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谈理校法在书稿审读加工中的运用

编辑在审读加工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理校法,对于提高书稿编校质量和编辑审读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这就要求编辑在审读书稿时,始终抱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一切文字都作有错推定,稍有蛛丝马迹,即启动推理分析,找出失"理"之处,再加验证核查。久而久之,编辑就可以形成发现问题的敏锐意识和推理能力,不仅提高审读质量,而且提高审读效率。

论戴震理校法的得与失

戴震是乾嘉时期校勘学领域中倡导理校法的代表人物,他不仅重视版本对校,更善于总结义例,并将小学方法用于校勘,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其结果有得有失,今人对此颇有争议。戴氏的校勘成就和思想方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学术风尚,对今天校勘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理校法及其运用

理校法是校勘者依据义理推断改正古籍文字讹误的校勘方法,理校法的运用是很早的事情,但是关于理校法的理论探讨却是晚近的事",理校法"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陈垣先生明确提出的,理校法的运用自有其科学的依据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试谈理校法在学报审校中的运用

审校是刊物付印前的重要一关。审校过程中 ,科学的合乎理性的理校法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事理上的推断探求 ,主要解决“是与非”、“对与错”的问题 ;情理上的斟酌推敲主要解决“准确、合理”与否的问题 ;而文理上的琢磨锤炼 ,则主要解决语言“规范”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点举误》理校法研究

董志翘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点举误》一文在影印本、他书的基础上进行精校,尤其以理校法为指导,分析并纠正了学者在校勘方面的失误,为还原抄本的原始面貌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其理校思想具体分析,并归类举例,指出理校法给校勘工作带来的启示意义。

谈谈理校法在编辑过程中的运用

出版物的质量关乎到一本书的生命力,而要提高出版物质量,编辑的审读加工是一个重要的把关环节。本文则是从编辑日常审读加工中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方法——理校法谈起。对理校法的概念及运用方法进行了阐述,并举例进行了例证。在审稿中运用理校法,对于培养审稿技巧是极为有益的。

浅述李蓁非《<文心雕龙>释译》的“理校法”及对文心结构的理解

蓁非先生几乎毕生献奉于莘莘学士,退休之后,也一直在为莘莘学子辛勤耕耘.他品格高尚,知识渊博,治学严谨.这不仅在萍乡,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在传播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事业上,尤其是上古至中古这一段文化典籍,先生用力更勤.《文心雕龙释译》,八二年就已定稿完篇了,这了以从他附录的三文所标时间看出、三篇附文,都是全书完稿后撰写的,其中《校勘零拾》写于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全书的结构》写于八二年十一月廿四日,《理论体系》写于八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均在同年十一月完稿,几乎对他从事《文心雕龙释译》一事时所关注的中心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提示.而校勘、结构两者,又是治《文心雕龙》一书学术争论的两大热点,蓁非先生都谈到了他的独家之言,也形成了《释译》一书的特色.

《素问释义》理校法的研究

《素问释义》由张琦著于道光九年 ,是清代一部较为重要的《素问》校注本。该书共有校文5 70余条 ,其中理校之文占到其所出校文的半数以上。据理推断为《素问释义》校勘的一大特色 ,这与清代朴学兴盛、重视考据的学术背景有关。张琦在运用理校法时 ,不仅校《素问》原来的经文 ,而且对王冰注文也出校。他具体使用的理校方法主要有据文理校、据医理校及据文理与医理两方面相结合校等。张琦这些理校之文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对国内外的《内经》研究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传统校对方法在中医类图书中的具体应用研究——以《陈源生》为例

校对是重要的出版条件。古代校雠学将“校勘”的目的界定为:改正书面材料上的错误。多出善本,不出错书,是我国图书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好校对工作,是出善本,不出错书的基本条件。校对工作涉及各类图书,中医类图书是其中一种。中医类图书的专业性强,知识涵盖面广。中医学著作字义深奥,多术语和生僻用字,同音、形似字多,词序、用字要求精准,不能随意更动。这给校对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对于校对人员来说,中医类图书中的名词术语不熟习,甚至从未见过。如何校对好中医类图书,采取何种校对方法才能多出善本,是校对人员需不断摸索和探寻的重要课题。文章以中医类图书《陈源生》为研究案例,深入研究传统校对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在该书中的具体运用。研究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将传统校对方法运用到中医类图书的校对工作中,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保证图书质量。

