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雨

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经来了,三天两头地下着。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空气是潮湿的,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草长得很旺盛。各种菌子都出来了。青头菌、牛干菌、鸡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很细腻。

试论“商汤求雨”故事中的巫风文化

在商代,巫可与上天沟通,传达上天旨意。从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自己参与占卜的内容看,商王就是商代权力最大的巫者。《墨子》最早记载“商汤求雨”的故事,内容只有祷词。《吕氏春秋》中“商汤求雨”故事情节已经非常丰富,内容充满了巫术色彩,一场大型的君王求雨的故事原型展现出来。甲骨卜辞记载商王求雨时经常采用“以舞求雨”和“祭祀求雨”的方式,求雨方式与灾情的严重程度息息相关。依据出土文献资料可知,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商汤求雨”的故事确有发生,其中蕴含的巫风文化对商汤巩固统治、收服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龙求雨:从传说、巫术到习俗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雨水对于古代先民的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对降雨没有科学的认识,古代先民多将这种自然现象归结于某种神秘力量,各类求雨巫术和传说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本文从民间关于龙行雨的传说故事出发,探讨古代求雨巫术之一——以龙求雨现象的发轫渊源和发展情况,分析龙和雨之间的联系,针对不同地区流传的传说特点进行比较和归纳,并说明龙作为雨神的文化内涵和现存状况。

反迷信与社区信仰空间的现代历程——以1934年苏州的求雨仪式为例

本文以1934年发生在苏州城内的一场大规模祈雨仪式为例,分析在此过程中民间信仰、现代政府以及地方各势力群体的互动,并勾勒出变迁时代社区传统如何延续与重构的过程。“反迷信”是作为态度、作为旗帜、作为规训与惩罚的理由和手段,以不同形式在一个社区故事里先后出场并且互为利用。而在此过程中,民众则依照自身的行为逻辑与实际需求投入并实践其信仰。每一种力量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历史,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民众的日常生活,社区的历史记忆与现行的权力网络,这多重叠合的信仰空间呈现了一段复杂的社区故事。

村寨遇旱求雨的地方叙事——汶川巴夺羌寨的人类学案例研究

四川省汶川县巴夺寨的羌民们若遇天旱少雨,则行祈雨仪式,这是农业社会中典型的生产祭祀活动。多年来,人们没有怀疑仪式效果的"灵验",并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过去,传统社会的人们依靠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认识自然,以期通过构建"神话"和"仪式",使自然的"不可测"和"不确定性"降低对人类社会的部分威胁。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人们在应对灾难时逐渐抛弃过去的想象,选择"科学知识"和"传统仪式"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适应策略。

清代求雨禳灾叙事的伦理意蕴与民俗信仰

遇旱求雨,是明清一个重要的民俗事象。而清代求雨禳灾的社会政治伦理整合倾向,首先是皇帝一如既往地成为求雨的正统力量。上行下效,地方官员往往也是求雨责任人,求雨成功,效应远大于勤恳敬业保民的多年辛劳。求雨禳灾叙事中往往充满疑问和不确定性,求雨失败均将责任归结操作者法师。有的法师运用含有某种神秘崇拜内蕴的巫术仪式求雨,有时会有生命代价。文学想象艺术化地丰富了文学伦理复杂的整合特征。特定地区的灵物崇拜与求雨神物有关。佛教思维影响下的咒龙求雨,谩骂乃至鞭打龙神是巫术求雨的变形。旱魃崇拜则较为复杂,在明代就已有了驱除的替代方式——兽与女性。而清代则出现人面鸟类旱魃,甚至变形旱魃。暗示着异形现身与旱灾降临的某种神秘对应关系。

商汤祈雨与阳城的求雨文化

我国古代典籍记载了商汤祈雨的不少传说,但祈雨的地点并无定论。山西省阳城县存在商汤祈雨的文化遗存,遍布阳城的300多座商汤庙是商汤祈雨的文化空间,特别是析城山的汤帝庙和宋代碑文的遗存为商汤祈雨做了佐证。存活在民间的传统祈雨仪式和民间传说是祈雨文化的象征。阳城的农耕生活和蚕桑文化是祈雨文化形成的动因,这充分说明阳城的祈雨文化在农耕社会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非常态”的民间消解——土族求雨仪式解析

为应对严重干旱而举行的土族求雨仪式,是应对"非常状态"的一种民间措施。基本包含持续干旱下的"失常"、全村动员、求取圣水、(下雨)、谢神等过程,其中赤脚、鹅卵石、柳枝、圣水等包含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不定时举行的求雨仪式,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借鉴和杂糅,充满巫术色彩,具有不确定性,但能够强化村民对村落的向心力和身份认同。

《清诗铎》所见求雨法术

《清诗铎》全面展示了禁屠、打旱魃、焚巫、暴巫、鞭石以及诸多与龙相关的法术,特别是以舞龙为中心的多种法术的杂揉,成为各地的主要求雨术。诗人对祈雨法术的仪式及效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古代求雨仪式的女性主义思考

