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三大信条及其批判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私有财产权问题上存有三大信条,即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保障、私有财产权是解决社会贫困的必然要求、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而事实上,私有财产权保障的是有产者的自由,有产者的自由是建立在无产者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现代社会贫困的根源恰恰在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严格保护私有财产权,既不可能消除社会贫困,也不可能给予穷人财产权,所以它在根本上是不正义的。人类正义发展的要求是用“国家善政”来限制私有财产权,并最终废除私有财产权。

罗马法复兴与近代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但也有古代渊源。古代罗马的法律观、人性观、政治观中都具有近代自由主义的元素,这些古老的思想通过罗马法的复兴运动重新回到了中世纪,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16—18世纪罗马法复兴的新浪潮更是直接促进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17世纪以来,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基于前述研究成果论述了自由主义的人性观、财产观与法治观,构建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回顾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罗马法的复兴既是自由主义连续发展的关键,也给予了自由主义新风格。它不仅是学术上的复古运动,同时也对西方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施密特与马克思的隐蔽对话:自由主义与政治神学——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神学嬗变的合法性逻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包含着两条批判路径:内在性批判与外在性批判。当代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发展由将阶级所形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转变为经济竞争,让内在性批判渐趋失效。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外在性批判的诉求中普遍转向了政治神学。后一趋向得益于施密特有关“政治性”概念的讨论。政治性概念意味着存在论上的敌友关系必须成为统御其他一切对立关系的主导性力量。施密特借此将马克思所构筑的二元对抗性结构视为仅仅囿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对抗,无法超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藩篱,因此无法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评价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到自由主义经济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面临的理论困境及其最终走向政治神学的合法性。

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

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都是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词,它们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经过了一个从理论上相互矛盾到实践中相互融合的变化过程。推动二者密切联系的原因既有解决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现实需要,又有推动金融垄断资本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转化的内在要求。当然,也离不开新的抵抗力量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反向促成。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原因,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网络自由主义的本质、危害及其对策

研究网络自由主义思潮,需要从本质、危害和化解三重维度加以把握。在本质维度上,网络自由主义是一种唯心的、先验的、带有鲜明价值导向的社会思潮;在危害维度上,网络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民族精神和公共秩序等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化解维度上,应从加强党的建设、强化舆论引导、培育网络文化和完善网络立法等方面入手建设网络良好生态。

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

对于新加坡来说,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原则,而且是一种隐藏在其政治体制下与政府所秉持的实用主义相耦合的治理模式。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促使新加坡教育追求效率,采用竞争性的教育分流制度。同时,精英主义下的教育分流制度也利用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使其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信任和遵循。新自由主义下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提高了教育效率、释放了个人的自由与能力,因此被认为能够最大化社会效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所有控制权抛给自由市场,则会导致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虽然新加坡一贯重视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强调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从近年来对分流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越来越重视分流制度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致力于将追求效率的精英教育与追求公平的包容性教育相结合,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

解读《新的灾难时代》:卡利尼科斯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多重批判

卡利尼科斯在其新著《新的灾难时代》(2023)中结合最新的灾难性事件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地缘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重危机,并提出了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民主计划策略,探讨了性别和种族领域里的解放主体资源。卡利尼科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延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同时拓展了新的批判维度。但是,卡利尼科斯的民主计划策略缺乏具体实践路径,他对反对和推翻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力量之间的关系也缺乏细致的分析,这是其理论局限性所在。

冷战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底色之一,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的重要选题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在冷战前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形塑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面貌--从强调平等、支持大政府的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旧译“新自由主义”)向强调自由、支持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译“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转换。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价值及现实启示——基于党的纪律视角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成功进驻陕北后,在变幻莫测的局势下,如何有效指导与管理全党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建设、根除党内自由主义倾向,对于引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1937年9月,毛泽东创作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深入剖析并驳斥了党内自由主义倾向,对强化党的纪律意识产生了显著影响。

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波兰尼与马克思——基于《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比较研究

在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与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性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为研究领域、理论旨趣的差异及面对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波兰尼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但针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对自由主义发展经济的动机及其后果、对自由主义有关个人自由绝对性的批判,他们的批判思想表现出在内容、立场、观点甚至方法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了波兰尼对马克思思想理论遗产的继承。波兰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未来社会自由的实现及其条件阐述,虽然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想象,但也明确显现了对现实的批判性立场。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论马克思的“自主活动”概念及其对自由主义自由观的超越

