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自然人姓氏的选取)评注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是关于自然人姓氏选取的规定,旨在确定自然人姓氏选取的基本规则。本条共有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自然人姓氏选取原则与例外的一般规定,旨在在作为原则的父姓或者母姓与作为例外的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其他扶养人的姓氏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的姓氏之间形成适当的平衡,解决自然人姓氏选取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本条第二款是关于少数民族自然人姓氏选取的规定,属于本条第一款的例外规定。由于第二款是引致规范,所以适用该款应以该少数民族自然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中有关姓氏选取的基本规则为前提;第二款亦是赋权规范,少数民族自然人既可以选择依据本款引致的规则选取姓氏,亦可以选择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选取姓氏。另外,获得我国国籍的外国人的姓氏选取,可以类推适用本条第二款。

自然人犯罪案件刑事合规的理论证成及其适用限度

自然人犯罪案件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仅对自然人展开刑事追诉的案件。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仍然具有预防犯罪价值、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符合合作规制理论;刑事合规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干预具有正当性依据;对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减免亦符合刑事法原理,因而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能得到理论证成。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尚处于发展阶段,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范围被明显限缩,对自然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合规亦有其现实理由。但上述做法只在企业对自然人犯罪具有犯罪学意义上的影响力且同意合规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且合规的实施必须遵循比例原则,自然人刑事责任减免亦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限度。

自然人破产程序中的居住权问题审视与规范建议

居住权作为《民法典》中新出现的用益物权类型,现有相关配套规定尚不够具体和明晰,而且由于自身用益物权之特性,在破产程序中对债权的公平清偿和价值实现有一定影响。随着自然人破产制度的逐步推行,居住权与各类破产债权的冲突问题将更加凸显,妥善平衡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居住权人的利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明确居住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存在形式和冲突类型,明确债权人、债务人和居住权人的诉求,通过完善居住权主体、客体的相关规定,丰富居住权概念,将社会性居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区分规定,多方充分协商,灵活处理不同类型居住权,力求最终实现居住权基本生活保障功能与破产法公平清偿目标的平衡。

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的处理——基于单位犯罪主体性质的思考

对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的处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形式理性强调处罚合法性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坚守,实质理性则重视处罚合理性与法益保护原则的贯彻。争议焦点在于实施单位行为的单位成员能否绕过单位直接对单位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单位,单位成员是单位的组成部分。单位成员具有自然人属性和单位成员属性。当且仅当某自然人基于其单位成员属性为单位利益实施某行为时,该行为及其后果才可归于单位。对自然人属性与单位成员属性的区分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入手。当某人基于自然人属性利用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时,应当根据间接正犯理论直接追究其刑事责任,单位不承担刑事责任;当某人基于单位成员属性为单位利益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时,则不能追究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

高净值自然人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运用税收政策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因高净值自然人税源监控不到位、自然人征管模式与数字经济不相适应等原因,导致高净值自然人的税收流失较为严重。在制度层面明确高净值自然人划分的具体标准,设立专职机构对自然人纳税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税务机关主导的涉税信息平台,对存在避税动机的移民征收“弃籍税”等措施,提高对高净值自然人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促进收入和财富分配趋向公平。

当“绅士”遇到“自然人”——论卢梭对洛克教育目的的批判

洛克认为教育要培养具有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等品质的绅士。然而,在卢梭看来,绅士的本质为追求私利的“布尔乔亚”,绅士的教育容易加剧人的自我矛盾和分裂,他认为教育应培养热爱劳动、人格统一、真诚善良的自然人。卢梭对洛克教育目的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洛克与卢梭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洛克与卢梭的教育目的是各自政治理想的投射;卢梭窥见了洛克绅士教育潜藏的危险性。

自然人代开发票,开票方与受票方均需谨慎

今年以来,与自然人代开发票相关的税务案件偶有发生,涉案主体既有受票方企业,也有开票方自然人。对开票方而言,代开发票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款,否则将会面临偷税甚至逃税罪等风险;对接受自然人提供劳务、服务的受票方企业而言,能否取得代开的发票、取得的发票是否合法合规等问题会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

