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洗钱入刑后若干法律问题之应对

自洗钱犯罪入刑后,我国刑法对自洗钱犯罪行为的定性及刑罚方法发生了质的变化,继而给洗钱罪的法律适用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自洗钱行为犯罪已突破事后不可罚理论的壁垒,具备独立的法益侵害性。对于自洗钱犯罪的认定应当综合其构成要件、行为方式等因素进行分析,以厘清自洗钱与他洗钱的界限。其次,当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竞合时,应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实行数罪并罚;当其与传统赃物罪竞合时,在司法层面,应当把握行为人的掩饰、隐瞒方式、主观动机、侵犯的法益和相关法律规定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法规竞合。

自洗钱行为的入罪与适用问题探究

金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关系到国家整体安全局势。洗钱犯罪对金融危害性极强,但查处率低且法制并不完善。为了加大打击力度,立法者将自洗钱予以入罪。自洗钱行为危害了独立上游犯罪之外的法益,将其纳入洗钱罪的犯罪圈层之中具有法理基础。从刑法适用看,构成要件应当相应再塑以契合立法的变动。从量刑处罚看,需要区分自洗钱与传统赃物犯罪并分析自洗钱与上游犯罪数罪的成立与并罚问题。

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应数罪并罚

自洗钱入刑给洗钱罪的理解和适用带来了新的难题,其中就包括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罪数处断问题。从一重罪处罚说要么因不当划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界限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想象竞合犯,要么因忽视犯罪目的同一性和牵连关系两方面的要求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牵连犯。区分处理说不仅因割裂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体系而缺乏实质合理性,而且相关区分标准也模糊不清。缓刑适用率高低无法作为否定数罪并罚的理由。对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不仅符合修法意图、相关刑法原则以及司法经济性的要求,而且具有充分的规范、实践依据,还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接轨,具有合理性。

自洗钱行为的认定与罪数处断

洗钱罪的本质在于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披上“合法”的外衣,实现赃钱、黑钱的安全循环使用,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这同样也应当是我国洗钱罪认定的核心。对于上游犯罪本犯在上游犯罪的交易过程中,利用自己或第三人银行账户接收犯罪所得的行为,应审慎认定为自洗钱。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分使用行为需要根据行为的具体性质进行分析,只要实施了“漂白”行为,利用在此过程中造成的信息复杂和缺失阻碍了司法机关追查资金流向,就可以认定为洗钱行为。对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竞合适用问题,立足于自洗钱入罪的刑事立法目的和提升反洗钱的司法效果,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自洗钱行为入刑后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针对上游犯罪与洗钱罪的竞合问题,自洗钱行为具有独立的法益侵害性,应该坚持数罪并罚原则。针对共同犯罪问题,应该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根据上游犯罪行为人与洗钱行为人通谋时间与通谋内容进行具体分析。针对处罚平衡问题,在上游犯罪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洗钱行为也不应该构成犯罪,但如果是上游行为达到刑法规定的犯罪程度还没有定罪的情况,则下游行为可以构罪。针对自洗钱行为的量刑问题,应该把握上下游处罚平衡原则,对洗钱罪的处罚不应该超过对上游犯罪处罚的严重程度。

事后行为独立处罚视阈下的自洗钱罪数研究

作为事后行为,自洗钱已经具备独立处罚的条件,将其视为不可罚事后行为的传统观点有欠妥当。洗钱行为伴有明显的次生危险,本质上创设了新的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且该风险可以通过对洗钱发动刑罚权得以控制。对事后行为独立处罚是事后不可罚理论修正的表现。将自洗钱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具有正当性,但事后不可罚理论对自洗钱仍具有部分适用合理性。在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并罚时,应在洗钱罪内部从轻处罚,避免重复性评价,达到罪责刑平衡适用的效果。对于自洗钱的定罪处罚,应当在故意范畴、期待可能性以及共犯从属性等方面予以限制。

自洗钱入罪后相关司法适用问题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洗钱罪在突出保障金融管理秩序法益基础上,应明确带有掩饰、隐瞒赃款性质的非常规使用、消费行为以及使用他人资金账户收取、占有赃款行为可成立自洗钱犯罪。洗钱罪非目的犯,但“明知”依然是洗钱罪主观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自洗钱与上游犯罪行为通常应数罪并罚,但“使用他人资金账户”的自洗钱成立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事前有通谋”应对本犯、洗钱犯罪人均数罪并罚。