女性在古代的求雨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们以女巫的身份出现,但是却在出身、作用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具有神圣性;女性在求雨巫术中的重要性反映出她们当时的社会地位情况,也成为女神崇拜的一个印证。

从元氏汉碑看东汉的祷山求雨弥灾

汉代帝王将山岳与河流的祭祀纳入祭礼,使其成为国家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元氏汉碑中祭祀山神的文字正是东汉帝诏的反映。碑文记述了元氏县境内名山纳入国家祭礼和建祠祷山求雨的内容。祭祀元氏诸山神的费用主要出自郡县的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困难,可申请朝廷财政资助。碑文中的"王家"指朝廷,"王家钱"和"王家经钱"是中央财政经费,不是常山国的经费,也不是常山王私人的费用。东汉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名山活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灾害救助方式。

试论汉代文学中的农业祭祀求雨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农业的丰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为了农业的丰收人们要举行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如每当旱灾发生的时候要祭祀求雨。祭祀求雨是古代人民生产、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本文以汉代文学中的农业祭祀求雨为研究对象,来展现汉代农业求雨这一神秘的宗教行为及其这种行为所蕴含的思想内涵。

中国古代“以龙求雨”巫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以农为本,农业与降雨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自古以来,求雨巫术便是农业巫术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龙自古被认为能够兴云布雨,从而成为求雨巫术中的主角。"以龙求雨"巫术主要有两种形式:以龙形求雨、逼龙降雨。

求雨:达斡尔人的一种民间宗教行为的人类学解说

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达斡尔人的求雨作了研究和探讨。文章从达斡尔人求雨中折射出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上去认识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并进一步揭示求雨仪式在达斡尔社区中的社会功能。在认识求雨与现代化农业之间的关系中，指出二者并非对立。

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功能视角——基于《蜥蜴求雨歌》展开的仪式音乐功能问题探讨

功能角度是仪式音乐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求雨仪式音乐是一种分布广泛、历史悠久的仪式音乐类型,是伴随着各种"丰产仪式"而产生的人类乐舞活动之一种。"民以食为天",人们用歌舞祈求掌管自然节律的神灵赐予有利的自然运行秩序,这类仪式音乐在满足人们祈求风调雨顺、渴望五谷丰登的文化心理以及维系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方面有其独特而重要的文化功能。

随礼、求雨、扭秧歌:东北Z村村民自治的民俗背景分析

从Z村及农民K的实际出发,考察随礼、求雨及扭秧歌活动过程中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情况。试图说明:大多数农民对随礼并不排斥,随礼是农民实现情感交融和经济互助的重要途径,村干部积极参加村中红白事并随礼,目的之一是为了方便其日后开展工作,随礼中干群互动的方式是间接的。对于求雨,村干部虽然不参加,但也不反对,他们以妥协和默许的方式实现与求雨者之间的隐形互动。扭秧歌是直接的干群互动,它表现为村干部对参加者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文章认为,民俗对村庄成员能产生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对随礼、求雨等欠科学的民俗,只能依赖劝导和教育的方法规范而非强制手段,对扭秧歌等健康的民俗,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发扬。

求雨·朝祖·巴寨龙灯会——生态环境与传统习俗双翼下的民间艺术

龙灯是豫东地区民间社火之一种,巴寨龙灯会代代相传已有上百年历史。在巴寨龙灯会的历史上,朝祖的祭祀功能及求雨的灵验性是其存在、维持的理由和精神动力之根本。从巴寨龙灯会存在的内、外部因素,即生态环境与传统习俗着手,揭示传统的力量作用于组织和人的表现,以及当传统遭遇变迁之后巴寨龙灯会面临的问题,以期引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关注。

唐代江南地区的求雨风俗研究

有唐一代,我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地区得到更加广泛的开发,农业经济加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但与此同时,江南旱灾频发,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在生产力不发达、科技不昌明的条件下,江南地区求雨风俗勃兴。从现有史料来看,求雨活动以官府为主导,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突出地体现了国家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活动的姿态。江南地区求雨祭祀与祈祷的对象多是风伯雨师,多神并存的特点比较突出。此外,龙神信仰普及,逐渐成为求雨活动的主角。

汉代的青蛙求雨

本文讨论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记青蛙求雨的特征。汉代人遇旱将五只青蛙置于池中以祈求雨水充足、五谷丰登。和壮族、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的类似做法相比较 ,在汉代人求雨仪式中青蛙只担当部分角色 ,“五只青蛙”

从《求雨》看赵树理小说的创作特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位风格鲜明的杰出作家,短篇小说《求雨》完美地呈现了赵树理创作的基本风貌。这是一篇以破除封建迷信为主题的“启蒙小说”,而完整的故事、精彩的“扣子”、以言行塑造人物等艺术特色则赋予小说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