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商标恶意维权的反赔制度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

商标恶意维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反赔是规制该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商标法》第五次修订草案新增恶意诉讼反赔条款,但其规定过于简单。反赔请求的前提应由商标恶意诉讼扩张至商标恶意维权。“恶意”的认定应以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强调同时具备认识因素和目的因素,并结合具体个案中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反赔请求的实现方式包括反诉、另行起诉和在确认不侵权之诉中提出三种路径。反赔责任范围中的商誉损害可通过无形资产评估的方式确定,合理开支应包含制止商标恶意维权所支出的必要律师费。需提高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率以化解反赔请求人举证难、判赔低的问题,减少法定赔偿标准的适用率并肯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打击商标恶意维权行为中的积极意义。

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琛航岛事件”与中国的西沙维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南越政权多次侵入西沙群岛,企图扩大控制范围,1959年进一步制造了“琛航岛事件”。该事件标志着西沙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南越政权除舆论造势外,更利用武力方式挑衅中国主权。中国政府首先采取政治、外交等手段进行维权,迫使其释放中国渔民,随后通过政权建设、军事巡逻、资源开发等综合性手段巩固宣德群岛的阵地,为后来解放永乐群岛、进入南沙群岛奠定了基础。虽然台湾地区当局密切关注西沙局势,与南越政权进行交涉,但是受到与内地政治、军事对立的影响而采取了妥协立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南越政权未予任何支持,且对争端持不介入立场。

“反催收联盟”非法代理金融消费者维权行为分析及对策建议

近几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以非正常手段帮助债务人恶意躲避债务、延期还款、修复征信,并从中收取高额服务费和咨询费以牟利的组织,即“反催收联盟”。他们不仅滥用投诉、举报、监管等权利,而且加剧了债务人的债务负担,侵害了债务人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本文通过对“反催收联盟”非法代理维权行为分析和实践中存在的困难,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实践探究当下破解黑灰产的应对路径。

收好这些网购纠纷维权攻略

现实中,一些看似非典型的网购纠纷往往让人陷入无所适从的维权困局。事实上,《民法典》对这些事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均作出了保护性规定。以下这些维权攻略,可让消费者有效应对网购纠纷。

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构建

[研究目的]大国博弈背景下,南海疆维权关乎国家安全、区域和平与亚太经济发展。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的构建是南海维权证据链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链系统的迫切需求。[研究方法]首先,从本体模型构建和本体属性标记两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其次,从文本型和图片型两种模态出发,对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要素进行了界定;接着,融合属性层、逻辑层和证明层关系,构建了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最后,基于提出的本体模型对《开罗宣言》实现了语义结构化表示。[研究结论]结果表明该文所提出的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能够较好地表示多模态证据的多维度语义与多层次关系,为多模态南海维权证据链的智能化构建奠定了基础。

东天山维权银铜多金属矿控矿因素及成因分析

维权银铜多金属矿床位于新疆东天山地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大型银铜多金属矿,大地构造划属觉罗塔格沟弧带中的雅满苏岛弧带。该矿床的地质特征、控矿因素、矿床成因长期存在争议。本次研究建立在多年野外地质勘查的基础上,对矿床的地质特征、控矿因素、矿床成因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银铜、铅锌矿体均分布于火山碎屑岩中,受地层控制的铅锌矿体被断裂构造控制的银铜矿体所切穿;铅锌矿成矿严格受地层层位控制,主要的蚀变类型为矽卡岩化,为接触交代成因类型,成矿时代为早石炭世晚期;银铜矿体形成于晚石炭世中晚期,矿体就位空间为断裂构造,矿体形态明显受断裂形态和性质所控制,有着明显的矿化边界,即断层面,认为其属岩浆期后远程中低温热液成因,成矿晚于铅锌成矿。

提升消费维权工作质效 构建放心消费共治格局

近年来,仙游县市场监管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心消费建设、12315能力建设等工作,多举措调解消费纠纷,全方位提升维权效率,推动全县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能、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建立维权组织为了更好地发挥消费维权组织作用,仙游县市场监管局消保股与仙游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合署办公,由13个辖区市场监管所处理消费者投诉和举报,切实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辨析——以限缩解释方法展开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后者,不应轻易界定为犯罪。为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辨析二者时应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将符合条件的维权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在法益层面,由于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维权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的实质财产损失,不具有财产方面的法益侵害性。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标准,不论是法定权利还是自然权利抑或道德权利,都能够成为合理的权利来源。在主观目的层面,充分的维权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出于故意侵犯他人财产的恶意时,才能认定其目的上的非法性。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额索赔只是行为人进行谈判的手段,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客观行为层面,过度维权也可能采取胁迫手段,虽然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满足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边界研究

由于实务中案件情况复杂,加之法律本身固有的滞后性,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存在着一条并不明晰的界限。为厘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边界,通过研究相关案例,分析实务中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从知假买假者的身份认定、维权依据、索赔数额和维权手段几个角度解构司法认定争议,尝试划清两者界限。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认定,应当在法益价值衡量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秩序现状、公众法治意识、维权成本与权利救济途径,谨慎入罪。

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体系的构建探究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之下,现阶段我国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体系功能较为单一,协调性较差,缺乏稳定性。本文针对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体系的构建展开讨论,分析了现阶段知识产权海外维权的现状和援助的必要性,为破解知识产权信息不对称、维权力量不足等困境,必须要完善相应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体系,从企业自身建设和外部支撑两方面针对维权困境与现实需求给出合理的改进意见,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共意与参与:维权行动展演的社会治理转向——基于仪式理论视角

