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和“第三种人”“文艺自由”话语的生成与转换

“第三种人”最初将“文艺自由”放在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对立逻辑中展开。周扬和胡风稍后将文艺的阶级性和真实性联系起来,提出“主题积极性”命题,以艺术真实论拆解“文艺自由”理论根基。“第三种人”则更新己方观点,他们反对限制题材,认为只有“文艺自由”才能保证艺术真实。周扬和胡风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挪用到文艺领域,深化了对“文艺自由”的哲学理解,但具体论述并不一致,且对“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是他们论争过程中发生矛盾及引起典型论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时代和理论局限,双方没能有效回应一些质疑,但关于“文艺自由”的理论对话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

“第三种人”与鲁迅的“同路人”论

“第三种人”与鲁迅存在历史与理论上的一些“交集”,他们都曾自认为或者被认为是“同路人”。“第三种人”论争时期鲁迅的“同路人”论述是对“第三种人”转向言论的回应。鲁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指向“同路人”情感维度的“拥抱力”概念。“同路人”无法“限定”鲁迅,他更多地是运用这一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来思考和解决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问题。

从“自由人”到“第三种人”——胡秋原的“文化斗争论争”重探

胡秋原紧扣时代命题所提出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论,因涉及当时文化革命之目标、任务与主体的领导权而触动了“左联”的敏感神经,从而揭开了“文艺自由”论争的序幕。此后,胡秋原将之扩充为“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争”,进一步使得“文化斗争”命题成为这场论争的核心。故本文提出打破“文艺自由”所结构出来的论争叙事,改采“文化斗争论争”命名并循此理解这场论争的新视点,指出胡秋原在论辩中,如何多次通过对自我指称的重新表述,回应来自论敌的指责以及时局变化的要求。从“自由人”到“第三种人”的自我指称背后,不是简单的词汇变化,而是牵连着他因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责任感而生发的需求,也呈现出他对“主体如何介入现实”问题的积极思考。

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基本态度,对其中蕴含的鲁迅的深层意识及其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争过程中,鲁迅《论"第三种人"》等措词比较温和的文章,既与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等采取"同一步调",又对"第三种人"的"中立"深表怀疑——后者作为"弦外之音"蕴含着鲁迅对"阶级革命"问题的建立在双向否定的体验中的独特理解:他既坚决反对以共同人性来掩盖阶级对立和政治屠杀的严酷现实,又无法容忍"革命文学家"在虚拟的阶级斗争中采取恐怖主义;既坚决反对"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值逻辑,又无法容忍将一切是非相对化的中庸主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意味着他在这"双向否定"的"失语"的苦苦挣扎中,对一个人在严酷现实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道德思考和行为选择,这一思考和选择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的底层立场。

左翼对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误读

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左翼作家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存在着本文误读与过度诠释倾向。他们“误读”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作者意图”,把本是“同路人”的“自由人”、“第三种人”错误地当作敌人加以批判。这极有可能是一种集体性的、刻意的本文“误读”,以便唤起左翼作家的集体战斗意识。

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在不同时代曾分别被认为是文化上的"敌我斗争"或在"极左"影响下排斥"同路人"、压制"文艺自由"的事件,而鲁迅在其中从未敌视过"第三种人"。但考察历史会发现,这两种观点皆来自持论者各自的意识形态,而非历史本身。事实上,这场争论很多是在隐含话语层面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既有"极左"思维影响下的视友为敌,也有明智情境下的政治策略,更有基于伦理学的批评,乃至"穷追不舍"。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所有这一切夹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至今也难以公论的历史事件。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第三种人”论争与“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从“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问题谈起

