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篇《牡丹赋》与“甘露之变”

中唐时期,舒元舆和李德裕各自创作了一篇《牡丹赋》,然舒赋作年无考。笔者经过认真考察和分析,认为舒赋作于大和九年,早于李赋九年。舒、李二赋所流露出来的创作心态和所表达的主旨,皆与当时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有密切关系。

甘露之变新论

唐文宗起用李训、郑注 ,实际上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文宗认为他们同自己的太平理想契合 ,予以倚重 ,翦除宦官是实现理想的一个步骤。李训、郑注政变失败 ,昭义藩镇的介入抑制了宦官的势力 ,稳定了国家局势。李德裕党平定昭义叛乱 ,藉机陷害、打击李宗闵党 ,硬把李训、郑注和不知情的其他官员拉扯进去 ,因而否定李训翦除宦官的活动。

“甘露之变”与《喷玉泉幽魂》传奇

唐“甘露之变”后 ,李训等四位宰相冤死 ,还被诬为“逆贼” ,在宦官气焰嚣张、朝野噤若寒蝉的政治形势下 ,李玫创作了《喷玉泉幽魂》传奇 ,尊称四相为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丈夫” ,为之鸣冤叫屈 ,是一篇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作品。李玫与四相、卢仝的关系 ,前人亦有未谛之处 ,均予以发明。

甘露之变与白居易后期诗歌创作

甘露之变前后 ,白居易在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洛阳 ,诗酒流连 ,高吟闲适 ,以此逃避现实 ,淡化内心苦闷。解读他后期的闲适之作 ,对于了解晚唐士人心路的曲折变化历程 ,把握此时士风和诗风的演变轨迹 ,全面准确地评价白居易的创作成就 ,都有重要意义。

晚唐小说与政治——从《杜阳杂编》等看“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

“从古未有”的“甘露之变”,不可能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反映。文章以唐小说集《杜阳杂编》、《松窗杂录》、《阙史》为例,考论其对“甘露之变”后文宗受制于宦官的处境和心态,以至郁郁而殁的描述,具有证史、补史的意义。

唐文宗与“甘露之变”的关系问题再探

唐文宗在甘露之变前确实与李训、郑注等人一起策划过铲除宦官的举动,但彼此的立场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唐文宗只想消除个别专权跋扈的宦官对皇权所构成的威胁,而李训、郑注等人却希望通过铲除绝大部分宦官权贵,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势,因此双方的政治利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唐文宗并非甘露之变的幕后主谋。

《牡丹赋》与“甘露之变”——李德裕、舒元舆《牡丹赋》新论

中唐著名政治人物李德裕和舒元舆曾分别创作过一篇《牡丹赋》,两篇赋的创作时间基本相同,大约在唐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爆发之前的大和八年或九年暮春,并且这两篇《牡丹赋》很可能带有同题共赋的性质。不仅如此,这两篇《牡丹赋》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德裕、舒元舆"甘露之变"前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状态。其中,舒元舆曾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的行动,事败罹祸。他的《牡丹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自己得遇明主、骤然显贵的志得意满,流露出其在"甘露之变"爆发前踌躇满志的心态。李德裕因与李训等人政见不合而在大和八年末离朝外任,他的《牡丹赋》除流露出对朝政的隐忧和对个人升沉荣辱的感慨,似乎还包含对于李训、郑注等朝中妄倖之辈的冷眼和暗讽。"甘露之变"中罹难朝臣的命运,竟被其《牡丹赋》不幸而言中。

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及其经验模式的形成

甘露之变是关乎中晚唐政治格局之演变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当时士人心态造成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与白居易等人的危时避祸、明哲保身的诗作相比,李商隐的有关诗作就显得比较特别。文章对李商隐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知识学背景进行考察,以《有感二首》为依据,通过对其意义标志的分析,探寻李商隐直斥宦官的潜在精神取向,并从经验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从《有感二首》到无题诗的嬗变。

甘露之变研究

唐文宗太和九年，以李训为首的部分朝廷官员假借天降甘露之名谋划诛杀宦官，事情败露，被宦官发觉。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挟持唐文宗之后开始引神策军大杀朝官。李训和郑注均先后被杀，政变失败。唐文宗形同傀儡，宦官更加飞扬跋扈。唐文宗与李训、郑注之前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

李商隐政治诗中的“甘露之变”

李商隐的政治诗是他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真实地反映了晚唐重大 政治事件“甘露之变”,这些诗作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关心国事、耿介不阿的李商隐。

