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与“法律学说”:混用及其澄清

“法理”和“学说”两个概念在当前学界存在明显的混用乱象:或将二者等同看待,或认为法理包含学说等。其实,“法理”与“学说”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或载体、主客观属性及法源地位等方面都存在根本不同。同时,这两个概念也存在一些联系:从法学史角度看,法理与学说“同根同源”;学说是法理的载体之一,法理往往通过学说来体现;法理较为抽象,往往需要通过学说进行具体化;学说具有确证性,在研究中需要经受法理的鉴别与检验;此外,学说在不断自我超越,无限接近法理。在法学研究及法律实践中,我们应全面认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使用时要严谨,不应似是而非、想当然地笼统对待。

民国时期学者论法律学说

法律学说作为人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法律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其地位一直以来都被实践所忽视。民国时期,现代法学研究初创,学者们基于主体、内容、形式等不同维度对法律学说的内涵有着不同理解。从狭义法律渊源——是否具备直接法律效力的角度,学者们并不认可学说的法源地位;而从广义法律渊源——构成法律的材料的角度,学者们则普遍认可学说是间接的法律渊源。实质上,前者已被包含在后者的语义之内。学者们通过将法律学说看作判例法、习惯法以及法理的一部分,间接赋予其法律效力的观点为学说的司法适用创造了可能。鉴于此,当前实务与理论上可以通过加强指导性案例对法律学说的适用,以及肯定法理与学说的法源地位的方式,逐步为法律学说司法适用的正当化与规范化指明方向。

法律学说在疑难案件中运用的困境及纾解

在疑难案件中,法律学说的运用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其提出主体为法官和当事人,运用方式为显性和隐性,具体功能包括说理论证、法律解释和弥补法律漏洞。上述特征致使法律学说在疑难案件中运用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统一的援引和回应程序、论证不足、援引争议学说,以及同一学说可能导致不同结论等。其根源在于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的不完善、学说的多样性、解释歧义及主观因素的影响。鉴于此,需规范学说的援引程序、完善学说的回应程序、援引时充分论证、对通说与非通说加以区分,推进法律学说与法律衔接,并引导其正确运用,以提升疑难案件处理的法治化水平。

法律学说司法运用的海洋法系图景

海洋法系的法律学说是针对法律专业人士的,由法律职业共同体多维度研究法律问题、司法意见和先例,发表在学术刊物及著作,并逐步形成的具有系统性的思想体系。在海洋法系不同历史时期,法律学说在司法领域的运用发生了变化,法律学说在司法地位从法律渊源向裁判理由过渡。从古代偶尔运用法律学说,到近代法官开始逐渐重视法律学说,法律学说司法运用增多,再到现代法律学说在司法实践中频繁运用。总体来说,海洋法系法律学说在司法实践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法律学说司法运用呈现出“分离”的趋势,但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说,法律学说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助于减少法官恣意行事并提高普通民众对判决的可接受度。因此,需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需要加强法律学说与法律实践的交流,这有助于法学家在探究法学内部逻辑的同时,产出更多具有实践功能的法律学说。

刑事裁判文书援引法律学说研究

司法裁判通过援引法律学说进行释法说理,不仅代表了说理方式的创新,更凸显了学术观点在裁判文书中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不同时段刑事裁判文书援引法律学说案件进行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大数据统计,以及对具体案例的归纳分析,得以审视当前法律学说在刑事裁判文书适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援引行为不规范、法官主动援引的意愿不强、援引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以及各方对话参与度不高。其根源主要在于援引对象难以界定、法官对援引持保守态度、援引条件不明确、援引规范缺失等。为此,需要明确界定援引法律学说的对象,厘清援引的具体条件,并构建一种“对话援引方式”,以规范刑事裁判文书中法律学说的援引路径。

