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说的理论勘误与功能修正——以因果判断的一元模式为视角

条件说在学理上面临着无用论、错误论及宽松论的三重指控,但这些批判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条件说理论内容及功能的误解之上,因而不能成立。在因果判断的规范构造上,应当以一元模式替代二元模式。在一元模式中,条件说实际上只是一组借助假言推理形式证伪原因的判断公式,有必要将其改造为描述充分条件关系的因果关系理论。自由论的因果观决定了对原因的现实支配性或者支配可能性是构成因果判断的核心要素,而控制原理恰好能够为条件公式提供一个成熟的原因概念,因而,完整的条件理论应当是:通过控制此一要素,能够导致结果的变化,且取消该要素,结果就不会发生,则此一要素就是这一结果发生的原因。据此完全可以合理回应以往针对条件说的质疑。

条件说之提倡

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实践中由于各种相关事实因素之间相互纠结缠绕,任何理论学说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亦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条件说虽会导致刑法因果关系认定范围被不当扩大,但在我国的犯罪成立体系下,可以通过实行行为、危害结果、主观罪过有无的判断来合理限缩刑事责任的范围。

条件说事实判断的规范转向

条件说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原”理论,但对条件说的理论研究仅限于对条件说的修正和批判,缺少对条件说本身的全面解构。条件说的回溯判断是因果关系的结构特征。作为事实判断的假设方法,无法判断结果发生的原因。应该将反事实判断方法作为规范的判断方法,具体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规范目的和风险关联。事实层面无法划定结果具体化的程度,反而会造成以事实判断代替规范判断的“错位”。结果是根据规范目的,通过类型化方式确定的具体结果。

条件公式的检讨与反思——合法则的条件说之提倡

在因果关系或客观归属理论中,通常将条件公式作为事实归因的判断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规范性的归责判断。但是,经条件公式圈定的因果关系范围极为宽广,而因果关系中断论与条件公式存在逻辑矛盾,不能胜任事实归因阶段限定因果关系的任务;条件公式虽不会导致处罚范围扩大,但会造成刑法评价范围的过度扩张,有损理论的经济性;条件公式无法圆满地处理假定的因果关系和择一竞合的问题,存在理论的不完满性;更为致命的是,条件公式采用的"思维排除法"这一运作机制并非纯粹形式性的,而是以科学法则作为其判断的基地,其本来就蕴含着合法则的条件说的思考方式。合法则的条件说可以还原事实归因判断的本来面目,且能够更好地处理假定的因果关系和择一竞合的问题,是比条件公式更优越的学说。

刑法因果关系条件说之我见

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条件说存在逻辑上的不足,不仅包含必要条件,还应包含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建立在条件说基础上的相当因果关系中断理论有违因果关系客观性之嫌,在立论上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论刑法上因果关系——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确认罪与责的重要标准,大陆法系以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为代表,本文将对两种学说进行阐述与比较。

刑事归因与归责:以修正的条件说为重心的考察

基于事实因果与法律因果的区分,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秉持"归因+归责"的二元论立场。在归因层面,原因说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应当摒弃。基于条件说和合法则性条件说的互补关系,在归因层面应持修正的条件说立场:简单明确的因果场合以及心理因果关系场合,适用条件说进行判断;复杂的归因场合,适用合法则性条件说进行判断。在归责层面,重要性说不具有因果判断上的完整性而应当摒弃。相较于相当性说,客观归责理论具有内容上、方法上以及体系上的优势,归责层面的判断应采客观归责理论。因果关系二元论立场下结果归责的构造应当是"修正的条件说+客观归责理论"。

