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王红霞与刘铠齐所著《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以下简称《孤本品诗仙》),前有詹福瑞序言论述此书线索及整理出版的意义(1),要言不烦,对于研究者与读者阅读此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薛天纬则从李白古体为主的创作倾向指出了此书对李白研究的价值(2)。

李白骈文的成就及后世的评价

李白是中国骈文史上杰出的骈文大家,他所创作的骈文,不仅在对偶、用典、声律、藻饰等“骈文四要素”上特别讲究,而且在写人、叙事、抒情、说理等各个方面,多以骈体出之,几乎到了无事不可入骈、无意不可用骈的地步,进而其骈文创作远远超出常人的成就。不过,由于骈文观念的不同,后世骈文批评家对李白骈文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论李白赋的屈骚接受

赋作为李白实现理想的载体,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出蜀首站与生活了十年之地是楚地,晚年流放遇赦并游历之地亦是楚地,其赋作中充满了楚文化因子,在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上都深受屈骚影响。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与遭遇,李白在传承屈原美政理想的同时,与其忠怨之情产生了跨时空共鸣。但由于身份境遇、所处时代、社会形态、主导文化思想等的不同,李白对屈原之自沉选择却有所保留,足见屈原与李白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传承关系十分复杂,必须予以辩证审慎分析。

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不寻饭颗山头伴,却趁汨罗江上狂——论辛弃疾对李白的文化认同

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笔下经常涉及唐代的历史文化人物,其中李白是他特别关注的对象之一。辛弃疾对于李白的文化认同是多方面的,而“狂”为最重要的共鸣点。他们的人生亦狂亦侠,心性狂傲不屈,文学创作都有勇于打破常规的狂放不羁之美。但是,辛弃疾不像李白那样身处气象恢宏的盛唐之世,他面对的是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是负管乐之才却被长期闲置的无奈现实,因此他的“狂”又时常与“郁”结合在一起,其词风也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特色。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李白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时期的文人,李敬舆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敬舆今存的40首五言古诗中,有14首是次韵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和思想意涵上均受到了李白原诗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学李而不囿于李”的特点。本文将以这14首次韵诗为出发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李白的商於之旅及其古道记忆

李白途径商於古道,留下诸多诗什。据杨齐贤等《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统计,诗中所见商於古道之地名有商山、商州、石娥溪、西岩、四皓墓等,所见古道之人事有四皓、裴使君(延庆)等。同时,李白诗中又有南山、商山皓、南山皓等地名与人名的别称。通过诸多地名、人名及人事,不仅可以探究诗人商於之旅的路线及其诗歌活动,还可以管窥商於古道优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对诗人羁旅情感的影响。

李白诗中的丧乱书写

李白晚年诗歌中出现的丧乱书写,通过凸显细节、运用“广角”等手法,既表现出李白诗歌一贯具有的奇谲瑰丽的特征,又呈现出不同于李白其他诗歌的强烈写实性。李白在丧乱书写中所表现出的直面时局的痛苦情感,则展示出李白晚年思想情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研究李白诗中的丧乱书写,既有利于全面认识李白晚年创作思想变化过程及其诗歌艺术价值的多样性,也为研究其他诗歌丧乱书写提供了有益的切入角度与对比范本。

“讲好中国诗歌故事”之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探究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将李白的诗歌进行英译是一项既富有挑战又极具意义的工作。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依赖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持续的努力;需要不同译者群体的贡献,展现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多样性;同时受到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创新能力,如此才能持续推动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

论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

在全面继承诗骚以来中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基础上,李白把初盛唐抒情言志诗歌推向令后人望尘莫及的顶点。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处理,还是体裁形式的继承创造,抑或是强烈的主观色彩、丰富的想象力、变化莫测的结构等等,都呈现出在其他时代、其他诗人的诗歌作品中难以模仿复制的“顶点”状态,集中展现了李白的天才诗艺与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依托于持续上升、臻于顶峰的伟大时代,厚植于自由繁荣的思想文化沃土,是初盛唐以来持续走高的诗歌抒情性的终端显示,更是诗骚之后、汉魏已还的传统抒情诗艺术的最后总结。

在“不干人”与“遍干诸侯”之间:李白干谒诗文中的理想自塑与个性坚守

李白对干谒行为的认识十分矛盾,同时在干谒诗文中塑造了极具特色的个人形象。他借助诗文反复描述其才华横溢却又壮志难酬的现状,并加之以豪情侠义与淡泊名利的个性特征,在书写中逐步完成自我体认与形象建构。对积极干谒的现实行动,他通过否认对名利的追求,美化干谒动机,借他人经历投射个人苦闷等心理防御方式,获得相应的心理平衡,实现个人理想形象的坚守,为后世留下永恒的“谪仙人”形象。

