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乡运动”与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是“清乡运动”的主要谋划者与核心人物。其得力的措施使该运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李士群在“清乡”中急剧膨胀的势力与强烈的离心倾向 ,严重威胁了日本“国策” ,这是其致死的根本原因 ,他的死也与日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与周佛海的权力斗争有关。所谓死于军统反间计之说实属夸大之辞 。

日汪清乡运动初探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7月开始,日伪在中国华中地区推行清乡运动,在实行反共政策的同时,日本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速战速决"的目的。但由于政策倒行逆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加上汪伪内部的腐败纷争等等诸多因素,清乡运动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日伪在浙江省发动的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是五十多年前日伪为了扭转汪伪政权统治的薄弱状态,扩大占领地区,增收赋税,解救财政上的危机,也为了减轻日军的战争支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战略而对所占领的地区及其周围采取的大规模综合性的联合行动。 浙江省的清乡运动,最早始于1941年10月发动的省会杭州郊区的清乡实验,名为“治安整理工作”,正式实施是从1942年10月1日开始的。

苏南地区日汪“清乡运动”探析

日汪在苏南地区开展的"清乡运动"涵盖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等诸多领域。军事"清乡"以先构筑封锁包围圈后采取重兵推进、堡垒政策等战术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政治"清乡"采用编组保甲、联保连坐及社团统治的怀柔方法全面伪化沦陷区;经济"清乡"以苛捐杂税对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残酷压榨;思想"清乡"通过"清乡"宣传、奴化教育的方式对沦陷区民众的思想进行奴化改造。日汪"清乡运动"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活动,给沦陷区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与华中“清乡运动”比较研究

1941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两者都是在日本对华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背景下,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综合运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所采取的措施,但在具体政策、手段上有所差异,“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分区施策;“清乡运动”则是逐步展开,一个区域成功以后,再向其他区域扩展。这种差别主要是华北和华中地理环境不同、运动发动者不同及针对对象不同所致,而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微妙区别。

浅析日伪“清乡运动”产生的原因

“清乡运动”是日伪双方以军事扫荡和政治渗透相结合,旨在驱逐长江下游日寇占领区内的新四军、“忠义救国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泯灭大江南北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确立和巩固日伪在这一地区的反动统治的大“清剿”运动;是日寇灭亡中国、南下占领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运动历时达三年(1941年7月—1944年7月)之久。

日伪对苏南“清乡区”田赋的掠夺与利用

日本全面侵华后,苏南地方财政不敷甚巨,掠夺田赋成为日伪牟取钱粮的重要手段。“清乡”运动之初,日伪遏制旧有势力的同时租赋并征,无助于田赋还损害社会各阶层利益,于是利用常熟舞弊案从地方浮收中渔利,由此介入田赋。1942年“清乡”与“省政”合流,伪省府通过违背法制、破坏民生、放纵浮收保证了田赋来源,意图“参战”的伪中央进而与地方共谋,从土地倒逼纳赋者,导致伪组织“内斗”加剧与民众负担激增。受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影响,伪政权促使田赋征实与米粮统制相结合,此举最终在军需压力、自我反噬、抗日力量、民意尽失中崩溃。苏南“清乡区”掠赋机制既是日伪政权、经征群体与地方社会间错综关系的展现,也折射出日本侵华战争对沦陷区的结构性侵害。

苏南反“清乡”:中共干部汪大铭的作战与生活

1943年春,日伪在苏南镇江地区发动"清乡"运动,同时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集结兵力从皖南北上苏南,"进剿"新四军主力,苏南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大的困难与危险。新四军主力跳出"清乡"区,留置精干队伍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斗争。通过汪大铭日记及相关资料,可切实探寻日伪"清乡"区中共干部紧张作战、戎马倥偬的具体面相——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如何攻打日伪据点,开展群众工作,破坏封锁线竹篱笆等。经受反"清乡"历练的中共干部,一方面得益于成功的统战工作与群众路线,另一方面依靠自身的吃苦耐劳和坚定机智,成为深水之鱼,实现在日伪"清乡"区内长期坚持的目标,维持并打开了工作局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此也约略可见中共中层干部的培养与成长方式以及在困难危险关头,中共抗日根据地苦撑坚持的韧性。

身份之锢——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探赜

良民证虽是战时日伪政权推行的一种身份控制手段,但相关概念在战前乃至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即已有之,国民党亦在"剿匪"区颁发过良民证。其区别除形式之外,主要是历史语境和概念指称的不同。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不是唯一的格式化制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形式。日伪政权推行的良民证制度,带给民众的无疑是难以挥去的梦魇。饱受凌辱的民众奋起抗争势所必然,中共也通过各种斗争方式予以应对,其中破坏和利用良民证,是其重要的应对方式。伴随着日本的投降,束缚民众身份自由的良民证制度最终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