近年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如何认识"左联"历史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仍然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关于"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往多是看作"左联"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典型表现。本文从历史梳理中发现,其实问题要比通常的认识复杂,"左联"一方面对"第三种人"有尖锐批评,另一方面也因应"第三种人"理论而作出了一些调整,这种调整事实上为"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做了准备。文章认为"左联"的组织理论有过从"同路人"转向"统一战线"的趋向,而"第三种人"论争就在其中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学的方向与倾向——左联时期鲁迅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对"第三种人"的定义以及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准确地说,"第三种人"定义的范围应是:(1)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2)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鲁迅与左翼坚定地立足于文学的政治、阶级立场不同,他和"自由人"、"第三种人"更倾向于认同政治、阶级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必与政治、阶级相关联。在必得选择文学的倾向和方向的年代,左联时期的鲁迅仍坚持把文学中的阶级等因素看作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因素,而不是政治、阶级立场问题。"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内在矛盾即在于其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不一致产生的内在冲突,鲁迅同样也面临着此种矛盾。他们的文艺观的理论窘境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对立、冲突,而是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政治与文学分开的历史现实使中国现代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思想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文学自由的理解。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经济发展中的“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是俄国实行地方自治改革的结果。“第三种人”具有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民主化等主要特征 ,由于它适应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壮大 ;但在沙皇专制的社会条件下 ,1 9世纪下半期 ,“第三种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第三种人”与中左文人之辨——为施蛰存正名论之政治篇

在一般人眼中，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施蛰存似乎是不问政治回避政治的，其实不然。他一直关心政治，而且长期有明确的自觉的中左倾向。然而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近半个世纪，也是他的半生中，占据中国政治制高点的左派，却先后“授予”他污名化的“第三种人”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身份。在后来的施蛰存研究中，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他的现代主义小说以及他与鲁迅的论争上，而对他的政治方面浅尝辄止，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

《星火》杂志和“第三种人集团”的构想与现实

《星火》杂志是"第三种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份文学刊物。通过对《星火》杂志创办历史背景、办刊主旨、人员构成以及文学活动等的历史考察,笔者发现"第三种人"在"文艺自由"论争前后身份认同的转变,主导"第三种人集团"对左翼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诸多不满与批评的背后正是其"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逻辑,而以《星火》杂志为核心的文艺实践的失败恰如日本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所言,这和近代以来中国"中间派"的薄弱、思想的脆弱有关。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斗争中的“第三种人”

19世纪下半期,“第三种人”参与了俄国的社会斗争,并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日渐深化的过程。“第三种人”虽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自身队伍的发展以及接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便利,在社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实践也提升了“第三种人”对俄国前途发展的认识。

左联初期周扬文论的贡献与偏向——兼论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左联对意识形态—反映论文论的宣传与发展有贡献也有偏向,周扬作为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些贡献和偏向都负有相当的责任。从个人角度讲,周扬在左联初期的最大贡献是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其偏向则导致了"左倾关门主义"———这尤其表现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周扬的是非功过与他缺乏独立意志的个人性格有关,更与党内当时不断趋"左"的政治气候有关。

关于《现代》的“第三种人”论争及施蛰存的倾向性

苏汶(杜衡)在《现代》一卷三期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从而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第三种人"论争。因为施蛰存是《现代》杂志的编辑,所以施蛰存也被鲁迅和左翼作家称为"第三种人",虽然施蛰存说他在《现代》编辑这场论争的文章时,"始终缄默无言。"但我以为,施蛰存自始至终有他的倾向性。

评“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

以胡秋原、苏汶为代表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是 2 0世纪前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的文艺思想既异于现代评论派的自由文艺思想 ,又有别于林语堂、周作人自由文艺观。他们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 ,重心是艺术真实论 ,提倡文学的自由品格 ,主张艺术多样性 ,关注文学的高品位 ,其观点有合理性。即使有些主张存在偏颇 ,但这种偏颇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其价值不应简单否定。

阿特伍德早期小说中的受害认同与“第三种人”的出路

阿特伍德早期的三部小说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加拿大受害情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从受害动物及其他受害者身上找到了受害认同,进而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为了摆脱受害者的困境,女性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寻求"第三种人"的帮助。但是"第三种人"作为非施害者的男性,虽然有助于突破"施害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其实并未给小说中的女性受害者们提供真正的出路。阿特伍德将女性的受害性与整个加拿大在历史上被欧洲殖民、地理上被美国文化殖民的受害性有机结合起来。本文重在探索阿特伍德对于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的国家和个人如何摆脱"受害性"所提出的策略。

不该遗忘翁文灏所说的“第三种人”

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彼此几乎不相通,说话也彼此听不懂,不用说互相帮助。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有知识更能实行,能做工还能研究,这就是你们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