刑法中条件说研究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必须以物理学(存在论)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基础,且其判断标准也应以可资检验的科学法则作为基础,这是近现代以来自然科学成就对刑法学的基本规制,也是刑法学自身具备科学属性的内在要求,而条件说被认为恰恰具有可资检验的科学法则属性。之所以认为条件说扩大原因范围或者无限溯及,是因为早期的刑法理论没有对实行行为作出适当的限定。究其原因也在于,杀人、伤害等实行行为确实难以定型化,或者说确实难以具体描述。合法则条件说认为,按照条件说的公式无法明确确定因果关系,应该根据作为日常经验法则的合法则性改正条件说的缺陷。所谓"合法则性"并不是条件说所主张的逻辑性条件或者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生活经验,而意味着当代知识水平所认可的法则性关系。所谓条件关系,首先应该是明确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上的结合关系,而对合义务替代行为的考察却考虑有无结果回避可能性,试图在因果关系判断阶段对条件关系作规范性的限定,对此笔者持有疑问。在择一竞合的情形下,各个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条件关系)与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为否定结果的归责就否定存在条件关系。非类型或非典型的因果关系也是一种条件关系,之所以在一些案件中出现"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其实并不是条件关系的中断,而是因为不能进行结果的客观归责。只有在坚持归因与归责二元论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所谓因果关系断绝与因果关系中断的案件。

条件说的困境与结果归责的类型化

刑法因果关系论由传统论争向当代论争转变,事实归因与规范归责二分是当前因果关系理论的共同走向,条件说由此成为归因层面的"无冕之王",但二分的框架也使得条件说面临解释的困境。在假定因果和择一因果关系中,条件公式的原型需要加以修正;在不作为的因果关系中,条件说浸染了规范评价的色彩,归因归责的严格框架实则被打破;在新型因果关系中,条件说的实质内容渐趋空泛,疫学因果关系反而得到提倡,条件说在归因层面的垄断地位值得怀疑。因果关系认定过程中,"作为犯"、"不作为犯"、"故意犯"、"过失犯"等范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有必要作类型化解读。客观归责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优势,作为理性构建的"精致化产物",它在两个意义上被使用,即与因果关系理论相对应意义上的客观归责理论以及作为一种实质构成要件理论的客观归责理论。借助该理论,可以有效统筹故意犯、过失犯、不作为犯的结果归责问题,并在规范论上作出新的表述。

人民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现状反思——从“六条件说”到“两阶段说”

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较为混乱,导致诸多问题如产生司法沙文主义的嫌疑、弱化不方便法院原则减少诉累的功能、难以妥善解决平行诉讼与判决不一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关于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司法解释误解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本质内涵。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要旨在于,确定平等保护当事人利益并实现个案公正的法院,而非认定审理案件更为方便的法院。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方面,应以"两阶段说"取代相关司法解释采用的"六条件说"。这既有助于回归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本质内涵,又有助于解决"六条件说"产生的多重弊端。

条件说的厘清与辩驳

作为刑法因果关系领域的通说理论,条件说受到了条件说无用论、条件说错误论以及条件说宽松论的批评,但这些批评意见都难以成立。是否有助于查明因果关系,并不是评价包括条件说在内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合理标准。条件公式的确会在假定因果关系和择一因果关系的场合得出错误结论,但条件公式不等于条件说判断公式,而条件说判断公式可以在上述两种场合得出正确结论。条件说可以区分为积极条件说和消极条件说,积极条件说的确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但目前在理论上占据通说地位的消极条件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厘清与质疑

合法则性条件说是以取代条件说为宗旨的、独立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而非某个既有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的翻版或变体。合法则性条件说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条件说的困境,但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因而无法取代条件说。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一般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关于能否以主流意见或学术代表人物的意见认定自然法则的问题,合法则性条件说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其次,在社会科学领域一般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合法则性条件说面临着难以找到普遍性法则的难题。最后,在具体因果关系层面,合法则性条件说由于采用了力学、物理学的判断标准,不仅会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而且还会在不作为犯的场合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的结论。此外,合法则性条件说不具备与条件说共存兼容的前提性条件,无法成为条件说的有益补充。因此,合法则性条件说是一个失败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不值得提倡。

