与官员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认定"无讼"并非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世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行为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