司法裁判参引法律学说:问题审思与规则建构

法律学说与司法裁判之间存在悠久且深刻的互动关系。《民法典》虽未将法律学说列为正式的法源,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作为七种裁判论据之一,不过未作更具体的规定。通过梳理法律学说作为法源的历史脉络、近代以来其在法典化过程中的演变以及当前司法裁判在引用法律学说时存在的不足,可以肯定法律学说对司法裁判的价值功能:为司法裁判释法说理提供价值导向、权威依据和方法论上的支持。在当前强调加强裁判理由以增强司法公信力的背景下,有必要正式确立法律学说作为法源的地位,并将其功能定位为智识性隐型法源。为此,应当构建完善司法裁判参引法律学说的体系化共性规则,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残疾等级评定的法律学说、残疾模型与评定原则

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中,对受伤者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一般以残疾等级评定结果作为赔偿的重要依据。多年来,随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的增多,残疾等级评定的实务工作得到长足的发展,残疾等级评定标准的研制趋于成熟。但是,残疾等级评定基础理论的缺失却严重影响着标准的建设与统一。本文以人身损害赔偿的侵权法律制度为起点,系统梳理残疾等级评定的法律学说,认为劳动能力丧失说是我国当前残疾等级评定的法理基础,该学说认为残疾等级的本质应理解为个体永久性劳动能力丧失的定量化评定。本文结合国际上关于残疾评定的模型、美国医学会《永久性残损评定指南》的主要理念,凝练出我国残疾等级评定中基本的概念(如残损、残疾、残障、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等),同时对残疾等级评定中至关重要的鉴定时机、晋级原则、多发伤的复合计算等问题予以梳理与概括,期待为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残疾等级评定理论与实务提供有益的参考。

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说及其修正

我国司法实务所惯用之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说有别于学理通说之旧实体法说。两者在标的识别、审判对象确定和既判力范围上均持不同立场。法律关系说以权利关系为识别标准,标的内容涵括先决权利关系及其所衍生之请求权与形成权。这一标准归因于苏联法移植,又在实体法理、裁判方法和司法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沿袭至今。基于权利保障与纠纷解决并重的诉讼目的观,诉讼标的理论应以旧实体法说为底色,利用解释方法和裁判技术对现行法律关系说予以修正。具言之,《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适用应在“诉讼标的为法律关系”的框架下通过“诉讼请求”要件发挥识别请求权主张的功能,将实质否定型重复诉讼限于否定判决主文之情形。同时,法院可向当事人积极释明对待给付请求主张,在诉辩双方和诉审主体就合同效力认识不一时分别适用不同释明规则形塑审判对象。最后,先决关系认定无既判力的基本立场不宜动摇,当下应予坚守。

法律学说司法适用的价值功能与完善进路

法律学说是对于法律问题比较公认的学术论断,法律学说作为法源或者裁判文书之依据被适用于司法实践在法律史上有先例,法律学说具有解释法律、填补漏洞、续造规则以及创新学说等功能,但是在法律学说司法适用的具体实践中,仍存在法律属性定位模糊、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程序被忽视、适用方法不丰富等问题。而为加强法律学说司法适用,促进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学说适用立法;转变思想观念,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强化交流互动,促进法官队伍专业建设等途径来完善法律学说司法适用制度。

司法裁判援引法律学说说理的澳门实践

援引法律学说是司法裁判加强说理的重要手段。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经常援引法律学说的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为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澳门司法裁判交织着忽视中文学说、葡萄牙学说说服力不足、学说援引范围不清晰以及内容冗长与失焦的缺陷。透过对现象的分析可将其归结于规范不完善、传统的路径依赖、法学学术共同体发展不彰以及涉中国澳门法律学说供给不足。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法律学说在中国澳门并非狭义上的法律渊源,但可提供立法背景、理由来源与理论渊源,发挥了理解原意、弥补漏洞、增强权威的功能。因此,司法裁判在援引时应当遵循正当性、必要性与可接受性原则。基于法律本地化概念的发展,中国澳门司法裁判援引法律学说应当在制度完善、文化培养、体系更新三个方面予以优化,从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与对话,提升区域法治乃至涉外法治的水平。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学说研究

人工智能是新时代的新兴事物,而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作为法律主体,在学术界广泛争论。本文将国内外的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学说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并根据各学说提出其困境,进一步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学说进行加强完善。并从作者本身视角,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问题进行观点展示,希望更多从人权视角下,完善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学说的研究。

