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与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域外形象的生成和认同

清朝的建立为多民族统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凝聚历程中的重要时期,民族融合是有清一代最显著的政治成就,在多元共治,和合共生的基础上,各民族展示了非凡的文化兼容性与创造力,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征,与我们有着同源文化背景的朝鲜在连续不断的燕行之旅中,目睹了这个由多民族聚合而成的共同体的成长与壮大。《燕行录》的价值不仅体现为时间上作为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历史书写者,而且体现为空间上以“他者”身份对话民族共同体的域外见证人,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域外形象的重要维度,《燕行录》生动再现了清代多民族从自我存在到自觉共生的历史进程。

“他者”眼中的“馔飨”——论朝鲜《燕行录》所见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国家形象塑造之关联

《燕行录》中记载的中国饮食文化与作为“他者”的朝鲜使臣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关联。出使沿途所见明清中国的“馔食”,是朝鲜使臣对彼时中国形象认知的“透镜”;参加的各式“宴飨”,也是其与中国人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在其他民族语境中建构中国形象的一种认知体系。从中国饮食文化的角度,使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朝鲜使臣眼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乾隆年间燕行录看朝鲜燕行使对毛奇龄的接受

毛奇龄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嘉庆以后被阮元等推崇,作为“汉学开山”的学术形象逐渐建立。但乾隆时,中国学界中毛奇龄经学之批评者占绝对优势,毛氏因“驳朱”多被视为“经学之蠹”,仅有少数人认同其学识渊博及考证学之贡献。乾隆中后期,受到中国学界毛氏“反朱子”学术形象固化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毛氏“反宋学”“反朱子”多持否定态度。朝鲜燕行使或认为毛氏“反朱子”源于对明朝的思念,或通过对毛氏之批评获得对清朝的优越感,这既体现了朝鲜使者对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又暗含了其在明清文化秩序选择中的矛盾心态。毛氏学术形象被中朝学者不断重构的过程正是东亚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

学术逆行者的坚实脚印——漆永祥《燕行录千种解题》学术价值初识

翻开漆永祥教授的煌煌巨著《燕行录千种解题》,不由地联想到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最美逆行者”,它表彰的是那些在常人可能望而却步、闻风而逃的处境面前,勇于迎难而上的奉献者。漆永祥十数年对《燕行录》孜孜以求的钻研,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而《燕行录千种解题》则是他顽强逆行留下的坚实脚印。在我看来,漆永祥的学术逆行不只是一种精神,还具有三层学术内涵。首先,这种逆行是与当年燕行使者的相向而行。

《燕行录》中“赏听戏”记述及其历史意义——兼论清代内廷演剧的礼化契机

清中后叶以来,《燕行录》中留存了大量朝鲜使臣的宫廷观剧笔记,思慕大明的心理促使他们以复杂眼光看待舞台上的汉服衣冠,并重新思考与清廷的交往和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自乾隆朝始,面向朝贡使臣的演剧活动成为宫廷戏曲礼化契机之一。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风格、装置精巧华贵的清音阁戏台及与当年流行于内廷的《升平宝筏》,都是塑造清国大一统、重礼教等对外文化形象的重要步骤,彰显着乾隆所刻意加强的“华夷一家”意识在多民族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燕行录》中来自域外的观剧书写和相关论述,从接受史的角度大大丰富了后人对清代宫廷戏曲的认知。

泛海相传:以《燕行录》再解“戚继光斩子”事

戚继光从古至今就在我国人民心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其“斩子”的故事流传甚广,也被东亚周边国家所广泛接受,但究其源流,难以被考订是为现实或是艺术创作,更被定为悬案之一。早年间已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一些考证,冠之以“后人附会”作为动机诠释,然而终究未能有确凿说法。然而,伴随东亚交流日益频繁,有新的史料源出朝鲜,以《燕行录》为代表,笔者运用这些材料,考证戚继光斩子事不是后人附会,实际上,在戚继光生前便有此故事的流传,驳斥了“戚继光斩子”事是后人艺术创作的结论。

谚文本“燕行录”文献与研究综述

迄今为止,“燕行录”的研究重心仍偏于汉文本“燕行录”,至于谚文本“燕行录”之研究则稍显疏略。因此,关于谚文本“燕行录”的方法论、文本分析等研究领域,仍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本文回顾了关于谚文本“燕行录”的国内外研究概况,考察了谚文本“燕行录”文献,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略有助益。

谚文“燕行录”研究--以女性读者群体为中心

本文对金昌业的《燕行日记》、金直渊的《燕行录》、朴趾源的《燕岩热河日记》进行了考察。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照汉文本、朝鲜谚文本来揭示各资料的特性和朝鲜谚文燕行录所具有的特性,重点分析出了朝鲜谚文燕行录中汉诗的特征。

