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行为治疗对强制医疗精神疾病患者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对于强制医疗精神疾病患者认知功能、社会功能的影响。方法便利选取2020年7—12月在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长期住院就诊48例强制医疗精神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分组,对照组24例采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研究组24例采取抗精神病药物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比分析两组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评分、韦氏记忆力量表(WMS-RC)评分、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评分。结果治疗前两组PANSS总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PANSS评分均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研究组PANSS总分(47.13±12.05)分优于对照组(49.05±11.4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85,P<0.05)。治疗前两组WMS-RC、PSP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WMS-RC、PSP评分均优于治疗前,且研究组WMS-RC、PSP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强制医疗精神疾病患者,采取认知行为治疗方案,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调节患者认知功能以及社会功能,临床价值较高。

精神病强制医疗中的法律父爱主义

法律父爱主义是政府对个人的"强制的爱",其实施原因是基于个人获取信息或者加工信息能力等方面的短缺,个人决定并不一定是其真实意志的结果,因此,作为"严父"的国家有对之进行干预而实现促进行为人的利益或者福祉的目的,这在精神病强制医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然而,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法律父爱主义也具有两面性,其也有严重影响精神病人自由的危险,因此,法律父爱主义背景下的精神病强制医疗应当有一定的边界,那就是精神病强制医疗应当能够促进被强制医疗者的利益及体现对精神病人人格尊严的保障。在此前提下,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行还必须符合司法控制原则及比例原则,这是法律父爱主义在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具体展现。

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程序解构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纳入了法制轨道。由刑事司法程序处理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医疗问题既遵循了国际通行做法,又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有助于实现公正、安全、人道和效率多元价值的平衡。虽然立法机关选择了渐进式的实践探索路径,但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粗线条式的程序设计,应围绕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的主线,在启动程序、临时安置、审理程序、执行程序和检察监督等问题上作进一步细化以完善现有的条文规定。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研究

强制医疗是对缺乏自知能力的精神病人采取的治疗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权和社会安全及治安秩序。由于我国缺乏相关立法,从而导致强制医疗处于无法可依、实施混乱的状况。在分析强制医疗的内涵、性质的基础上,就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实施条件、程序及其法律救济进行系统阐述。

强制治疗暴力精神病62例分析及护理

目的：通过对重庆市公安局送到该院进行强制治疗的暴力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分析，提高病房安全（管理）护理水平。方法收集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由重庆市公安局送来该院进行强制治疗的62例暴力精神病患者的病历资料，采集所需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结果暴力患者男性远多于女性（53∶9）；25~45岁青壮年所占比例最高，达75.8%（47/62）；文化程度低，无配偶比例高达69.4%（43/62）；农村居住者占59.7%（37/62），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者最多，达77.4%（48/62）；在行使暴力行为时多用刀、棍棒，且伤人致死高达26人，患者住院时间长。结论暴力精神病患者虽然严重危害社会，但还是应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治疗和护理，以利于其回归社会，并为其提供完善的救助和监管机制，以预防和减少暴力行为的再次发生，减少社会安全隐患，增强社会稳定性。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行瓶颈与应对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已经适用一年多,各地司法实践中涌现各种案例。由于该程序的法律规范笼统,在运行中凸显局促。有必要对强制医疗程序作进一步的具体规范,以破解运行瓶颈。

对精神病人民事强制住院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目前在我国,对于已做出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必要时可以根据刑法予以强制医疗,但是对于在精神病人不愿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强制其住院,则缺少相应明确的法律规范。这导致了在实践中,很多精神病人因自杀、自残等种种非犯罪因素被亲属强行送进医院的行为无法准确定性,由此引起的医疗纠纷和诉讼也日益增多。若对精神病人民事强制住院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强制行为适用要件进行解构分析,并探讨与精神病人民事强制住院行为相关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和监护问题,将对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病人民事强制住院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相关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主体、程序的启动、审理、期限、救济和监督等方面均进行了较细致规定,但在制度设计及具体实施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欠完善的地方,如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范围过小、"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认定困难、强制医疗的执行场所不足、强制医疗申请的审查与质询指向模糊、强制期内的诊断评估缺位等,希望能引起相关方的注意与重视。

论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是现代法治社会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一项必要措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别程序,一方面体现了对精神病人人权的保障,另一方面降低了精神病人对其他公民再伤害的可能性,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和谐安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略显粗陋,操作性不强。因此,亟需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

