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八记”零札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几个关键词贯穿其间,成为一组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的游记散文。作者所谓“游”,不仅是游览,更是道家式的神游。作者所谓“得”,不仅发现了山水,也完成了体验和创作。作者得到了遨游之“乐”,也未能摆脱“惴栗”之情。对“造物者”的矛盾态度和“记”的主观故意,都与他的现实处境有关。

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阐释学视域下《永州八记》英译比较研究

柳宗元山水散文《永州八记》英译备受国内外翻译家的关注,包括汉学家石听泉、国内翻译家杨宪益、徐英才、罗经国等。他们英译的《永州八记》体现了译者对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诗意认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侵入、吸收和补偿,将柳宗元的自然观和政治观移植到了英语世界中,引起了英语读者对柳宗元山水诗文的兴趣。文学翻译与译者主体性息息相关,是译者对原文的诗意阐释,也是具有“他者”特征的再创作。

空间视域下《永州八记》的再阐释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使其所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的代表之作,从空间角度解读《永州八记》有助于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更深入地挖掘。在《永州八记》中蕴含着居住空间、游历空间、文本空间三层空间。居住空间是创作的基础,为柳宗元提供了游历的可能性,营造了佛意的思想环境。而与现实空间有巨大差异的游历空间,则真实反映出《永州八记》山水之乐下掩盖的内心之苦。文本空间则是柳宗元对自我的建构,他通过以自我为参照的书写,在《永州八记》中建构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并对空间进行改造,将自己的理想精神和人格精神寄托于其中。

论柳宗元情感书写中“怨”的遮蔽与升华——以《永州八记》为例

“怨”是古代文人书写较为常见的情感之一,也是其创作的内驱力之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从先秦开始就有人探索这种情感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唐朝,柳宗元对此进一步深化,他提出创造主体要将自己内在的这种情感“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同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观点付诸实践。柳宗元被贬期间,因人生的苦楚与景观的偏狭带来的“怨”郁结在他心中,他通过临水自照和以乐转戚的方式将这种情感遮蔽掩盖起来,最后用议论点化的方式将内在的愁绪外化为人生的思索。柳宗元在情感书写的过程中对待“怨”的独特抒发路径在后世产生了一系列的回响。

柳宗元山水散文中佛儒思想的异域传播——以石听泉英译《永州八记》为例

汉学家石听泉(Richard E. Strassberg)翻译的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忠实地重构了柳宗元笔下中的山水意象,重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山水隐喻,重现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异域文化中重现了柳宗元特有的“自然之异”,将中国哲学中“物我同根”“禅意静境”“统合儒释”等思想植根于异域文化的土壤中。他的翻译符合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习惯,引起了英语读者的诗意共鸣,为中国古代经典文学的异域传播做出了贡献。

«永州八记»的空间书写与柳宗元的精神困境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创作的山水游记,其文本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维度.«永州八记»在文本结构上打破了单一的时间顺序,呈现出立体化和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模式.除此之外,«永州八记»中呈现的山水空间还是柳宗元以永州地理空间为依托,将永州的景观与意象等通过艺术加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学审美空间.作品中建构的永州山水地理空间氛围透露出的幽深清冷,更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期人生境遇的寄托与写照.

从《永州八记》的特性看其文学贡献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借写山水游玩抒写胸中郁愤的游记散文。这些文章反映了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千万孤独”的心情,他将自我的心态情绪、人生体悟、生活见解与山水融为一体,借山水自喻,托物言志,寄情感怀。从独特的心情、独特的山水、独特的文章、独特的贡献四个角度去分析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呈现其寄情于山水,绘山水以奇异;融情于山水,赋山水以灵魂的特色。作为山水游记里程碑式的发展标志,《永州八记》彰显了柳宗元作为一代文豪对山水游记的重要贡献。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道家文化解读