事实因果关系的归责功能

“归因—归责”的阶层性判断框架对因果关系从事实到规范、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模式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只是单纯地适用条件公式值得研究。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特殊体质和介入型案件中采用比较事实原因力的方法降低规范判断承载的压力,把对危险实现的规范判断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事实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事实因果关系都不是用形式化的“若无则不”公式判断的诸多等值条件关系。事实因果关系对法律因果关系具有判断和认知两种功能。危险创设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主要是对心理类案件和不作为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提供认知功能。危险实现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可以为特殊体质案件和介入型案件提供基于事实原因力比较的判断功能;在因果关系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危险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需要通过流行病学或其他学科的合法则的事实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事实因果关系对归责的辅助性判断功能,在非疑难案件中,事实因果关系没有必要受到特别重视;在有些疑难案件中,疑难的确只存在于规范判断上,对于这些案件,事实因果关系只需要根据条件说即可验证。

归责限制下的归因论——条件说的规范性改造

传统理论将归因层面等同于事实判定,将条件说视为脱逸价值判断的逻辑规则,而对于条件说的批判也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而作为条件说的替代学说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合法则条件说、NESS标准以及概率提升标准,要么在体系上难以自洽,要么只是处于条件说延长线上的学说,并不能够完全摆脱条件说的框架。实际上,对条件说中结果表述的变化与调节可以得出不同的归因层面的结论。对于结果的抽象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否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做何种程度上的抽象以及舍弃哪些要素的判定,其中渗透了大量价值判断。

被害人自杀之介入对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影响——基于16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针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我国司法实务采取了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包括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间接/直接原因说、条件说、重要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等。但是,上述理论学说都存在难以修正的缺陷,不仅未能提供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而且未能类型化地把握介入因素的性质,还使裁判者承载着一次性完成归因与归责的思想重担。相较而言,客观归属理论消除了上述因果关系理论的弊端,较为合理。客观归属理论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进行了三个步骤的考量,即以条件说为基础,以危险增加作为危险创设的判断标准,以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危险实现的认定尺度。同时,在危险实现中,该理论认为应首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蕴含致人死亡的危险。若蕴含,则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若不蕴含,则要引入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若符合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成立要件,则由被害人自我答责;若不符合,则要依据具体情况判断责任归属。具体而言,若被害人不具有自我决定能力,则由负有监护义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若被害人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则仍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条件理论的规范诠释

作为认定事实因果关系的公式,条件说存在逻辑上和功能上的缺陷。合法则理论才是认定事实因果关系的公式。将条件说诠释为结果回避可能性的规范条件说,既具有形式依据,也能从实质上合理地限定刑事责任的范围。规范条件说的认定标准是:如果行为人基于自身的能力实施了合义务替代行为之时,能降低发生同样因果流程的危险,就应该肯定违法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规范的条件关系。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中国展开——基于刑事判决的实证考察

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无论在理论上采取何种立场,都不得无视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语境。本文围绕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其理论沿革进行了梳理,且基于对十个近年典型性刑事判决的实证考察,揭示了以相当说为中心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实务适用现状。即法院在选取因果关系认定标准时,存在单纯适用相当说、条件说与相当说共用、以条件说替代相当说三种情况。并据此认为,以相当说为中心重构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中也获得了相当的现实支撑。

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正本清源

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是两种重要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由苏俄刑法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创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旨在对由条件说确定的因果关系范围作进一步的限缩,它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妥善地处理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位阶关系,坚持了基本的学术逻辑。不过,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不够全面且过于粗糙,难以确保结论的妥当性。由苏俄刑法学者库德里亚夫采夫创立的偶然因果关系说建立在批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但是,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内容,其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难以成立。而偶然因果关系说则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为刑法因果关系划定的范围过宽、未能妥善处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关系等问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并不是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照搬照抄,它们在哲学化的程度、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步骤、与条件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论刑法中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科学性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自然法哲学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产物,文章着重于指明相当因果关系说对于条件说的修正与改进,面对三个要素的案件时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介入因素三标准”的判别方式以及通过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对比,指出刑法中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