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具有批判性的解构维度,还具有超越性的建构维度,“自主活动”正是马克思表达其自由立场的基本哲学概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强制性之间始终存在着悖论:人的活动仅仅在一般的生理意义上以及在超越人的依赖关系的意义上具备自由属性,而一旦进入生产关系领域,它就将陷入非自由的强制状态。“自主活动”则意味着对这种悖论的超越:扬弃了疏离的异化劳动,实现劳动主体同劳动本身的和解;扬弃了狭隘的异化分工,实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还压缩了自然必然性统治下的物质劳动,为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开拓自由王国的空间。“自主活动”描绘了在完成社会关系的总体解放后,个人将更加彻底地发挥自由意志并开展自由生活。如果说,“自由人联合体”是一种“总体性”的承诺,那么“自主活动”就补齐了“个体性”的理论环节,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自由观的经典概念。从“自由人联合体”到“自主活动”的阐释路径,构成了马克思自由立场的具象化承诺,也有力地回应了自由主义阵营所谓马克思漠视个体自由的误读批评。

在“两个结合”中治理党内自由主义

一段时期以来,党内自由主义错误作风盛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被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被减弱,网络舆论乱象横生。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在治理党内自由主义层面就是一方面从制度和文化入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制力规范党内的政治纪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渗透力稳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素养,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推动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

生命权力与治理技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维度批判

现代政治思考的起点,不再是以某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为目标,而是以生命的保存和发展为目的。随着现代政治的渐次铺开,生命成为政治权力角逐的对象,一种关注生命的权力政治学就此诞生。保障整体人口安全是生命权力的最终目标。自由市场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的现实土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构成新自由主义批判的一体两面。若想展开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的全面批判,一方面要立足于政治经济学层面,批判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各种抽象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关注生命政治学层面,批判布控在生命权力链条上的个人身体和自由个体。

新自由主义对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信仰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心,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大学生肩负了重要的责任,他们是青年群体的骨干,他们的政治信念是否坚定,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高校要兼顾校内外资源,汇聚合力,牢抓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信仰教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应进一步加大对大学生的信仰教育力度,积极推动“大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大课堂”“大平台”“大师资”的作用,以更好地把握住思想教育工作的主动性,为正确培养和树立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作出贡献;建立健全高校网络综合管理系统,从而保证高校的网络安全。

《大庄家》:新自由主义的心理分析

迈克尔·里德帕斯以金融惊悚小说而著名。他的《大庄家》描绘了90年代后资本主义金融界的波谲云诡和 复杂的人性。本文从精神分析法视角,通过分析主要人物尼克、里卡多的决策过程和心理变化,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如何 深刻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行为及其在职场的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展现了新自由主义如何塑造他们与社会的互动,阐 释了新自由主义的多重心理和社会影响,也对当前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和批判性反思。

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权力/知识框架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于这一方法论,福柯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国科学史中基于“断裂”概念对科学作为普遍真理的质疑,关注知识起源和普遍化过程中的偶然性以及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断裂特质,福柯揭示了其起源的偶然及逻辑上的混乱,消解了其作为真理的地位,并进一步表现出对主体命运的关切。主体被作为“权力/知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做了专断的定义和规训,成为臣服的主体。但是,如果对这种专断的真理和权力体系进行反叛与断裂,就有可能指向能动性的主体的重建,并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精神政治与自由危机——关于新自由主义精神治理术的批判与反思

作为一种极为隐蔽且攻心为上的治理权术,精神政治将人的精神视作新的生产力并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工具。究其实质,精神政治就是要通过“优化思想”来造就一批从心理上慑服资本及其统治的仆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许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精神压榨的噱头。以自我剥削、自我强迫为主要特点的精神治理术俨然造就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难分彼此、施害者和受害者合二为一的情形。功绩主体臆想自己的自由处境,现实的个人却在无形社会压力的裹挟下苟延残喘,精神倦怠与心理抑郁等时代症候无不控诉着主体陷入了更深层次的自由危机。面对精神政治的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后果,唯有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实质性批判,方能真正破除精神枷锁、实现精神解放。

英美自由主义与财产权观念的发展变迁

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的300年历史时期内,各种型号的“自由主义”思想贯穿其间,比如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主权与私人财产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这些“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不应该干预私人财产和经济活动;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私人财产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社会义务,国家有权对私人财产和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规范;新古典自由主义又重提古典自由主义的财产权观念,虽然不再宣扬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认为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国家不应该对其进行过多干预,只有那些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政策才是可行的。

权利优先论批判的学理剖析--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为对象

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论战大致分为两个回合。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从道德形而上学转向政治自由主义,而社群主义者则将其间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和价值中立原则作为对象分别予以批判,同时反对以权利的普遍性来否定权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构成其驳斥权利优先于善的学理基础。面对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有必要指出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优先性,以揭示围绕权利与善何者优先论辩的实质与核心。从本质上说,仅凭在先性、基础性或支配性都不能准确阐明何为优先性。所谓优先性乃是指某种依存关系,这种优先性关系带有鲜明的辩证意味和交互特征,由此出发便可找到优先性确立的正确方式和有效路径。