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制”新探——论西汉前期的“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

在西汉前期的“汉制”建构中,因政治、经济形势的需求,汉代政治制度在继承、改造秦旧制的基础上,其制度创新主要源于由儒家学者所改造的周代礼仪制度。宗法血缘尊卑之制成为“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汉制”中“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的制度架构。这种政治体制重新建构了汉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相互关系,并适应了汉朝廷对关东广大地域的统治。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汉承秦制”格局下高帝、高后对秦法路线的调整

汉初沿袭秦制,特别是实施以秦律为基础的汉律,但在惩秦之弊以及借反秦以形塑政权正当性的政治号召下,做了统治方向的调整。汉高帝、高后时期,帝国维持"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作为统治的基本架构,但做了以下几个重要方向的调整:一是关东地区建置王国,暂缓"一用汉法";二是对法禁做局部修正,缓解承袭秦律而来的严酷;三是在"以顺守之"的政治路线指导下,推动黄老无为政治。这些调整兼顾思想引导与现实需要,使帝国稳定下来,避免成为第二个短命帝国,是很成功的调整。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約法三章”新證——兼證“漢承秦制”之開端

將"約法三章"簡單地理解爲"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會造成對"約法三章"的執行效力、執行時間的質疑。實際上,"約法三章"的效力並非來自"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一句話,而是出自秦法中事關"殺人""傷人""盜"的具體律文。這可由"抵罪"的依據、"章"的含義以及"夷三族之令""賣子令"被應用於"約法三章"之中來獲得證明。而"約法三章"的執行時間,以往據《漢書》來解讀,其孤證被部分學者所詬病。但通過分析西漢《鹽鐵論》的記載,恰可印證《漢書》的説法。正因爲有了對"約法三章"效力與時間兩方面的論證,自然也就明確了"約法三章"是漢承秦制的開端,且貫穿於整個漢初,並最終融入進蕭何所制律之中。

“汉承秦制”质疑

“汉承秦制”与史实不符。秦始皇废分封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汉取“郡国并行”制;汉在秦爵二十级之外,另封王侯;汉爵不似秦以功劳为赏爵标准。秦废世卿世禄、汉爵可世袭、可买卖;秦法严酷,汉法为宽,秦“繁刑严诛”,汉“刑法大省”。秦“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汉“省徭薄赋”;秦、汉币制大不相同。“汉承秦制”质疑提出的时间前提是秦汉更替之际,离开了这特定时空,“汉承秦制”质疑或“汉承秦制”之说,均无依据。

汉承秦制与汉承楚风——浅论汉代对各地区域文化的大融合

汉代实现了对各地区域文化的大融合，比如制度上汉承秦制，思想文化上汉承楚风和汉承齐鲁儒学等，造就了沉雄博大雄健质朴的汉文化。

从汉承秦制看西汉“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

"汉承秦制"之说早为学界所公认,秦律中"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秦律中"严于治吏"的精神被汉律继承后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为后世所继承。

“汉承秦制”的词汇史考察——以“桥”“梁”为例

"桥"表"桥梁"义已见于战国中后期,尤其是秦文献中。"桥"作为秦的官方用词,随着秦统一天下后"书同文"政策的推行及田律、徭律等各种律令的颁行,使用频率大幅增加。最后,因"桥"在表"桥梁"义上汉承秦制,加之律令、字书等的官方文书地位,也促使"桥"最终取代了"梁"。

从“结论”出发驶抵“思维”的终点——以“汉承秦制问题”为例

中学历史教育中,是"汉承秦制"的静态结论更重要,还是"为什么汉会承秦制"的动态思维更重要?答案毋庸置疑。历史教师的价值绝不是给学生打下"知识点钢印",而应发挥教育的过程性价值:在帮助学生掌握"可视的知识"过程中形成"不可视的思维方式"。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教师与学生一起"研究历史":走进历史时空,在思考研究的过程中训练历史思维、获取历史知识。本文将以"汉承秦制"问题为例进行上述历史教学尝试。

关于历史教材中“汉承秦制”的几点认识

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对秦汉政治有这样的叙述:"西汉王朝大体上沿袭了秦王朝的官僚制度,历史上称此为‘汉承秦制’。"汉承秦制主要是承袭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监察制度、官吏选任制度和法律制度。赋税方面,凡秦朝的税制汉代均继续执行。只是高祖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一度采取十五税一制。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汉承秦制”还应有“随时宜而改”

现行统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国古代史》在叙述“两汉的政治经济制度特点”时，比较突出“汉承秦制”，许多教师在教学时也着重让学生掌握这个内容。实际上“汉承秦制”还应有“随时宜而改”。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汉承秦制 奇妙之镜

秦亡汉立后,处于高祖、文帝、景帝在位的西汉早期(公元前2()6年至前141年),其官制、礼制、监察、法律等方面皆不同程度地沿用了秦代体制,即使有变化也属大同小异。直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才开始有了较大的改观。本文以四面罕见铜镜实物为例,试图描述在百姓生活方面,西汉早期“汉承秦制”的社会现实。

何为“汉承楚制”——从司法资料出发的新认识

“汉承秦制”,从整体的律令法制来看,确为史实。“汉承楚风”,从社会文化来看,汉初也确实如此。“秦制”与“楚风”如何形成新“汉制”?以往研究多未措意。不过,当下楚秦简册的不断出土给我们提供了历代所未见的战国秦楚至汉初的法律史料,让当代人认识到以往所不能知的真实历史细节,让我们现在可以从司法视角重新检讨“汉承秦制”的成说。现在可以认识到,汉初“法治”并不是秦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汉初的现实情况有所修正,此种情形尤体现在司法方面。汉初与秦时恪守严格形式主义的“法治”有很大不同,其中最鲜明的特点是汉初司法有明显的相承自战国楚司法制度的痕迹,可见从法律继承的视角来看,汉初在司法上有“汉承楚制”的另一面。此点史实正是说明中国传统法“多源合一”的特征的可靠证据。“多元”而后又“归一”的法继承传统,正是中国传统法能历两千年而保持基本稳定的要素之一,也是思考中国传统法智慧的“当代贡献”可能性的视角之一,更是我们思考法律与文化之间、法律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绝佳范例。

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从秦开始,始有明确的设官分司。汉承秦制,西汉的监察制度在秦制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革。秦汉的监察官员就其握有的赫赫权力和独立行施职责来看,都是后世封建王朝鲜能与之为比的。他们确实发挥了监察官的督察弹劾的积极作用,从而维护了朝纲法纪,成为封建制度的一批忠诚卫士。

《管子》与汉初法制重构

《管子》渊源于齐文化,法制思想以礼、法并重为特色,齐用之而为东方大国;秦用商、韩之法迅速强大并统一六国,但秦法严苛激进,任法而废礼,致秦二世而亡。汉承秦之弊,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于偶然,也是必然中选择了礼法并重的《管子》法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史称黄老政治,使国家逐步实现了稳定与繁荣,并开创了二千多年的秦汉制度。

从“汉承秦制”看西汉前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秦始皇作为法家思想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王朝。他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法治路线,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分封制,把郡县制推广全国,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局面,对我国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新兴封建制的胜利,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胜利,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路线的胜利。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