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倾注了贬谪文人的强烈的主观情感,将自然山水的审美与道家的哲学体验融合为"天人合一"的完整意境,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全新关系,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中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儒道互补的人格,折射出道家文化对中国文人人格模式的深刻影响及对中国文化格局的广泛渗透。

《永州八记》中的不遇之景与谪弃之臣

公元805年9月,由“二王八司马”推行的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被贬为邵州刺史,并于11月赴任途中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永州谪居生活。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但在文学创作上却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尤以《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构成的《永州八记》最受世人关注,其不仅是柳宗元的散文代表作,亦是中国山水游记史上最富开创性及最具经典性的作品。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石”与人格精神

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石”,蕴含着独特的人格精神。主要从他的“永州八记”入手,进行阐释。

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佛心禅意

著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虽然是一个积极入世的读书人,他的思想主流归于儒家,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家庭和个人原因,他又一生好佛,在其言行创作中时时流露出佛心禅意。儒家的入世思想和佛教的出世思想在他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两种思想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随处可见。文章从他最为著名的游记散文《永州八记》入手来考察他内心深处的佛心禅意。

寄情山水 托物抒怀——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特色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它突破了前人单纯写景的藩篱,白描中写出了景物的鲜明个性,还能传达出作者的遭际、个性和志向等内涵,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创造了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使游记作为一种特点更加突出,蕴含更为丰富的独立文体自立于散文园地。

论《永州八记》的山水美学思想

作为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蕴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它揭示了主体在山水之美的发现、创造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山水美在有"奇味",则凸显了审美客体的价值,比较辩证地阐述了主客体各自的重要性,而柳宗元对审美愉悦耳目——心——神的多层次发掘,与现代西方的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有异曲同工之妙。

含蓄蕴藉 寄托幽深——柳宗元“永州八记”的托物言志艺术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写的一组山水游记,这些作品与柳宗元当时的思想状况、生活体验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这组连续性的山水游记中,作者借助生动鲜明的山水、草木、游鱼等形象,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高尚品格和不畏挫折、奋发向上的鲜明个性,是典型的托物言志的艺术手法。

柳宗元的“囚居”意识与山水描摹——以《囚山赋》与《永州八记》为中心

柳宗元的《囚山赋》描写了永州自然环境的恶劣,并把群山比作禁锢自己的牢笼;《永州八记》则精致地描摹了永州幽僻冷寂的佳景以抒发抑郁之情。两者所绘之景及表达之情虽似不同,但实际都是柳宗元"罪囚"身份的自我认定与"囚居"意识强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罪囚"形象的自我塑造与"囚居"意识的凸显,清晰地贯穿于柳宗元的永州诗文之中,甚至延续至其寓柳之作。

跨文化视野下自然审美比较——以“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为例

人类审美活动根源于自然,终归于审美。跨过文化视野,透过审美之窗,东方文学典著"永州八记"和西方文学佳作《瓦尔登湖》摩擦出了巨大的火花。"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之间会有怎样的差异与通融,本文对"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进行了跨文化视野下自然审美比较,从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对二者进行了平行分析,以期"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能在自然审美的角度下,走向更深层次的艺术文化融合。

因夸以成状 沿饰而得奇——柳宗元《永州八记》比拟琐谈

在《永州八记》中 ,柳宗元主要采用了比拟法 ,在描摹山容水貌的过程中 ,给山水赋予了人的神态与情感 ,从而使广袤与深邃两种不同的意境有机地统一在文章之中 ,创造出了令人神往的。

贬谪文化视域下的柳宗元山水游记创作——以《永州八记》为例

柳宗元作为中唐贬谪文人的代表之一,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往永州,这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他将视野聚焦永州的山水景物,创作了一批寄寓情怀的山水游记,并开创了以山水游记体物咏怀的写作范式。《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与审美情趣的结晶。其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不仅客观描摹永州的自然山水美景,而且在描写中注入自我的寂寥意绪,并借助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来表现悲天悯人的情怀。《永州八记》填补了贬谪文学中山水游记的空白,为贬谪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