青岛地区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临床特征的性别差异

目的探讨青岛地区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临床特征的性别差异。方法对79例男性和70女性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一般资料进行统计,使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评估病情,使用修改版外显行为攻击量表(MOAS)评估病人攻击行为,使用功能大体评价量表(GAF)评估病人社会功能。结果女性平均年龄显著大于男性(t=4.08,P<0.05),男性单身和无业比例显著高于女性(χ2=10.78、6.33;P<0.05),女性独居比例显著高于男性(χ2=24.40,P<0.05)。女性BPRS评分显著高于男性(t=2.02,P<0.05),男性GAF评分显著高于女性(t=2.04,P<0.05)。男性出现攻击行为的比例低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74,P<0.05)。男性言语攻击、对财产攻击和自身攻击的MOAS评分显著高于女性(t=2.15~5.07,P<0.05),在相对较严重的攻击行为(MOAS评分≥8分)方面,男性MOAS评分显著高于女性(t=2.48,P<0.05)。女性病人强制服药比例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9,P<0.05),男性病人强制约束比例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0,P<0.05)。结论女性非自愿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年龄较大,精神症状较重,且社会功能较差;男性病人单身和无业者较多,攻击行为较少,但威胁更大。

住院精神病患者临床标本常见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目的】监测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临床标本常见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方法】使用常规方法和仪器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结果】临床分离的467株细菌中，革兰阴性菌占69．6％。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居前5位。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红霉素的耐药率高达97．3％、84．3％。【结论】细菌耐药是当前临床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问题，做好临床细菌耐药监测、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避免“被精神病”的法律规制

分析了我国"被精神病"现象频发的原因,介绍了域外预防"被精神病"的法律规制,并就我国避免"被精神病"的法律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危机与变革:权利保障视角下的“被精神病”现象分析

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不完善,导致"被精神病"现象频频出现,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本文分析了我国"被精神病"现象的原因,参考国外精神病强制医疗方案,提出了完善精神病强制医疗分立法构想。

精神病学

0203096 精神病学和技术的进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Sartorius N∥Lancet.-2000,356(9247).-2090～2092 医科图0203097 据报道爱尔兰精神病人强制住院率高得多/Birchard K∥Lancet.-2000,356(9247).-2076 医科图0203098 美洲土著医生可编入主流医疗护理的传统中/Lamberg L∥JAMA.-2000,284(11).-1370

从罪质到行为:敲诈勒索罪行为方式的再解释

通说理论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特征是对他人进行威胁、胁迫,使他人产生心理畏惧,进而交付财物的行为,从而构建了以"心理畏惧"为核心的敲诈勒索逻辑体系。然而,敲诈勒索罪的违法性是对他人进行精神强制使受害人非自愿性地交付财产,心理畏惧并不足以表示精神强制的全部内容,传统观点在确定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方式上具有内在缺陷。因此,应当重新解释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方式,以要挟取代威胁、胁迫或者恐吓,做到罪质和行为方式的统一协调。

侦讯逼供论

逼供是证据形成的巨大威胁,使嫌疑人不得不招供。现代法治重视口供的自愿性。侦讯需区分刑讯和逼供。逼供是不可避免的法律行为,不能用理想标准衡量,而需用"非任意性自白排除"等规则去限制。这些规则是调和法律矛盾的产物,有助于口供自愿性的认定。侦讯附带的心理"痛苦",不等于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关键在把握自愿之度。侦讯心理逼供之技术,需研究犯罪心理痕迹的激活、催眠暗示等。其心理唤起,会形成逼供情境。逼供行为的合理性,需辨别"精神逼供"中的"精神刑讯"。排除"精神刑讯",除了法律规则,还需智谋运作。侦讯智谋,需借势而为,以势逼之,以险胜之。

论胁从犯中“胁迫”之认定

“胁迫”对于胁从犯的成立具有关键意义。在实践中,认定胁从犯中“胁迫”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从外部威胁行为出发,由外及内,判断行为人是否受到精神强制。为判断精神强制的成立,可以考量威胁程度与可能性、威胁者和受迫者的个人状况、威胁行为作出的客观背景、被迫者实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

精神病强制医疗与人权保障的冲突与平衡

精神病强制医疗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及隐私权等之间存在紧张的冲突关系。我国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关于精神病强制医疗的立法经验,对精神病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权利保障及救济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制,冀以实现精神病强制医疗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我国刑法中“胁迫”的比较分析

“胁迫”一词在刑法中出现频率较高，在不用的条文中有不同的含义。通过纵向比较分析，把“胁迫”主要放在两种情形下进行理解——在总则胁从犯中和分则具体罪名中。准确把握“胁迫”的含义，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用法律条文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