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法律适用的比较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自洗钱入罪以来我国洗钱犯罪案件的数量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反洗钱工作取得巨大成果。但洗钱罪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未改变洗钱罪入罪门槛高、取证难、判决难的困境。洗钱罪判决难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洗钱罪名体系混乱导致法律适用罪名失衡;二是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传统共犯认定标准“是否存在通谋”陷入困境;三是当洗钱罪与帮信罪、非法经营罪出现竞合的时候,存在帮信罪的扩大适用、非法经营罪的错位规制。对此,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洗钱罪的司法难题。一是构建立体化的洗钱罪名体系;二是重构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共犯的认定标准;三是对帮信罪、非法经营罪进行立法限缩与解释调整。

自洗钱行为入刑的理论冲击及司法应对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入刑,必将对一系列传统理论共识产生冲击。自洗钱行为入刑的实质根据在于其新的法益侵害,通过对“事后不可罚理论”的解析以及刑法理论自洽,自洗钱行为入刑有其合理性。基于准确打击洗钱犯罪、正确适用法律之思路,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适用需遵循以下司法路径: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当上游行为人仅有物理使用、转移的情况下不应认定洗钱犯罪;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之区别主要在于行为是否侵害金融秩序法益;在与他人成立共犯的情况下,依照洗钱阶段作用的不同和主观犯意的不同区别认定为他洗钱正犯或自洗钱共犯。

自洗钱入罪后的司法适用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入罪,是在国内顶层设计和国际外在压力下的刑事立法反应,也是改善我国反洗钱司法效果薄弱局面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此次修订改变了我国长期施行的“他洗钱”的单一模式,这相应地给洗钱罪的司法适用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特别表现在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竞合适用、主观认识、共犯认定等若干基本问题。为了提升打击洗钱罪的司法效果,并且结合刑事立法目的和刑法教义学理论,对于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竞合适用问题,应实行数罪并罚;对于洗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认识,需要划分为“自洗钱”与“他洗钱”两种类型来区别认定;同时,以洗钱行为人与上游犯罪本犯的通谋内容为标准,来解决共犯的认定问题。

自洗钱行为立法的争议、理论与实践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办函[2017]84号)中提出修改惩治洗钱犯罪相关规定,将上游犯罪本犯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但是否要对自洗钱进行立法一直是我国法律学术界的一个争议焦点。本文在整体视角下提出自洗钱行为的认识框架,对自洗钱行为的危害进行分析,构造了自洗钱和协助洗钱刑事立法的统一理论基础。本文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对我国现行洗钱罪相关规定进行全面审视和系统分析,提出自洗钱立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十一)》视域下自洗钱入罪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入罪,反映了国内顶层设计和司法实践的要求,也适应了FATF评估考核和国际刑事治理的需要。应当准确理解自洗钱行为入罪的现实背景以及具体法条内容的变化。在司法适用中处理好与传统赃物犯罪的关系、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对于共同犯罪、罪数问题、量刑均衡等问题都需要作统筹考量。

自洗钱入罪及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应对洗钱犯罪新的发展变化,依法全面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承担起国际反洗钱义务,进一步推进反洗钱与国际反恐怖活动、反腐败、打击毒品犯罪等跨境合作,《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具体行为方式进行了修改,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的范畴;同时通过修改洗钱行为具体表现、取消罚金刑的定额限制等,加大对洗钱罪的惩处力度,以遏制国内洗钱犯罪的高发态势。但与此同时,自洗钱入罪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一些挑战,对洗钱罪主观故意的认定、对共同犯罪的认定、与上游犯罪及其他相关犯罪的竞合以及司法裁量等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和适用困惑,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加以明确。同时,自洗钱入罪后我国反洗钱的相关工作和举措也有必要随之进行相应调整。

