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引发了以研究日本经济发展原因为主题的世界性的日本文化论热潮。日本战后各个时期的日本文化论,与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受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西方的日本文化论的发展与日本国内的日本文化论基本是同步的,也与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呼应。日美两国各个时期出现的日本文化论都体现了两国学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并受到其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日本文化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视角更为客观。树立他者意识,站在他者立场,客观地认识、研究日本思想文化,是日本文化研究的正确方法。

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轨迹

战后40多年来,日本国内外对日本人及其心理、文化、社会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分为几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具有时代特征的“日本文化论”。“日本文化论”一般亦称“日本论”、“日本人论”或“日本社会论”,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日本文化论”因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视角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战后的日本文化论浅析

"日本文化论"研究始自江户时代末期,迄今已有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有关于它的学术探讨,经常会对社会思潮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日本进入重大历史阶段、社会转型期或发生重大历史事件之时,关于它的探讨都会在质与量两方面集中爆发。二战后,日本文化论的探讨随着教育的普及在更广的范围内呈展开来。但囿于时代背景的不同,每一时期日本文化论的基调、性质、特征也不尽相同。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从日常生活、民俗礼仪、文学艺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出日本文化个性特点。同时,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肯定了日本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价值,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打开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促进中日文化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后日美两国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分歧及其意义

在前期的日本文化论研究中,日美两国学者都以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到了后期,美国学者突然转向日本社会、特别是特殊的结构,而日本学者却死守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目的是要揭露日本的特殊结构和贸易保护政策,扩大美国的对日出口,日本学者想通过夸大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为特殊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寻找合情合理的理由,继续保持对美贸易的不平衡。

日本文化论的解析与重构

所谓的日本文化三言两语是不能够说明的，什么是日本文化的特质中外的研究学者也是有着不同的理论，这也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随着大量的日资进入中国的市场，日本的企业文化就受到了青睐，在中日建交正常以后，在我国官方的推动下茶道和插花以及歌舞伎曾经热闹过一段时间，现今在我们走在街头上很容易就见到一些像日本料理、日本的动漫以及卡拉OK等等。现今日本文化确实就在我们身边，但由于人们缺乏仔细的观察以及剖析，所以大部分人都心存疑虑。

“日本文化论”的几个流派

当前在日本流行的“日本文化论”流派繁多,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认为天皇是日本文化的中心这一派由三岛由纪夫到江藤淳一脉相承。他们主张否定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重新估价从波茨坦宣言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历史。二、以山本七平的“日本人论”和最近企业研究提出的“日本文化论”为代表的一派。这一派的基调是大平时代的首相咨询机构政策研究会的报告《文化的时代》中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高度的经济成长,日本就要迎来“超现代”的全新的时代。

基于日语学习视角探究日本饮食文化的演变过程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持续推进,各国之间的多领域交往、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与此同时,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人们进入到了更为复杂的国际传播场域内,大众之间的疏离性和矛盾性愈发加剧。而社会的变革速度越急剧,实现多文明的健康未来,这一任务就越发迫切。在深刻的国际变局之下,中日两国在文化对话和区域发展当中扮演着建设性角色。

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认同构建

该文探究孝文化在日本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孝文化在日本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当代所面临的困境。该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孝文化的起源及在贵族时代、武士时代、平民时代各时代的传承及认同构建过程。在贵族时代“孝”是一种道德规范;武士时代,“孝”的表现形式更倾向于凝聚民族意识的“忠”,集中体现为“移孝为忠”;而平民时代,“孝”曾演变为“效忠天皇”的思想,一度被统治阶级所恶用。现代日本社会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孝文化的本质内容发生变化,但仍旧在家庭养老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不仅实现了孝文化“走出去”,而且真正实现了“走进去”,目前已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

构筑“无国界的世界”-- 从“世界500强”日企看日本企业文化

日本软银公司、丰田公司和京瓷公司卓越的企业文化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新模板,从它们构筑“无国界的世界”的企业理念中可窥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在此基础上加之其他企业成功的做法,使其成为全球成功企业的楷模,也是顺理成章。