从困顿的“人”到自由的“仙”:论民族舞剧《李白》中的李白形象

自古以来,各种文艺作品中存在丰富的李白形象书写,大多集中于李白傲岸、潇洒的个性和不可超越的才情。然而民族舞剧《李白》在塑造李白狂傲、洒脱等形象的同时,深入到李白内心,以诗、乐、舞相结合的形式,塑造了一位从“人”到“仙”转变的形象,表达了李白对于政治仕途的渴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论“高力士脱靴”传说中李白形象的演变及其原因

民间传说“高力士脱靴”以小说、诗文与杂剧等多种形式流传至今,主角李白“惩奸罚恶”的形象深入人心。在传播过程中,该传说不断变化,李白的形象也随之演变,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中唐至五代的“狂放无礼”、宋元的“傲睨万物”到明代的“惩奸罚恶”的转变。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叙述传说的时代不同;二是表现主题的变化;三是配角高力士形象的改变。可以说,在不同的时代中,由于表现主题的变化,人们会对同一传说赋予不同的意义。

基于语料库的李白诗歌两种英译本译者风格研究

李白是我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创作的诗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本研究以许渊冲和大卫•辛顿(David Hinton)李白诗歌英译本为对象,从词汇、句法和韵律层面比较分析两译本的译者翻译风格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大卫•辛顿译本在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和平均句长等方面呈现出更高的数值,表明其译文词汇丰富度和信息量均更为丰富。在韵律层面,许渊冲更倾向于保留韵体诗风格,而大卫•辛顿则偏向自由诗形式。本研究同时指出,译者的翻译风格受译者身份背景、翻译目的和方法的影响。本研究旨在对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做出有益探索,并促进李白诗歌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

李白诗词中月景观的特征与精神内涵探析

因在主题思想和表现手法上的卓越成就,李白的涉及月的诗词在中国月亮文化的演变进程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以李白359例涉及月的诗词为研究对象,基于诗词本身讨论李白对月景观构建的主要方式,发现名词、形容词、动词、被动词、介词5种词性构建了98种富含情感、动态的月景观空间组织和连接方式。结合李白的生平及月景观类群空间点位分布图,使用Rostcm6、Gephi等软件对所研究的诗词中的认知要素与情感耦合进行定量分析,得到水上泛舟-思念、城中望月-苦寂、觥筹交错-行乐、北塞战争-冷肃、峰林叠翠-清隐、山川大观-孤高、深宫议政-怀古7组具有不同景观特征和精神内涵的月景观类群,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地理空间和人生境遇下月的不同景观类群及其情感表达。

从接受美学视角看诗歌日译——以李白《将进酒》为例

诗歌翻译连接两种不同的文化,译文诗歌是否为目标读者所接受至关重要。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研究重点聚焦于读者及其阅读接受活动和审美体验上。本文以李白《将进酒》的日语译本为例,对诗歌日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美学特征。

论孟浩然与李白的交游、复古诗学及“以古运律”的创作

从现存4首李白赠孟浩然的诗作可知,两人交游颇为密切,孟浩然对李白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孟浩然、李白都是盛唐复古诗学的代表人物。“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是孟浩然复古诗学的总纲领,他标举“风雅”“六义”以革除齐梁的颓靡文风,继承了陈子昂等人关于比兴寄托的思想。在创作上,他强调伫兴而作,追求一种以“清”为突出特点的风格。孟浩然在创作实践上以五言为主,前人称其“大得建安之体”,突出表现为五律一体中“以古运律”的创作特点。无论在复古诗学观念,还是重五言轻七言,以及在五律一体中表现突出的“以古运律”的创作实践,孟浩然和李白都堪称同调。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出《庄》 近《骚》 效汉——祝尧《古赋辨体》对李白赋的解读

祝尧《古赋辨体》将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五体,提出“祖骚宗汉”“赋兼六义”等赋学理论,成为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赋学研究理论巨著。《古赋辨体》对李白赋极为关注,谓李白赋有三个鲜明特色,即出于《庄》,近于《骚》,仿于汉,终为“六朝赋尔”。细究李白诸赋,其篇章句法、语词、名物等方面确有上述三者之迹,亦有六朝赋骈对之风,但李白更多地是对《庄》《骚》和汉赋三者的破创而自得一体,具体而言,其赋作融《庄》《骚》之哲韵,效汉魏之体式,既非骚体,亦非汉赋,更不在唐代律赋或六朝骈文之列。总而言之,祝尧《古赋辨体》对李白赋的解读,中肯处颇多,不足处亦不少,然无论是得是失,对于后世之人欣赏和研究李白赋作,其参考和借鉴意义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李白的两次从政与纵横家思想

李白作为一个大诗人,思想很复杂,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纵横家色彩,他的两次从政经历表现尤为明显。他的从政理想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由这一政治理想产生的希冀、失望、孤独,乃至愤世嫉俗等情绪,都与这一点相关。李白的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都与纵横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李白从政经历及相关的作品,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