自洗钱行为入刑后的罪数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条款的修改,即将自洗钱行为纳入洗钱罪的规制范围。然而,自洗钱行为入刑在突破了相应的理论桎梏后,还存在着罪数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是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发生竞合后的罪数问题,需要分别讨论上下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否相同,若不同,则数罪并罚;若相同,则在考虑能否包容评价的情况下,从一重罪处断。其次是涉及自洗钱行为与传统的赃物犯罪的关系,需按照具体情形来考量其罪数形态。

法益保护视角下吸收犯的解构与回归——以自洗钱入罪为切入点

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行为人自洗钱的,由于侵害了不同法益或者多次侵害同一法益,因而不存在吸收关系,应数罪并罚。吸收犯在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不大;与牵连犯相互交织,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同时缺乏规范性、目的性思考。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等吸收关系类型都可以在犯罪论体系内得到消解。吸收关系可以回归于不法或责任层面。吸收犯之所以作为一罪处断,要么是存在不法评价的包含或者没有侵害新的法益,要么是某些行为对行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只要实质性、经验性地理解与运用犯罪构成,吸收犯的概念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毒品犯罪自洗钱之犯罪要素解构

毒品犯罪作为洗钱犯罪最常见的上游犯罪,上下游犯罪相生相伴。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修改,将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的规制从过去他洗钱的单一型主体完善为兼容自洗钱和他洗钱的二元型主体,为进一步切断上游犯罪的利益走向和输送渠道,同步惩治上下游犯罪,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法律依据。研究毒品犯罪自洗钱的主体和对象,探讨毒品犯罪自洗钱的主观要素,梳理毒品犯罪自洗钱的行为类型,借此肯定以严惩涉毒自洗钱行为反制上游毒品犯罪的立法初衷和积极作用。

积极推动落实“自洗钱”定罪 提升打击惩治洗钱犯罪工作质效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自洗钱"入罪的规定,有效解决了我国洗钱定罪范围过窄、打击洗钱犯罪力度不足的问题,在我国立法修正历史进程、提升反洗钱国际话语权过程中意义重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司法机关等部门应积极发挥各自职能,尽快推动落实"自洗钱"入罪、实现立法意图。

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共同犯罪的认定——以犯罪参与体系为切入

自洗钱入罪后,自洗钱者和他洗钱者都是洗钱罪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区别认定自洗钱者和他洗钱者,还是一体认定,适用单一正犯体系都面临困境;适用二元分离体系虽然在区别认定上也有不足,但在一体认定上却为洗钱罪共同犯罪的认定提供了解释方向。二元分离体系以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为核心,在二者区分已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的趋势下,防止实质化导致二者界限的模糊尤为关键。鉴于我国共同犯罪规定的实质化倾向,构成要件的实行情况与构成要件的实现作用有必要分离。其中,前者决定了正犯与共犯的形式区分,后者决定了主犯与从犯的实质划分。以此为认定立场,“协助”“明知”的删除,影响了洗钱罪正犯与共犯范围的同时,依不法、罪责的轻重去判断洗钱参与行为指向金融管理秩序受侵害的因果流程时也影响了主犯与从犯的划分。

论修法视角下“自洗钱”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明知”要件、行为方式、行为对象及罚金刑等要素进行了调整,进而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司法适用中须着重审视其修改部分,删除“明知”要件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刑法》第191条的主观罪过形式仍为故意。妥当处理条文间协调适用,明确界定《刑法》第191条与《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等传统赃物罪之间的竞合情形以及判断《刑法》第191条与其上游犯罪发生重合时的罪数形态,把握洗钱行为共犯成立的具体路径,厘析“自洗钱”行为人与上游犯罪本犯的共犯认定等问题,力求为洗钱罪的司法适用提供一定的理论进路。

共同犯罪形态下“自洗钱”行为的理论辨析与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规制范围,目前主要有以上游犯罪定罪、独立定罪和分别定罪的观点,本质分歧在于仅以上游犯罪定罪是否包含对“自洗钱”行为的司法评价。在共同犯罪形态下,“自洗钱”主体与上游犯罪正犯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在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中所起作用不同,可在不违背罪数理论的情况下,按实际罪责分类定罪:对主要或专门实施“自洗钱”的行为人作择一重罪处罚,对实施上游犯罪为主“自洗钱”为辅或参与程度相当的以上游犯罪定罪,将“自洗钱”作从重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