陈垣校勘方法论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校法四例”，将历代校勘古籍的方法归纳概括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并对每种方法的内涵和具体操作方法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第一次勾勒出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体系。特别是将考证的方法融入校勘实践之中，极大地丰富了校勘学的内容。

说校勘四法

一九三一年,陈援老在其所著《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是陈援老通过自己的校勘实践,对我国历史上传统校勘方法的科学总结。对比一九一一年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提出的“死校”、“活校”法,陈援老的“校勘四法”不仅方法缜密,而且内涵丰富,它实际已包含着对校勘内容、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法”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其广泛影响。不过,从目前看,凡讲“校勘四法”,大抵以仅仅视其为单纯的方法的为多。

谈“校法四例”在英语教辅报纸中的运用

对于刚加入出版行业的年轻生力军担任校对一职后，如何入手校对一期报纸？本文旨在告诉新入行的校对同行如何运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以及如何综合运用这几种方法校对一期报纸。文中以《英语周报》2013～2014学年高一外研第6期报纸为例，对如何具体运用这四种方法进行校对进行了说明，以期对新入行的校对工作者有所帮助。

简论郑玄在校勘学上的成就

郑玄作为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在校勘学上有突出贡献。他的校勘内容主要有校异文、校错简和校误字、脱字、衍文等，其所遵循的校勘原则是杂糅古今文经，以古文经为宗，兼采今文经。他广罗众本，博采兼纳，择善而从，精注精校，已经较全面地运用了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理校法。虽然，郑玄在校勘上也有一些错误，但他在我国古代校勘学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世说新语新校》商榷——兼及校勘古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天华先生新著《世说新语新校》胜义甚多,然由于本书以采用理校法居多,而理校法“最高明,同时也最危险”,故书中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就该书中的数条校文提出商榷,同时,为使古籍校勘言而有据,本文还提出：校勘原文所引古书时,应以外校法为主；原文文从字顺者,不必另行标新立异；“音近义通”可作为校勘时的依据,然不可滥用。

管锡华著《校勘学》评介

校勘是一门极古老的学问,但“校勘学”则是新出的。旧时学者有校勘而无其学,就是说有丰富的校勘实践而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自然,实践丰富了,理论和方法或迟或早总要跟上来。管锡华同志所著《校勘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版)的问世,正是“跟上来”的一个具体表现。

试谈新文学的校勘问题——《新文学资料引论》之一章

校勘之学,在我国传统的旧学中,是比较发达的。它起源很早,汉代已经成为一项较为专门的工作了。据说在刘向的《别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校勘本来是校正书籍传抄刻板的错误的,所以,最初校勘的范围总不出文字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后来,校勘成为专门的学问,尤其是经过清朝乾嘉学派的努力,

浅议陈垣对校勘学的贡献

陈垣先生在学习实践中,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创立了近代意义的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学科。本文主要对陈垣在校勘学上的贡献作一简要梳理,使人们了解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领域的突出贡献。

评李埏校点本《滇云历年传》

李埏教授精心校点的[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以下简称《滇传》),历经数年辛劳,终于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推出问世了。这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治滇史的入门必读之书。 李埏教授校点《滇传》之念,萌发于半个多世纪之前。那时他还是一位少年中学生。夏光南先生是他的历史课教师。由于他对祖国历史情有独钟,更加上夏先生教育有方,循循善诱,启迪熏陶,遂对史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感情。他向夏先生请教怎样学习云南历史,夏先生指教说:先取倪蜕的《滇传》作入门津梁,细细阅读。他在阅读过程中。

校对是一门大学问

“校对是一门大学问”,大在哪里?有何为证?这是个需要多方论证的问题。 一、名人如是说,我辈意如何 我国自元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通儒校勘”的问题,认为只有“通儒”才堪当“校勘”大任。近代学者陈垣先生提出,“校是非”的理校法,“须通识者为之”。他认为,能够完全胜任校对任务的人,必须是通才,有大学问。 梁厚甫(美籍华人学者):“我向来佩服校对出身的报人。我每进报馆,先和校对点头,然后及于编辑,因为他们是‘文章司命’也。”把校对工作者看成是掌管文章寿天生死的文运星官。确认校对职责大。 郭沫若:“《青铜器时代》和《十批判书》都由我自己校了几遍,但终究不免仍有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