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与“求善”的竞合——证据法功能之择析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法治建设要求先进且高水平的司法文明,随之而来的便是价值层面的追求。证据法领域的发展已不能仅以认识论指导下的“求真”为唯一的重心,而是应当将价值论基础上的“求善”也纳入重点考量范畴内,使“求真”和“求善”这两大证据法基本功能在找到和谐共处之平衡点的基础上,共同高效发挥其作用。从而使证据法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而是扩张到价值论的领域。然而,“求真”与“求善”之间往往存在着竞合关系,兼顾两大功能使其交互发挥积极作用是证据法发展所追求的根本,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无法兼得的现实情况时,“求善”是证据法功能所应侧重的方面。

求善抑或求真: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审视与超越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观呈现不同的价值取向。修身与至善是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德性与神学是西方古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质量观体现为追求真理与钻研高深学问,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质量观则强调知行合一和求真致用。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高等教育质量观面临着行政挤压、市场化冲击、数据化束缚等困境。21世纪现代大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促进求真与求善的协调统一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和谐。

试论教科书的求真和求善

要编写出优秀教科书,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复杂关系,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求真与求善的关系。教科书承担着传播真理、揭示谬误的重任,也担负着引领良善、鞭挞丑恶的使命,前者是求真的体现,涉及教科书的科学标准;后者是求善的体现,涉及教科书的道德伦理标准。同时达成真和善两个标准,是所有优秀教科书必备的两种品质。在理论和实践中,教科书对真与善的追求是可以达到平衡的。只是平衡并不容易,普遍的现象是相互冲突。在教科书中,善优先于真。优先善的追求,是教科书文本的教诲性的要求,是教科书文本之内容选择性和容量有限性的体现。对善的优先追求一定要高度警觉,因为这有可能带来莫大的风险:主观色彩浓,易生分歧;容易被利用,以善的名义行不善之实;容易以善抑真,弱化求真的努力;可能成为教科书枯燥灌输的理由。

史学的求善诉求与传统史学之道德批判的省思

史学本应在求真与求善二维间的张力中展开:史学的求真是主体对历史所以然的探求;史学的求善是主体对历史所应然的探求。求真的目的止于过去,求善的目的则针对未来。史学求善,是人追求善之目的的人性决定的必然。史学求善诉求中道德批判的存在,是由于人性的不完善和人性发展的多向度的可能性。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解构,到新的后-后现代,对史学的认识呈现的是理论取向的悖反。从对历史意义的质疑,到重新发现史学的道德和美学意义,为重建真、善、美相统一的历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史学有必要求善,也有必要为求善而予历史以道德的批判。传统中国文化中,发达的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皆是钤得最深的印记,前者造就了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后者则形成了丰富的道德学说。二者之间,因发达的历史理性而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亦因强调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高扬道德的意义,所以在凸显历史价值本位意识的同时,道德价值的考量始终是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也是被视为评价历史所最优先的考量,其史学意义值得我们今天重新省思。

中国高校师生求真、求善、求美意识调查分析

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32名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的求真、求善、求美意识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师生(1)整体意识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求善、求真、求美;(2)整体求真意识不强,并表现出显著群体差异;(3)整体求美意识差,教师的求美意识显著低于学生;(4)真善美的统一还需经过相当努力才能达成。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

求善:张伯驹研究的价值追寻

张伯驹作为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人,明确其时代定位、社会定位、家庭定位和生平定位,可以促使相关的研究工作目标清晰、人物丰满、内容充实。同时,张伯驹是一个深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熏染的文人,其身上处处彰显着传统文人的优秀品格,他既是传统文人的典范、爱国士人的标杆,也是一张文化高地上的亮丽名片。因此,遵循求善原则,不仅可以推进张伯驹研究的良性运行,而且可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求真·求善·求美:理性精神培育的应然