对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历时性考察

中国的"燕行录"研究已经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燕行录"研究主要包括文化价值研究、总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五个方面;"燕行录"研究中,中、朝、韩的研究各有侧重,因此,今后需要进行系统的、带有具体问题意识的研究。此外,新的视角和方法的革新也非常迫切。

“燕行录学”刍议

“燕行录学”即研究“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学问。“燕行录”是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来中国的闻见录。“燕行录”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共名与单名之别。在对“燕行录”称名与概念,创作与编纂的历史分期,整理、辑佚、翻译与数据库建设,文献重复与抄袭,史料价值与真伪以及“燕行录”研究中应持有的态度与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考辨与论述之后,可以发现,国内建构“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应设立相应的研究学会,以指导与协调“燕行录”的研究。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和《燕行录》的资料价值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又称李朝,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建立后,她与中国的明朝以及清朝曾保持着频繁的使节往来.由于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节,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以及中国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从而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闻.一般来说,朝鲜使节访问明朝的记闻多被称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记闻多被称为<燕行录>.通过<朝天录>和<燕行录>,我们可以获悉很多明朝人和清朝人未曾注意或记录的情况.所以,<朝天录>和<燕行录>无论对于我们研究中朝关系史还是研究明清史,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朝鲜“燕行录”文献与中国东北史研究

高丽及其后的朝鲜王朝作为中国的属国,定期派遣使节出使元、明、清王朝,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燕行录"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所以日前得到很多国家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得以大量开发、利用、出版与研究,并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专门学问"燕行学"。又由于特殊的区位关系,朝鲜"燕行录"文献又大量地记录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所见所闻,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不仅记载了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同时也记录了矿产、森林、山川、地形、河流、水源、建筑等自然状况。同时,这些文献还可以给我们反观中国提供新视角,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形成了"会通"研究。总之,通过对"燕行录"文献的"多视角"、"长时段"、"全程性"的收集、整理、利用,有利于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也有着极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观。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试论“燕行录”中藏传佛教消极形象产生的原因

明亡后清人虽入主中原,但朝鲜李朝并不以中华正统视之。朝鲜李朝认为满清为"夷""、胡"",满蒙联姻"中的蒙古人是满清的"帮凶",是狞悍之属。而正因如此,加之朝鲜李朝自立国伊始即已确立崇儒抑佛政策以及朝鲜与中国藏区相去甚远等因素,朝鲜李朝对于中国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所信奉之藏传佛教有着认知上的偏差和情感上的极大排斥。

谁赴松锦吊忠魂——《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七

崇祯十四、十五年,明清在山海关外松锦前线的大决战,以明军丧师,主帅降敌结束,明朝从此失去了关外的优势。松锦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崇祯十五年春,战事不多,清人以逼降为主。洪承畴、祖大寿投降后,其部下和当地百姓命运如何,中国现存的史料不见说明。据清顺治年间的《燕行录》记载,清人在当时实施了杀降和屠城兽行。朝鲜的使臣用诗歌和《日记》记载了他们途经这块土地上之所见所闻,凭吊了埋葬在这里的万名忠魂。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不再蔑视汉族人的附清、降清行为,而是给予他们以较多的理解。这一时期,他们对汉族人形象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是较理想的。他们对中国汉族文人做出了诸如姿貌雅洁、儒雅纯朴、学识渊博等赞赏性的描述。与此同时,在他们笔下,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具有思明但不敢表露出来的微妙心态,缺乏儒家的义理精神,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最重要原因是清朝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它使得汉族士大夫的精神一直处在压抑的状态。

古代朝鲜人眼中的俄罗斯人——以《燕行录》为考察中心

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古代朝鲜人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秩序"外世界的认识是以中国为媒介进行的,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朝鲜人对俄罗斯人的认知情况。早期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教俗人员及俄罗斯商人、外交人员的劣行导致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不佳,并间接地影响了朝鲜人心目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朝鲜"北学运动"的兴起和来华俄罗斯人素质的提高,俄罗斯人技艺精湛的形象出现在了朝鲜朝燕行使臣的笔下。

《燕行录》中的西山园林——“胡运百年”的双重象征

清代在北京城西郊海淀一带修筑园林多处,形成"三山五园"的格局,这对清代朝鲜使行人员有很大的吸引力,游览西山园林成为他们到北京后的例行活动。但是他们游览西山园林并不止于赏景,还从尊明排清意识出发,将西山园林与清朝的运数结合起来,既希望从中找出清朝兴盛的原因,也希望找出清朝衰落的征兆。西山园林已成为"胡运百年"的双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