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 沉郁顿挫——简论雍国泰诗词的当代艺术真传

沉郁顿挫,温柔敦厚,应是雍国泰诗词得杜甫伟大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艺术真传。由学养深厚而后形成的文化底蕴,决定他所凝结的感情,充溢温柔敦厚的仁者之心。从而实现对时代与生活的文化关照和社会认知,对温厚旷达人生和崇高谨严人格的真实流露和自我表达。“一纸欣然展旧容,青年负气出隆中”以及“戎马关山谁做主,封侯正待霍嫖姚”,是对唐诗气象在当今时代的豪迈抒写和深刻揭示。表现了当代诗家的大雅风气,终至于升华为全民族的精神气质。诗人传承唐宋诗词之优良传统,乃至于蔚然成风,成全了当今诗词的家国情怀,浩然正气,感天动地。雍国泰先生的诗作,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今诗词的这一社会价值与时代风格,可亲可敬,值得很好展开研究。

温柔敦厚:“中和”美学观的典型性表述

"温柔敦厚"是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它源于儒家的"中庸"哲学,是将儒家关于思想道德的行为准则应用于文艺审美方面的自然结果,其逻辑推演的路径是由"中庸"到"中和",然后引申为"温柔敦厚"。从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以"温柔敦厚"作为"中和"美学观的典型性表述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思无邪”与“温柔敦厚”辨异

本文通过对孔子诗学观和汉儒诗教观的对比，指出了儒家诗学在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不同特征，廓清了学界沿袭已久的陈说。

从“温柔敦厚”到“发愤”、“绮靡”——对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说的再思考

中国古典诗论的两大倾向———重政治教化与重自由抒情,其主要区别在审美趣味,诗教强调作品情性与风味的温柔敦厚,推崇中和之美。因之,屈原的"发愤抒情"、陆机的"缘情绮靡",一于内而论情感,一于外而论文辞,然实表里相依、气声相应,各以其"发愤"、"绮靡"突破诗教的美学要求,呈现新意。若拈以"言志"、"缘情"区分此两类诗论倾向,不免易滋误解,遮蔽了二者区别的核心所在。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修辞政治:“温柔敦厚”的三个义涵——文学审美与伦理政治的有效融合

政教论文学观提出的"温柔敦厚"艺术风格理论,是儒家伦理、专制政治影响文学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文学审美对于儒家伦理、专制政治的一种修辞实践。"温柔敦厚"形成了自身的系统特质,在写作的修辞策略上主张"主文而谲谏",在审美情趣上主张"中和之美",在抒情原则上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提出的"发乎情,亦止乎情"的创作原则取代了这一古典形态的风格理论。

“温柔敦厚”的文化认同危机与审美范式转型

“温柔敦厚”作为儒家文化典范与中华审美理想,在当代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式微,来自技术理性、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使人们趋向单调刻板、刁猾伪善、物欲无餍及谀颂成功的从众心态,以至跌入“常人”的叙述圈套。不应忽视,“温柔敦厚”仍保有独特而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个性乖张后的群体性安全感回溯、中和思想的现实生命力以及审美现代性的救赎灵光,莫不为美学范式的现代转型创造了重要契机。

“温柔敦厚”说与中国古典文学

“温柔敦厚”诗教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本文着重探讨“温柔软厚”说对古典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金元诗歌“温柔敦厚”的审美追求

"温柔敦厚"是金元文士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和审美追求。主要由情性说和尊古说组成。情性说为温柔敦厚的理论基础,尊古说为温柔敦厚追求的目标。这个理论是通过对经学有选择地吸收和演绎,完成了诗歌从政治的道德的标准到审美标准的转化而形成;是以诗为专门之学的产物;促进了诗歌和诗人的独立性;追求诗歌优美、安闲、高逸的意境。

温柔敦厚的伦理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温柔敦厚"由儒家的诗教观演变成为重要的伦理原则,相关阐释源远流长,支持与批评的论争也一致存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经验思维方式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基本内涵、内在特质一直未有明确阐释。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温柔敦厚的基本伦理内涵包含"仁"的内核和"礼"的规定,同时又具有变通性的内在要求。其独特的精神特质包括主体的非占有性、悲悯情怀、乐观品格。在当代人心理失衡、人格中怨羡情结突出的情形下,温柔敦厚既提供了反思的参照也预示了突围的方向。

朱熹对“温柔敦厚”的哲学阐释

在理论层面上,朱熹把“温柔敦厚”与“圣贤气象”“仁”关联起来,而在实践层面上,他又将作为“圣贤气象”重要表现的“温柔敦厚”从“气度”“性情”“言辞”多个角度进行重释。这样的阐释与汉唐以来将“温柔敦厚”局限于人的品性、待人接物层面的伦理化阐释路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汉唐政治伦理阐释路径的弊端,但他又将“温柔敦厚”与“美刺”相对立,基本阻断了先秦以来儒家文化中以诗刺上的传统。元明清时期对于“温柔敦厚”的接受和运用未能发挥朱熹哲学阐释的丰富内蕴,使之在言辞表现、待人接物、人品修养等方面表面化,最终形成以保守性阐释路径为主流的状态,现代学界对于“温柔敦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保守性路径而言的。

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他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

“温柔敦厚”与儒家士人人格

作为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对于儒家士人人格的影响根深蒂固。"非侵略性人格"、"悲悯乐观"品格、"道德人格"是儒家士人人格的突出特征也是积极的精神特质。但是,植根于宗法等级人伦体系内的"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欠缺,缺乏超越精神的现世人格及缺乏独立性的臣子型人格特征突出。"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正负效应影响深远,在现当代知识人的人格及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

沈德潜“温柔敦厚”说的三个层次

沈德潜"温柔敦厚"说继承儒家诗教传统,并加以具体化。"温柔敦厚"说涉及人格、诗歌内容以及诗歌表现方式三个层次:主张人格为先,这是"温柔敦厚"说的前提与基础;在诗歌内容方面要求言之有物,有补于世道人心;在诗歌表现方式上,主张含蓄蕴籍、渊涵婉曲。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说,是清初以来诗坛重倡诗教、重整儒家诗学传统的必然结果。此种学说之所以招致批判,主要原因在于其存在严重局限。

试论“温柔敦厚”之诗教

温柔敦厚是一种富于东方美学特质的诗论,也是儒家诗教的核心。但主张“温柔敦厚”,提倡美刺讽谏《诗序》的精神,却不是《诗经》的传统,它并不能涵盖《诗经》的全部。

“温柔敦厚”论

“温柔敦厚”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美学命题 ,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它涵盖了文学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风格论、继承论诸多方面。作为一种美学思想 ,它是在中国古代平衡政治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同时受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与儒家的中庸哲学、道家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浸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