“甘露之变”发微

除掉王守澄等人之后,唐文宗的目的并未达到,他参与了“甘露之变”,然而并没有全部诛灭宦官的意图。李训与郑注在去宦取得一定成绩后,二人的矛盾日益加大,为了争取主动,郑注要求出镇风翔,并制定了浐水之行汁划;而李训为了抢占先功,则提前将自己的甘露计划付诸实践。“甘露之变”失败后,文宗未被废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薛季棱、刘弘逸等宦官的重用。

金吾卫军与甘露之变

唐中期后,金吾卫军是南衙控制的最重要的宫禁力量,因而被李训集团用来参与宫变。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吾卫军行动的失败,而这又系于将领的无能和胆怯。虽然李训集团对宦官控制的神策军有所防范,但金吾卫军与之相比,实力相差悬殊,故李训集团不得不铤而走险利用伏兵形式消灭宦官。从宏观角度来看,甘露之变是一场南衙士大夫利用宫中金吾卫军,重新夺回禁军控制权的宫变。

卢仝不死于“甘露之变”辨——兼考卢仝生卒年

卢仝是中唐一位以诗风险怪著称的诗人，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的重要成员。卢仝死子“甘露之变”一说，不见于唐史，亦不见于卢仝同时代人及晚唐、五代人的诗文，直至入宋以后，始有记载。而影响最大的，当推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卢仝传》中的一段文字：

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

唐代后期的宦官之祸在我国封建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比较汉、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时曾正确地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浅谈“甘露之变”的几个问题

"甘露之变"是唐中期政坛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发布了《诛王涯等德音》诏书,《资治通鉴》记载其发布在戊辰日是正确的;甘露之变的主要参与者李训与郑注有很深的矛盾,其关键不是二人在诛杀宦官上意见不合而在权力之争;甘露之谋事关重大,绝非仓猝举事,从开始谋划到具体实施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

“甘露之变”性质的探析

“甘露之变”是发生在唐代文宗朝的除宦事件。一般认为是一次南衙北司之争,观点几乎一致而没有异辞。本文拟对这次事件的性质作一分析,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廓清。一文宗虽在表面上没有直接参与“甘露之变”,但考察“甘露之变”却不能不从文宗除宦开始,从文宗即位前后的历史背景入手。据《通鉴》载,文宗李昂于826年12月即位,840年正月病卒,在位凡十三年,卒年三十三岁,因此,文宗即位时是二十一岁。以文宗这样的年令。

从中枢体制视角再反思唐代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是唐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权力斗争如南衙北司之争等角度分析,成果不少,却不够深入。这场政变与唐后期中枢体制的演变有密切关系,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或多或少受到文宗朝政治制度的规限约束,反映出当时中枢体制内部固有的权责矛盾以及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角色冲突,是中晚唐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体现。

“甘露事变”再评价

历史是公正的,但对史实的记叙和评论未必都是公正的,有的甚至是颠倒的。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的“甘露事变”就属这种情况。安史之乱后的恶果,除去地方的藩镇割据,在中央政府方面,则是宦官专政。唐文宗为了排除宦官势力,任用李训做宰相,郑注出为凤翔节度使。开始,李、郑二人利用宦官内部矛盾,诛杀了韦元素、王守澄等几大宦官。后来李训急于建功,指使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大厅后面石榴树降有甘露,想引诱宦官到那里,围而杀之。被宦官仇士良识破,劫夺唐文宗,派神策军大杀李训、韩约、郑注等朝官,此事史称“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关联史事探究

甘露之变历来为人关注,但对宦官报复和文官集团、皇帝之回应等相关问题,学界尚乏重视。李训政变失败后,仇士良对广大官员进行报复,并逼迫文官首领、宰相王涯认罪,又通过军礼仪式将此次平叛上升为国家意志。皇帝和文官集团被迫予以承认,进行了系列“反思”举措。另一方面,文官建议恢复起居注制度,也对宦官报复引起的骚乱进行了及时的制止与补救,并且全活“罪臣”亲属、门人数十家,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后来唐廷对李训政变进行了平反,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不予平反到仅平反王涯、贾餗等未实际参与政变之人,再到全部平反的历程。

“甘露之变”是怎么回事

问:在唐代历史上,有一次很有名的事变,史称'甘露之变',请详细讲一讲'甘露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西安丁小秦答:'甘露之变'是唐文宗为剪除北司宦官,密令南衙朝官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