日本企业文化向何处去——对日本企业文化未来的探讨与展望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遭至二战后史上时间最长、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陷于经济复苏后劲不足的“失去的三十年”,至今尚未能彻底摆脱停停走走的步履。期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及严重的天灾人祸等,使本就处境艰难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而小泉内阁的“改革”,更加剧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推出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性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的“三支箭”组合拳的“安倍经济学”,结果似乎箭箭都是强弩之末,日本经济至今仍增长乏力。

日本动漫文化对我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和创新策略

日本动漫文化的艺术魅力比较独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富,备受各国青少年的喜爱,对于我国青少年也同样如此。虽然日本动漫文化有一定的优势、特色,但在传播时,也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相应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分析日本动漫文化的特征以及对我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日本动漫文化对我国青少年价值观消极影响的创新策略,旨在引导我国青少年树立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并为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在中日跨文化比较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探索——以通识课“日本社会与文化”为例

以日本社会与文化通识课程为例,阐释了高校文化类通识教育在“新文科”所提出的学科交叉融合要求下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较全面地整合了课程总体以及对应各内容模块的思政育人目标,并据此设计教学环节中的课程思政融入路径,落实思政教育效果。以“从婚后姓氏制度看中日家庭观的异同”一课为案例,探索了有效的思政元素融入方式,引导学生用积极参与、自主探究的态度进行中日跨文化对比,同时提高区域国别;意识、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探究日本和果子的文化价值

食物是为生物生存提供能量的物质,饮食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最直观的体现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和果子是日本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日本对自然的敬畏、文化的包容性与美学观念。研究日本和果子文化有利于更好理解日本文化,对于发展和传承中国饮食文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日语学习为导向的日本饮食文化发展历史研究

由日本资深美食撰稿人、编辑畑中三应子著、曹逸冰译的《Fashion Food!日本流行美食文化史》,是一本可以以日语学习为导向,关于日本饮食文化发展历史研究的书籍。该书作者畑中三应子作为一名美食编辑,一直担任着美食杂志的主编,她常年致力于实地考察食品的流行现象,以美食为载体,站在时代的潮头,以专业的视角观察着世间百态。她抱着对流行美食文化的“调侃与怜爱”,将那些作为“时尚元素”被人们消费的流行美食,尤其是外来的食品命名为“流行美食”。民以食为天。吃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该书虽然名字带有“流行”的字眼,却是一本内容丰富、态度严谨的学术著作。

日本茶文化与日本语言文学的结合研究

日本茶文化对日语语言文学发展影响深刻,有着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茶文化,茶相关的艺术活动,与日本语言文学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二者深入的结合一方面能够为日语文学创作提供思路,带来文化素材,另一方面也利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面对二者融合发展的趋势,本文立足日本茶文化,就其对语言文学的影响展开分析,并对二者的融合加以探讨。

文化自信背景下日本文化课程改革策略研究

以文化自信为背景,对高校日本文化课教学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部分学生学习日本文化课的兴趣不高,缺少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教学模式在当前的日本文化课教学中仍占主流;线上教学和多媒体教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日本文化课的部分内容陈旧,存在脱离时代的现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课程改革的对策,即要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日语教师的综合素养;强化教学管理,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在日本文化课教学中,要紧扣时代主题,贯穿思政教育;线上线下组合,优化教学模式;对学生要多种评价方式并举,完善评价机制。

从“珠光茶碗”看日本茶文化的历史转型

“珠光茶碗”是产自宋代福建同安窑的青瓷粗碗,12、13世纪大量输入日本。因受日本茶道始祖村田珠光赏识,“珠光茶碗”从16世纪开始被用于茶会中,成为受追捧、价格昂贵的“名物道具”,江户时代以来被众多美术馆、艺术馆收藏,并视为重要“文化财”。本文以“珠光茶碗”在日本茶文化中的地位变化和价值提升为中心,通过梳理日本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结合日本人对茶器审美意趣的变化,以期探讨日本茶文化从深度移植、模仿中国文化向本土化发展的历史转型特征。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外语课程思政评价研究——以“日本社会与文化”为例

近年来,各学科的课程思政体系研究逐步推进。新时代产生新变化,建构主义模式与课程思政建设高度融合,不只将学科知识讲深、讲透、讲活,更让学生思想立正、立明、立定。本文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前提下,以“日本社会与文化”课程为例,将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以及终结性评价视为评价工具,进一步深化外语教育改革,发挥外语课程思政评价的导向调控作用,从而推动“课程思政”体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