维权行动是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变革的内生性产物,折射出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的诸多现实问题。仪式作为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巨大话语”,为透视维权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本文结合仪式象征符号、情感能量和阈限空间对维权行动进行理论诠释和现象解析。研究发现,在象征符号层面,维权行动呈现典型的感官冲突、弱者身份和标签化叙事等非规范化行为特征;在情感能量层面,参与主体借助网络空间塑造“我们”的共意空间,激发朴素的道德正义;在阈限空间层面,维权行动展演构建了释放结构性压力的“公共性”场域。同时,维权行动展演在构建积极的社会参与情感时,其非规范、极端化、高情感也蕴含着系统性社会风险。

著作权案件批量维权的理性规制

著作权案件批量维权是指以维权组织为主导的合法维权行为,以实现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创新为目的,但因耗用大量司法资源而引发社会对其合理性的质疑。基于对2019—2023年批量维权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案件类型的简单化、起诉主体的组织化、证据收集的公证化、法定赔偿适用的普遍化和原告胜诉的常态化是著作权案件批量维权的主要特征。著作权案件批量维权客观上产生了消极影响,存在过度挤压司法资源、诱发侵权案件货币化及破坏市场秩序的问题。传统价值选择难以为继、商业维权组织的法定资格模糊、既有程序规则未得到充分利用和非诉解纷机制配套乏力是其四大成因。针对著作权案件批量维权,应当基于其行为特点从民事诉讼制度改进和有效运行的视角采取体系化的应对策略,并汲取“枫桥经验”的精髓,以预防性司法理念为指导,以诉源治理为抓手。具体应当采用优化非诉解纷机制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提高诉讼程序的运行效率和强化外部监督三种手段以降低民事纠纷成案率,盯住组织类原告这一关键主体优化委托诉讼代理规则,注重示范诉讼的运用以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发挥法院维护公序良俗的职能以严格控制案件成本和经由类案同判对批量维权加以反向阻却。

公益维权律师的职业性与制度化——以典型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为视角

律师的职业化进程紧跟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在法律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下不断展开,转型社会的公益维权实践逐渐催生出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群体。公益维权律师积极介入社会利益纷争,推动公益维权,实现个体权利诉求的满足或群体利益目标的达成,进而指向政策优化乃至制度变革,具有显著的职业性。在公益维权实践中,通过将具体个案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外部化”操作,公益维权律师赋予具体个案以舆论影响力,将案件变成事件,在成功获得“维稳关注”之后,就应该再将事件变成案件、盘活制度资源,使公益维权个案“再法律化”,从而能够最终在制度化渠道之内得到妥善处理。把握公益维权事件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凸显公益维权实践的目标指向,扩展公益维权的制度变革效应,有利于增进公益维权律师的群体内聚与职业整合,最终实现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职业的制度化。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商业化维权本质探析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当下,随着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维权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商业化维权应运而生。商业化维权的商业属性以及网络环境下诉讼的特殊性,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商业化维权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商业化属性对于维权正当性的影响、如何确定管辖、构成要件和赔偿尺度等。本文将探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维权的概念、当前的司法现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并基于笔者的实践经验,提出处理意见及对策。

网络著作权诉讼的正当性缺失与修正——基于网络爬虫、商业化维权的视角分析

大数据时代来临,由网络爬虫技术的普及引起的商业化维权现象凸显,现有网络著作诉讼程序在解决网络著作权纠纷时产生了不公正的现象。由于网络爬虫的技术特性以及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著作权人为维护利益往往采用共同诉讼形式。然而鉴于共同诉讼侵权主体和侵权目的认定困难,再加上网络隐蔽性和电子证据收集和认定的复杂性,著作权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商业化维权,加剧了网络著作权诉讼正当性的缺失,其内在表现为著作权人维权理念的失衡、网络爬虫技术使用者的认知偏差和司法审判机制的失效,其成因涉及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和法哲学等多个方面。为修正网络著作权诉讼正当性的缺失,平衡著作权人权利保护与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应从遵循自由市场规律、改变诉讼效益途径和完善著作权诉讼制度三个维度入手,以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

媒体赋权与退场——一场“住进烂尾楼”的城市维权行动

在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资源的垄断性减弱,媒体越来越以第三方角色介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两者间的权力格局。中国社会维权行动中权力关系的动态变迁和第三方赋权机制,超出了传统静态的权力关系框架和交往权力理论解释范畴。在具体的社会行动情境中,各个行动主体的权力并非恒定不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媒体的介入之下有改变的可能;同时,媒体赋权有其条件和边界,舆论退场后,也存在作为“影子”对弱势者进行隐形赋权的可能性。

遭遇热射病侵害 劳动者维权有据

进入伏季,劳动者在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条件下作业,罹患热射病而导致伤亡的危险性明显增加。热射病除了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外,还可能引发工伤认定、劳务侵权等多种劳动争议纠纷。那么,因热射病产生的纠纷如何化解?劳动者通过哪些途径才能正确维权呢?

浅谈消费维权调查报道的采写技巧

消费是民生所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切实维护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各类消费问题的不断出现,记者通过调查报道揭露商家侵权和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过程,能够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同时传播普及消费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并推动其完善。采访是记者工作的基础和核心。不断提高采写技巧,是发挥消费维权调查报道作用,提升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当好职工“娘家人” 服务维权“加速度”

12351职工维权服务热线系各级工会沟通职工群众的重要渠道,辽宁省总工会以“全国连通、全总汇总、各省集中、分级主办”原则,按照“全国标准+各地特色”模式推进12351职工维权服务热线建设。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工会直通职工群众“连心桥”作用,辽宁省总工会、省数据局(省营商局)探索建立12345与12351联动共享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