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理论视域下政论文英译策略——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双引号词语为例

政论文英译主要受源语权力话语的操控,即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得译者在译本中保留有较多的中国元素,从而能在翻译交流活动中维护本国文化的特色与独立,掌控自身权利,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而为了获得权利,译者也必须考虑译语权力话语的抵抗,在语言等方面做适度的调整,让译本更顺利地进入译语语境,从而更利于维护和获得本国话语权。译者对于翻译方法等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到双重权力话语,确立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因此翻译报告中加双引号的政论词语,在权力话语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完全直译法、弃简归源直译法和随简补全直译法三种直译法,能更有效地体现中国时政特色,又能丰富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词汇系统。另外,形象阻断意译法能弥补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使跨文化交流顺畅。

颠覆和重构——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视角下《比利·巴思格特》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E.L.多克托罗的经典之作《比利·巴思格特》颠覆和解构了传统的女性形象。文章借助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了小说中被置于边缘语境中的女性人物,认为比利为主导的男性话语遮蔽了女性人物真实、自主身份意识,隐含父权制权力对女性身体和话语的双重控制,而多克托罗通过女性形象的重塑,实现了对此权力控制的消解和颠覆,展示了叙述世界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

从“汉城”到“首尔”:文化强势地位的渴望——权力话语理论角度看“汉城”中文译名变更

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往往在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汉城"改名"首尔"实际上是韩国经济文化发展后试图扭转其文化历史上弱势的文化地位,显示了韩国对于强势文化地位的渴求。

从“汉城”到“首尔”:经济发展改变话语权——权力话语理论视角下“汉城”中文译名变更对我国的启示

"汉城"改名为"首尔"实际上是韩国在经济文化发展后,试图扭转其在历史上相对中国的弱势文化地位。因此韩国在翻译首都的名字时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充分显示了韩国对于强势文化地位的渴求。汉城改名对我国的启示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国际交往中获得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话语权。

权力话语理论观照下的文学翻译活动

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文学翻译不是纯粹的文本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由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各种权力话语操控的产物。权力话语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操控主要有政府机构、社会制度、团体组织等显性权力话语的操控和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与习俗、宗教信仰、美学思想、价值观念等隐性权力话语的操控。权力话语理论观照下的文学翻译研究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文学翻译活动社会性本质的认识。

从权力话语理论谈胡适的翻译观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胡适的翻译观。胡适在翻译选本上提倡翻译西洋名著,在翻译用语上主张使用白话,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采用直译。指出胡适的这些翻译观点是各种权力话语操控的结果,既受到当时国内文学革命、西方强势文化等权力话语的支配,也与他本人的诗学追求紧密相关。

权力话语理论观照下异化策略在外宣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过去我国外宣翻译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但随着中国成功举办2008北京奥运会,正在举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广州亚运会,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反映出源语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异化翻译策略在外宣翻译中的作用日趋明显。文章拟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依托,论述了异化翻译策略在外宣翻译中的优势或重要作用。

权力话语理论观照下的外宣翻译

本文旨在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当前我国的外宣翻译。在我国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时期,译者可大胆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来向西方发达国家介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从而使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权力话语理论视角下的《李尔王》解读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李尔王和他的两个接班人高纳里尔、里根的关系,发现李尔王的悲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李尔王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不仅体现了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不公,更是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

权力话语理论和晚清外国诗歌翻译

本文拟用后结构主义文论代表人物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中有关社会权力话语和个人话语的阐述 ,从翻译选材和翻译形式两个方面对中国晚清外国诗歌翻译进行分析 ,并指出翻译自始至终都受到权力话语因素的制约 ,有什么样的社会权力话语和个人话语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活动。

权力网中的权衡和中和——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看译者的选择

在翻译活动中,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定以及翻译结果的评价等方面,译者一方面受制于某种权力话语,而另一方面由于自我需要满足的愿望,亦在建立着某种权力话语。利用中国"中和"思想中的对应对位双方相互作用的观点进行审视,纠缠在权力网中的译者的翻译活动即是在各种权力之间进行权衡,最终找到一种大致中和的解决方式的过程。

权力话语理论下《曼斯菲尔德庄园》女性的言说之路

简·奥斯汀长篇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讲述了青年男女勇敢追求爱情的婚恋故事,洋溢着女性主义光辉。文章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这一角度出发,分析该部作品中女性角色在男性主导的文化压制下,经历“沉默—自发—半自觉—自觉”的发展过程,勇敢反抗男性话语,与其争夺并建构自我话语权,从而实现自身从内至外的真正成长。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下的翻译策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国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外;与此同时,也有国外的一些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的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权力关系在制约着译者,使得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一般来说,强势的国家更加崇拜自己本国的文化,而对于外来国家的作品则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的关键：话语权建构——源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具有重要意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启示我们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的关键。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具体路径方面,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启示我们应从知识、权力和人民三个维度来考虑和着手。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的《长恨歌》三译本译者介入研究

以《长恨歌》翟理斯、杨宪益和许渊冲译本为研究案例,以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权力意志角色。研究发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开展后的介入权力,基于自身文化身份,有意或无意地对译本生产施以权力介入和操纵,使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译者的翻译理念,符合译者的翻译目的。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的时政文本外宣英译研究

时政文本的外宣翻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发挥着重要作用。权力话语理论关注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本文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视阈下对我国时政文本进行研究,探索翻译作为一种言语活动所受到的权力操控,并通过译例对翻译中存在的细微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提出翻译策略。研究发现时政文本的英译主要受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差异和译者的文化身份这些方面的制约,通过探讨和提出改进建议,助力时政文英译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做贡献。

权力话语理论与黛茜·米勒悲剧的成因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以展现欧洲旧世界和美国新世界的文化差异、冲突而闻名,《黛茜.米勒》就是其代表作之一。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表明:在话语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有一种权力在运作,正是这种权力使问题得以提出,使陈述成为可能,又使话语拥有权力。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从黛茜.米勒和权力话语冲突的内容和实质两方面重新解读《黛茜.米勒》,不难看出权力话语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可以把异己的“他者”置于死地。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

福柯是欧洲20世纪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哲学家。他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离开了知识、真理也就不成为权力。文学话语是不同知识、真理表达沟通的自由领域,因此,它是显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权力规律的主要方式。

权力的控制及颠覆——以权力—话语理论解读普拉斯的诗作《爹爹》

《爹爹》是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知名的后期代表诗作之一。其备受争议的私人化、禁忌主题而在读者和评论界中产生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但其中隐含的权力控制及对其的颠覆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通过细读该诗作,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该诗作中父权制权力对女性身体和话语的双重控制,解读普拉斯对此权力控制的颠覆,并总结这种颠覆的意义和影响。

话语权力理论批判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论反思

话语权力在当前理论界的应用极为广泛,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完备性、存在领域上的广泛性愈发使其具有一种普遍性意义。但也正如话语权力理论所追求的变化、差异与运动一样,只有冲破自己给自己划下的界限,才能进入到对话的敞开的领域中,这促使我们在承认其应用的普遍性前提下去发现话语权力理论的限度—权力化、自循环与集权化。话语权力理论与中国语境相结合,致力于发现中国学科的理论问题与危机,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原理论大相径庭的效果。其中,较为显著的表现便是话语权力的意识形态化、民族化与体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