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再研究——为法律–经济财产说辩护

在日本,关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有“本权说”、“占有说”以及各种中间说;在德国,关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有“法律财产说”、“经济财产说”以及“法律–经济财产说”;在我国,关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已由单一的“纯粹所有权说”转向多元化。虽然所有学说都各自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是就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而言,德国的“法律–经济财产说”更为契合。

假想防卫的学说检视与认定

假想防卫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与实务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传统理论对于假想防卫的认定存在说理论证不清晰的问题。通过对主要学说进行检视,认定法律效果转换之罪责说最为完善。我国存在改良的四要件理论与三阶层理论的前提,结合刑法第14条规定分析具备构建故意双重定位的空间,通过对“否定罪责故意后是否需要重新审查过失犯罪体系”与“构成要件故意+罪责过失成立故意犯或过失犯”问题的分析,认定解决假想防卫问题的路径为:行为人的行为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成立构成要件故意;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因而进入罪责阶段成立罪责过失,最终成立故意犯的责任减等(减为过失);不存在过失则以意外事件处理。

司法裁判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研究——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法律学说是连接立法与实践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桥梁,也是推动司法与社会互动的知识引擎和理论动力。学者的学术观点是法律学说的直接体现。在我国,存在司法判决引证法学学者观点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268份样本裁判文书中,有60位法学学者的观点被引证307次。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发挥着解释法律、论证说理及补充法律漏洞等作用,从而增强法官对法律事实性质或裁判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从应然层面来看,法律学说要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能的参考答案,为司法裁判提供有效的法律方法以及通过司法裁判总结科学的司法规律。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表明,虽然司法判决可以成为法律学说的“试验田”,但是从主题任务和实践立场两分的角度看,法学与司法的适当分离是法治持续进步的阶梯。

外空军事化的法律学说评析

外空法对外空军事化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国际社会对外空军事化存在不同的解读,并形成了相应的法律学说。禁止外空军事化说认为,人类利用外空应出于和平目的,而一切形式的外空军事化都是与和平目的相违背的。允许外空军事化学说认为不仅被动的外空军事化是正当的,而且主动的外空武器化也是正当的。部分禁止外空军事化学说则反对毫无限制的外空武器化,但认可在一定范围内的外空军事化利用。第一种学说过于理想主义而且与现行法律并不相符;第二种学说是霸权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体现,将导致外空军备竞赛,并可能带来众多恶果;第三种观点更趋现实主义,但需要凝聚共识,以构筑可操作的法律机制。面对由安全困境所导致的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必须通过国际法来缓解困境,寻求外层空间的共同安全。

哈特“法律规则说”的贡献与启示

哈特作为新实证主义的法学代表,立足于英国的司法现状提出了著名的"法律规则说"。该学说得以提出是在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基础之上,并运用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而形成的。哈特从规则的"内在方面"阐述了义务的真实含义,区分了"被迫"与"义务"的概念,从而厘清了"法律命令说"的错误。文章认为该学说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即引入语言哲学新方法、采取内在观点新视角、激发论战与回应、倡导法治国家的规则之治,其理论贡献对于我国法制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会计信息真实性:基于“法律真实说”的理性思考

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本质是一种法律真实,它以客观真实为基础,但又有别于客观真实;它侧重于程序真实,是遵循程序理性的结果。因此,会计标准是衡量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直接依据,而客观真实一般不能直接作为判断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标准。法律真实是客观真实和价值判断的统一体,且具有不同的等级和层次。

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之“法律规范说”检讨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组织社会化劳动所必需的制度。2007年6月通过的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令人难以判断其对如何认定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所持的基本立场。我国劳动法学界倾向于将劳动规章制度归结为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行为规范,从而契合了"法律规范说"的见解,但是,"法律规范说"存在着逻辑矛盾,不符合我国劳动法制发展和劳动用工实践的现状,而从"契约说"的视角认识劳动规章制度性质应当是可行之道。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影响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被视为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一条解决法律冲突、进行法律选择的新路子 ,在国际私法的方法论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 ,对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大推动了各国国际私法成文立法的发展 ,对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萨维尼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代国际私法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