自然人婚姻专题数据资产化建设及应用实践

持续推动城市公共数据资产化建设,是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务服务数智化能力的重要手段。基于上海市实际落地经验,阐述自然人婚姻专题数据资产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及创新举措。依据国家及上海市公共数据、政务服务等方面要求,以自然人婚姻业务场景为需求驱动,通过数据模型构建、融合加工、质量稽核等手段构建自然人婚姻数据专题库,并配套数据规范,为自然人婚姻政务服务提供高效、精准的数据支撑。以自然人婚姻专题库的建设为例,总结公共数据资产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对未来的优化工作提出建议。

RCEP下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然人移动便利化路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专设《自然人临时移动》一章,列明了缔约方为促进从事货物贸易、提供服务或进行投资的自然人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所作的承诺,制定了缔约方批准此类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许可的规则,以提高人员流动政策的透明度。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海南自贸港”)自然人移动的开放程度和便利化水平,对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由于海南自贸港自身的原因以及同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海南自贸港在实现自然人移动便利化方面仍面临一些法律和政策瓶颈,文章基于此提出了若干路径优化建议。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下)

六、资源回收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后,能否变更增值税计税方法?答:资源回收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报废产品,在5号公告施行前已按有关规定选择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的,可以在2024年7月31日前改为选择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

自然人破产法的立法探讨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被学者称为“半部破产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人日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然而,这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对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而言,一部能够解脱其沉重债务负担的法律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亟须敢于冒险的创业者积极投身其中,以激发市场活力,更大限度地求发展。在此背景下,自然人破产法的确立尤为重要,它将为这些债务人及创业者提供坚实的法律后盾,解决其后顾之忧。鉴于自然人破产法在国际上已有多年成熟实践,且近年来中国司法领域在此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本文详细阐述了自然人破产法的立法必要性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可行性,旨在为未来的立法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自然人的意思自治与责任承担

脑机接口通过采集、分析和处理人类大脑中的电信号,能够将人类大脑的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指令,实现人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控制,在医学、教育、娱乐和军事等领域拥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当前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距离产业化大规模运用时期已经不远。脑机接口技术通过系统与人脑的直接交互来辅助、增强、改变人脑的意识活动,自然人的意思表示与意思形成将发生质的变化,而民法典对于自然人意思自治保护的边界仍停留在受外力作用而导致意思自由的几类情形。民法应当承认“由脑到机”的脑机接口技术通过机器形式对外表达的使用者的意思表示为有效;如果系统原因导致表达不准确,则意思表示仍然有效;但应当赋予表意人以撤销权。“由机到脑”的脑机接口技术对自然人的意思形成存在实质性的影响和干预,但同样应当作为自然人的意思表示来对待。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的责任主体是使用者而非人工智能或系统本身,应当由使用者承担违约责任、准合同责任及侵权责任。民法理论与规则对目前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的相关问题具有解释力与可适用性,但应当思考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一系列民法领域的新问题。

我国自然人破产宣告的标准研究

现阶段我国法律只对企业破产宣告标准作出了规定,关于全国性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国内相关条款尚付阙如。文章基于我国地方性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立法现状,揭示了复合型立法模式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均、“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逻辑矛盾及语义模糊、“停止支付”推定标准的明显缺失这三大现行地方性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立法缺陷,进一步界定自然人破产及其破产宣告标准的内涵,同时借鉴国外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相关立法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借鉴并解释复合型立法条文、划分“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界限、确立“停止支付”的推定破产标准这三条我国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构建路径,以期更好地适应信用、消费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保护各方利益。

对自然人内涵和外延的异议

自然人是指独立存活的人这一认识有失偏颇，它无法圆满解释我国现行法律提出的诸多问题。独立存活并不是自然人的唯一存在形态，自然人有四种存在形态，即：胎儿体自然人、独活体自然人、尸首体自然人和无形体自然人。传统的认为独立存活是自然人唯一存在形态的理论称之为自然人一形态论。笔者认为对自然人应持四形态论．