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包含＂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四个要素。其中,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理性精神就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是政治教师的重要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求真：知识为基,寻求本真求真就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给学生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教会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感悟和探究真相,学会分析,找到规律。这一切的基础是让学生掌握知识,明晰理性精神的培育建立在对知识的足够理解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求真和求善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之真,是求真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视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视人民利益为价值目标,视人民利益为最根本的价值标准,是求善的科学理论体系。

“求善”与“拯救”的张力及其思辨逻辑根据——西方思想史上两种自由观的综合统一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从两条线索去理解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由观: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为代表建立了"求善原则"的自由观,而基督教神学则从"恩典"出发建立了"拯救概念"的自由观,两种自由观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即使上述观点是成立的,两种自由观也都存在弊端,因此,在思辨逻辑的基础上实现两种自由观的综合统一是西方自由观的最高形态。

教科书既要求真,更要求善

教科书编写是一项非常专业化的工作。为了编出优秀教科书,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复杂关系。其中求真与求善的关系就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关系。教科书承担着传播真理、揭示谬误的重任,也担负着引领良善、鞭挞丑恶的使命。前者是求真的体现,多涉及教科书的科学标准,本质上是科学性追求;后者是求善的体现,往往涉及教科书的道德标准,本质上是伦理道德意义的追求。既传播科学知识,又宣扬良善价值,既求真又求善,同时达成真和善两个标准,是所有优秀教科书所必备的两种品质。

知识与求真、求善、求美

从价值目标上讲,求真、求善、求美是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理想境界是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而知识则是人追求真善美目标,达到真善美理想境界的条件.本文从这一观点出发,就知识与求真、求善、求美的密切联系,作一简要的阐述.

《汉书》纪传体的求真与求善

班固继承司马迁纪传体求真的方式,并开创以篇目之间呼应求真的先例。他意识到观念之真和事实之真的区别,却在所求之真中表现出史学双重性,在道德观方面,班固褒扬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道德,也揭露出道德对人生的负面影响。

论实事求是的求真求善原则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把握其原则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求真"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而"求善"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目的和另一原则。

论求真式求善式思维方式

为求真式求善式这两种思维方式作出界定和总体评价.并探讨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成 因。

心善 倡善 求善

孟子以"四端"言人性善,具有以性统心,以心显性特点。陆九渊、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心性之学,认为心即性,性即心,认为人一念向善,心存良知,故人心向善,人具善念。善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孟子的政治、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思想的支点均为善。儒、释、道共同倡善;荀子强调抑恶从善;法家主张惩恶扬善;墨家倡平等之爱,善待生命;兵家坚持执中守正,以战逼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与追求。

希腊“求是”、“求真”、“求善”精神的实践者汪子嵩先生

历史就是这样乖戾却又公正：那些挖空心思自我粉饰,妄称大师,在公众场合频频亮相者恰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印象;反之,在喧嚣闹市中找不到,在＂模范＂、＂英才＂簿中也找不到的人，人们的心目中却总是忘不掉。我这里记述的一位，就是恰巧此时人们思念的大学老师，毕生献身希腊学术的先辈汪子嵩。按20世纪50年代北大习惯，称他汪先生。

通过求真来求善——对柏拉图求善思维历程的考察

柏拉图是古希腊时代一颗耀眼的明珠,他的思想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入手,通过对柏拉图围绕理念世界的建构和实现而展开的整个运思过程的展现,可以揭示出贯穿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求真精神,正是有这种求真精神的呵护,人类才能不断地趋向理想的世界,这正是柏拉图对善的追求历程的历史意义所在。

求善求真,成己成人——百年老校的朴素坚守

＂学生成长成才,教师乐教善教。＂这是四川省成都市簇桥小学校长陶真刚对＂好学校＂的诠释。没有激情的宣言,没有豪迈的口号,简单一言道出了簇小教育人的心声,也对这所百年老校＂求善求真、成己成人＂核心办学理念作了本真解读,更道出了他们百年来的朴素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