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司法定性的路径

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在于明确具体构成要件的标准。对“伪劣产品”的认定,立场不同可能导致结论迥异,进而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产生定性差异。因此,明确“伪劣产品”的标准,是准确理解与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键所在。刑法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认定为,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较大的行为。此处的“产品”应指经过生产加工并用于销售的产品。无论是工业产品、农业产品还是生活产品,也无论产品是否有害,只要符合上述情形,均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畴。然而,要判断某一产品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还需结合以下几点进行综合考量。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刑法第 1 40、1 46和 1 49条中的“产品”一词应改为“商品”,且将第 1 40和 1 49条的罪名确定为“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某些建设工程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围 ,但却由此需要在刑法第 1 3 7条和第 1 40条的法定刑之间进行平衡 ,应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如果只是单纯地假冒 ,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根据不同情况 ,或者只给予行政制裁 ,或者按假冒注册商标罪等犯罪论处。同时该罪的未遂形态、销售金额以及相关条文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有深入分析的必要。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我国刑法第140条、146条和149条中的“产品”一词应改为“商品”,第140条和149条的罪名应确定为“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某些建设工程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围,但需要在刑法第137条和第140条的法定刑之间进行平衡,即应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如果只是单纯地假冒,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只给予行政制裁,或者按假冒注册商标罪等犯罪论处。此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涉及到未遂形态、销售金额以及与相关条文的关系等问题。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我国刑法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类罪中的一个具体罪名 。

谈商标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区别处理

目前在经济活动中,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种类繁多,除了有关法律的列举外,还包括“逆向”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此外,刑法针对各种严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制定了不同的罪名,但这些罪名分别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间存在着竞合、牵连关系,刑事司法实务中有时容易出现罪名选择上的失误,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几个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该罪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而且还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财产权利以致身体健康及生命权利;不仅使被假冒产品的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严重损害了产品信誉;对于逐渐呈上升势头的销往海外的假冒伪劣产品,还严重损害了国家的贸易信誉.为此,《刑法》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纳入刑罚惩罚的范畴,以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争议问题探讨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的销售金额、犯罪主观方面以及该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竞合等问题,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结合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比较,相应提出了笔者自己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法本意之争及解读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否属于选择性罪名、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的问题在学界长期争论。无论是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难以与立法或司法解释相吻合。本罪既非选择性罪名,亦非单一性罪,而是复合行为型罪名,即本罪实行行为由生产行为和销售行为有机组成,两者是手段与目的关系。单纯的生产或购买伪劣产品行为只能成立未完成形态,只有将伪劣产品予以销售的,才能成立犯罪既遂。货值金额与销售金额并存的,应采取吸收原则和"单向折算"合计涉案总额的方法处理。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认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销售金额认定的混乱。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法益保护、罪刑均衡和刑法体系融贯角度看,销售金额是本罪的成立条件。应得的销售金额是指与消费者订立销售合同后的债权请求权,不以交付为必要,不包括试用买卖合同买方意向悬置或不买时的情形。销售金额未达5万元不构成本罪,不存在未遂;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按照销售金额所处量刑档次定罪量刑。销售金额能确定实际销售金额的按实际销售金额;不能确定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零售价确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探讨

刑法第140条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学者间对本罪罪名到底应当表述为何者科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要有"生产、销售一般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一般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等五种不同观点。这五种观点都存有缺陷,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分解为"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更为科学,可以严厉打击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行为。

论“具体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存废——兼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修正

"具体数额"在刑法设立之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因其形式上的公平模样,尤其是在经济性犯罪中备受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数额"却在当今司法格局中遭受非难:刑罚量的有限与数额无限之间的不对等、低量刑幅度的较少适用而沦为"僵尸条款";数额以外的定罪量刑情节无法"大展拳脚";价值的变动与数字的僵硬在实际危害程度的表达上失衡。构建"数额加情节"的复合判断标准是数额犯立法实践的已然选择与今后发展的必然方向。

非法经营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界分--以非法生产销售“白皮烟”为例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白皮烟”的认定标准和法理解释还不够清晰与规范,导致在法律适用时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断出现分歧。可以从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益归属、主观故意、犯罪数额和罪数判断进行区分,厘清刑法中两罪的罪质,明确两罪刑法界分模糊的根源,结合两罪客观行为的类型合理划定两罪的刑法边界。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几个问题

假冒伪劣商品在我国泛滥成灾,已成人人皆知之事实。何以不能制止,原因很多。对于法律理解与执行的混乱和差异,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生产。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的司法认定--以杨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为切入点的展开

根据“刑事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行政犯违法判断模式,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的认定标准应当符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对于“伪劣产品”应当进行实质解释,一方面,“伪劣产品”应当违背《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质量的实质要求;另一方面,“伪劣产品”需要具备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属性。行为人生产、销售质量合格的产品的行为可能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而不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区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他人的知识产权。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学理研究

鉴于日趋严重的各种制售伪劣产品犯罪的态势,重视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学理研究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明确性。因此,在强调用刑法手段打击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的执法意识、执法观念的同时,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对立法进一步予以完善,便于立法机关在合适的时机及时立法,以弥补法律在此方面的不足。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法不严密性

作为关乎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法律,刑法不仅要满足稳定性,同时也要具有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所谓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指的是刑事立法必须综合考虑其他领域的基本原理,做到没有疏漏,使公平的精神渗透到立法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规定上没有准确区分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犯罪人危害程度的大小,从而使本罪缺乏严密性。

审判视角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量刑立法评析

我国《刑法》第140条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关于量刑尺度的"销售金额"规定灵活性不足,短板已经凸显,有违罪责性相适应原则和忽视了伪劣产品内涵不断演变客观事实。将生产、销售的行为系统分解,对伪劣产品进行准确的定义,有利于更为科学及严厉打击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行为。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司法适用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历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罪名,本文根据相关法院判例,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如何界定销售金额、此罪与彼罪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相关争议问题进行简单的学理分析。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冒充”行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法规,故意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行为。该罪的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对该罪客观方面的"冒充"行为如何界定没有达成一致,这种局面不利于有效的打击该类犯罪,有必要予以澄清。从"冒充"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进行理解,明确了冒充行为的性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