我国高收入高净值自然人涉税风险及防范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收入高净值自然人规模不断扩大,其收入多、资产分布广,涉税问题也比较复杂。分析我国高收入高净值自然人在股权转让、房地产转让和拍卖、高管薪酬发放、利用核定征收政策等方面面临大量涉税风险的实际情况,提出高收入高净值自然人应诚信纳税、密切关注税收政策变动并定期进行自查、重视个人纳税信用管理、积极应对税务稽查和反避税调查的对策建议,从而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涉税风险。

基于自然人信息的统一账户模型及统一认证体系研究

对电信运营商而言,三户模型是电信行业业务系统普遍使用的模型,号码作为一种业务标识,归属于三户模型,以号码为核心的业务运营模式是电信运营商的主要运营模式,在互联网环境下,此运营模式愈发封闭。文章提出一种基于自然人信息的统一账户模型并基于该模型研究一套统一认证体系,为运营商突破传统号码运营模式的局限性,并建立互联网环境下的生态合作运营模式提供有益尝试。

自然人群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与骨质疏松关系的横断面研究

目的基于扬州地区大型自然人群队列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与骨质疏松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健康促进中心收集的自然人群队列数据,应用双能X线吸收法(DXA)诊断骨质疏松,并根据诊断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骨质疏松组和非骨质疏松组,分析TyG指数与骨质疏松的关系。结果本研究纳入8173例研究对象,其中骨质疏松组789例(9.65%)、非骨质疏松组7384例(90.35%)。骨质疏松组和非骨质疏松组在性别、年龄、吸烟、饮酒、基础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脂肪肝)、体质量指数(BMI)、收缩压、舒张压、TyG指数和空腹血糖、肌酐、尿酸、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yG指数、性别、吸烟、BMI、收缩压、年龄、肌酐是骨质疏松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根据性别、年龄、吸烟、饮酒、合并基础疾病情况对研究对象进行亚组分析显示,TyG指数对女性、年龄≥60岁、年龄<60岁、无吸烟史、无饮酒史、不合并高血压病、合并糖尿病、不合并糖尿病、不合并脂肪肝亚组人群是否患有骨质疏松均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P<0.05)。结论TyG指数是骨质疏松的独立影响因素,可作为鉴别骨质疏松的客观且便捷的临床指标。

“互联网+”视域下自然人税收治理体系的路径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势力,并与税收管理相融合,推动自然人税收治理现代化。但现有自然人税收治理的相关研究大多从国家层面进行探讨,未具体着手于像重庆市这样的地方城市自然人税收治理体系研究。如何从地方层面挖掘大数据思维,深化“互联网+”在自然人税收治理体系中的应用,亟待深入研究和探讨。当前我国自然人税收治理面临税收制度明显滞后、税收征管效能不足和基层执行面临困境等挑战。要完成自然人税收治理数字化转型,应从观念、制度和技术三个维度进行革新与突破。“互联网+”视域下重庆市自然人税收治理的现实路径:重塑“数智”思维,完善“数制”建设,促进“数治”融合,助力自然人税收治理现代化持续发展。

税收征管信息化趋势下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

为解决税收征管信息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侵害自然人涉税信息权益的问题,对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具体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证税收征管信息化对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明确规定纳税人信息权、遵循兼顾限制征税权与保护纳税人信息权的总体思路两个方面提出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制度设计的前提。进而,从完善涉税信息收集制度、强化税务机关保密职责、健全税务机关责任追究制度三个方面提出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制度设计的内容。

论胎儿立法的自然人权益预先保护

法律只调整参与社会关系的主体,胎儿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胎儿具有发育成自然人的现实可能性,保护胎儿利益最终是为了保护胎儿出生后的自然人权益,因此胎儿立法保护只是自然人权益的一种预先保护机制。立法保护的胎儿利益最终由出生后的自然人取得,保护胎儿利益并不需要胎儿实际享有权利。不是所有的自然人权益都需要提前保护,胎儿纯获利性、需要预留的财产利益以及需要与母体分开单独保护的健康利益,应受法律保护。胎儿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胎儿父母不是胎儿的代理人,胎儿父母基于出生后自然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提前介入出生后自然人权益的实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